有人曾這樣評價他：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是中國羅素研究的第一人，他是在世最長的中國共產黨創黨元老，他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
但是，他卻在1925年選擇了退黨，從此成為了一名民主人士。1947年，因為不合時宜地在《觀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呼籲和平》的文章，而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從此淡出了公眾視野。
他的名字叫張申府，原名張嵩年，1895年出生於河北獻縣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清朝進士，翰林院編修，民國時期曾任北洋政府的眾議院議員。
直到1979年，他才以中共建黨見證人的身份為人所知。1986年，張申府以93歲高齡去世。
1979年11月，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舒衡哲教授在北京王府倉衚衕，對張申府進行了長達60個小時的採訪，張申府就像一件“出土文物”，被不斷地挖掘出來。
舒衡哲後來講：“越聽張申府講故事，越核對他與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文獻和回憶，就越覺得這位傑出的哲學家，竟然在現代史上被忽略了，這一點是多麼不可思議。對我來講，張申府的一生，是一部關於記憶和失憶的寓言。這個寓言如果我不去找它的話，它也會來找我。”
張申府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人之一，作為中共旅法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始人，作為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作為一二•九運動的領袖，是一個早年轟轟烈烈、晚年默默無聞的人，是一個一度輝煌、半生暗淡的人。
縱觀張申府的一生，他特立獨行，極度自信，固執己見，為了捍衛真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他的一生都在講真話，始終不渝地做一個與真理同行的人。
1983年舒衡哲採訪張申府
01 “我一生都喜歡新的思想，總之是新的東西我都愛！”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同年秋天，張申府被聘到北京大學教授邏輯學。作為一個24歲的年輕人，張申府自視甚高，對如何救國救民，有許多新思想、新理念。
在此期間，他搞了一個學術組織，成為了論壇的主要健將，很快便鋒芒畢露，引起了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的注意。
1919年5月,《新青年》雜誌發表了張申府的一篇文章《危險思想》，其中寫道：“死亡、痛苦、絕望、貧病、命運，固然都是可畏的，但是思想能思想它，思想的能力更偉大。地獄的洞裡，思想可以走進去巡察，毫無恐懼。將來能生存的人，是去思去想的。”張申府相信，只有像他這樣敢於思考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救世者。
1919年7月13日，李大釗主編的《每週評論》雜誌上，發表了張申府的文章《自由與秩序》，其中寫道：“吾們的心，吾們的精神，不但要偉大，自由更要緊。一切心理的束縛，思想的羅網，都須儘先解除。必先有了內部的自由，才有外面的自由可言。”
張申府在北大預科學習期間，從這一科跳到另一科，由數學跳到哲學，由邏輯跳到辯證唯物論，不斷接受新思想，想把孔子、羅素、馬克思、愛因斯坦的思想熔於一爐。
他說：“我一生都喜歡新的思想，總之是新的東西我都愛。我碰到新的東西時，我就忘記早些時候曾經吸引我的事物。”
從1914年開始，張申府開始閱讀羅素的著作，成為羅素思想的熱情崇拜者。從1916年至1919年，張申府幾乎讀盡了羅素所有的著作。
年輕時的張申府
1919年至1920年的14個月中，張申府翻譯、撰寫了10篇關於羅素的論文。1920年11月9日，張申府給羅素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幾個星期後，羅素來到上海訪問，張申府見到了羅素，並在北京聽了他的幾次演講。他對羅素的演講給予了高度評價：“我覺得他的演講就像玉泉山的水，爽人宜人，清冽乾脆。”
1983年2月，張申府為羅素文集寫了一篇序言——《我對羅素的敬仰和了解》，最後一次表達了對羅素“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崇敬之情。
張申府曾經自豪地講：“在中國，一些西方最重要的新的理論與人物最先由我介紹。現在流行的好些名字和著作，是由我最先翻譯和解釋的。對於羅素受中國學界的注意，就更明顯了。這是我對中國的一個主要貢獻，也是我感覺最光榮的。上述的工作，像我在廣大民眾中撒播的種子。”
和張申府同時進入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梁漱溟先生講：“張申府先生對西方的認識比我多得多。我親眼看過和讀過西方的東西，他的是第一手知識。”
1920年，羅素（左二）與張申府等人在北京的合影
02 “贊成我多的，我就幹，贊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我可以在黨外幫助幹！”
1921年7月，張申府在巴黎為《新青年》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說實話》，文章在一大召開前夕發表，其中講道：“吾以為很有組織一個‘實話黨’的必要。這個黨要從心理上，從形成這種心理的人間關係上，毀掉不說實話的因緣。”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沒有取名“實話黨”，但張申府終生都在始終不渝地講實話，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他都不屈從於任何權威。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中國共產黨內部立即大起風波，大多數黨員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反對直接加入國民黨。陳獨秀也曾生氣地說:“這不叫國共合作，這是國共混合。”
對此，布哈林在《真理報》上進行了嚴厲批評，陳獨秀只好屈從。因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只能無條件地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
孫中山屢次向共產國際的代表說：“共產黨既然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會議圍繞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張申府堅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理由是：馬克思在領導1848年德國革命時講過，共產黨原則上應當保持它的獨立性，不應當依附其他政黨；列寧領導俄國革命，首先主張俄國無產階級政黨不應當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應當有獨立的主張。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在理論上就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意見。
當時蔡和森說他“幼稚可笑”，張申府怒不可遏，一氣之下表示要退黨。他走出會場，周恩來在大堂過道截住他，表示贊同他的觀點，但請求他不要脫黨，他不為所動。
後來，張申府來到北京，李大釗、趙世炎都勸他不要脫黨，他還是不為所動。他說：“贊成我多的我就幹，贊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我可以在黨外幫助幹。”
1980年4月28日，張申府回憶這段歷史後說：“我想我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周恩來就不同，他是彎而不折。”
03 “誰叫我們是知識分子呢？知識分子就是要以天下為己任！”
張申府曾經是一個推動中國現代歷史程序的風雲人物，他秉承著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遺訓，在“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的時節，曾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大有“捨我其誰”的英雄氣概。
1920年，陳獨秀、李大釗多次找在北大任教的張申府討論創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同年10月，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張國燾、張申府成為中共最早的3名黨員。
1921 年初，張申府來到巴黎，組建了中共旅法共產主義小組。他到歐洲時，陳獨秀讓他全權負責招收黨員。如果覺得某個人適合，張申府就寫信給陳獨秀介紹情況。周恩來入黨，就是源自張申府的一封信。
1924年，張申府回國後，積極參加黨的活動，很快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上，與黨內的一些人政見不合，於1925年脫黨。
當時，他已經看到了中共政策的一些弱點，認為在1927年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之前，中共的策略已經失敗。他想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尋找第三條拯救中國的出路，真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張申府講過：“我們知識分子為什麼這樣不能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捲入政治呢？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敗所懲罰吧。革命在這一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敗，但我們很快又積聚力量作出反擊。誰叫我們是知識分子呢？知識分子就是要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中國讀書人歷來的責任。1927年我們雖然失敗，但我們知識分子仍然要尋找出路，我們不能夠什麼也不做。”
1935 年在一二•九運動中，張申府作為主要領導人，與妻子劉清揚一同被捕入獄，被關了5個多月。
後來，他回憶被捕後的遭遇時說：“那些日子對我來說真是艱苦。我今天仍然記得獄警兇惡地喊叫著我的名字:‘張崧年！張崧年！’我對我的名字憎厭起來，釋放之後，我就不再用這個名字，我只用張申府，一直到今天。”
1922年，左起：趙光宸、周恩來、劉清揚和張申府在德國的留影
1936年5月7日，張申府由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出獄後，他被開除了在清華大學已經做了5年的教授職位，理由是他在抗日救國活動中表現得“太突出”。
清華大學政治系的兩名教授反對學校與張申府續約，說他是搞政治的，不是教哲學的，沒有履行好教學責任。
張申府後來講過：“我坐過一次牢，失去過教授職位，但是我沒有後悔我的行為。如果我不是中國人的話，如果我不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孔子後人的話，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熟悉的張申府的話，我便會擺脫塵世事務。這樣，我或許會成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
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先生講過：“如果張申府能夠研究學問，那麼在學術上的建樹恐怕會超過他的弟弟一一著名哲學家張岱年。”
《張申府文集》
04 “沒有人可以破壞我的決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難之地。”
1936年夏天，張申府離開清華大學之後，全身心地投入組織救國會。到1937年，他成為了救國會在華北的重要領袖之一，併成為當時“新啟蒙運動”的主要設計師和旗手，這個運動可以說是“五四”精神在抗戰中的再生。
1938年5月25日，張申府在他新編的刊物《戰時文化》發刊詞中講：“文化可以是、而且應該是抗戰的有力武器。我們每個人都要超越現在，超越自我，為一個較高的理想而行動。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戰時哲學，一個具體的哲學、具體的教育政策，能促進科學的文化、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氣質。這是今天最迫切的任務。”
1939年4月10日，張申府在《戰時文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新啟蒙運動和新生活運動》，與蔣介石倡導的對戰時領袖忠誠、順從的思想唱對臺戲，反對他搞個人獨裁。
1923年張申府在莫斯科第一次見蔣介石時，便不喜歡他，於是用批判性的戰時哲學與他直接對陣。
張氏三兄弟合影，左起：張岱年、張申府、張崇年
1942 年5月7日，張申府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科學與民主》，其中講到：“科學和民主都是客觀的東西，沒有客觀的精神，不但科學不能成立，民主也必不能實行。現在提倡科學，不應只注意其結果，尤其要注意其方法、其精神。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應該實行民主，實在已十分迫切。民主是實踐上的事，只有在實踐中學習乃最方便。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自在切實保障人民的信仰、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愛國、救國的自由。因此，要實行民主，爭取這種種自由，便是今日的最當務之急。”
張申府高揚“五四”精神的大旗，向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衝鋒陷陣，使他的批判性哲學在抗戰時期大放光彩。
尤其是他敢於在陪都重慶，毫無顧忌地批評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他說：“中國現在屈辱到這個地步，危急成這樣局面，一個人如果對外不能禦敵，不能捍衛國土，沒有豐功偉績，對內能獨裁嗎？”
張申府講：“我是無政府主義者，是羅素的信徒。沒有人可以破壞我的決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難之地。”
張申府一家
05 “我的忠誠是不由我控制的，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於是麻煩就發生了。”
1957年4月27日，張申府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發揚五四精神，放！》，大聲呼籲思想解放、百家爭鳴。
1957年6月8日，章伯鈞、羅隆基等人被指責為“最惡劣的右派”。
章伯鈞和羅隆基遭到批判後，張申府沒有遵從和參加，最後還被劃為“右派”。但張申府覺得心安理得，因為他說的是心裡話。
不作違心之論，是他從“五四”時期開始待人接物的信條。
1980年1月21日，張申府回憶說：“那時自由的春風好像在政治大地上吹蕩著，我參加了討論，因為我真正相信五四的精神、解放的精神最後在中國結出果子了，但我錯了，正是這令我遇到麻煩。當1957 年6月每人都攻擊章伯鈞的時候，我替他說好話。我說他的政治改革的建議不是全部錯的，我甚至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站得穩。我又落水了，我被打為右派。”
章伯鈞的愛人李健生曾經說過：“這就是張申府的性格。他對朋友是，無論你怎樣落難倒黴，他從不捨棄你。我永遠不會忘記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們在北海公園碰到了。我們已習慣人們避開我們，一見到我們便跑到對面的馬路。但張申府沒有這樣，他向著我們走來，跟伯鈞熱烈地握手，問候我們的健康。你永遠不能感覺到在那寒冷的日子裡，這態度使人覺得多麼溫暖。”
對此，張申府講：“我太老實，太忠於朋友，我沒有想到自己。我的忠誠是不由我控制的，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於是麻煩就發生了。”“我自從18歲參加革命起，就忠實於我的信仰，機會主義者的壓力是不能使我改變的。”
張申府字跡
06 “要責人，先責己；見責於人，要先自責。”
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呼籲和平》的文章，其中講到：“如果雙方都完全標明只為和平而戰，也許會師出更有名，也許會打得更起勁。如此，作戰的雙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這豈不更可證明：呼籲和平,，要求恢復和平，有百是而無一非？可是當真雙方都要和平，那就應該立即停下來，而不該再打。”這篇文章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觀察》雜誌兩個月後也被國民政府查封。
同年11月15日，中國民主同盟開除了他的盟籍。同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頭條報道《痛斥叛徒張申府等賣身投靠》，張申府從“人民公敵”上升為“賣國賊”。
10天后,《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離婚啟事，標題是《張申府背叛民主為虎作倀，劉清揚嚴予指責》。
張申府的政治地位從此一落千丈。
新中國成立後，張申府一度沒有工作。後來，章士釗對毛主席說：“張申府也算是我們黨的老人了，他的工作應該安排一下。”毛主席講：“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怎麼敢安排他呢。”
原來，張申府在北大當教授時，曾經幫助李大釗做過一些圖書館的工作。
那時，毛主席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有時候借書卡片登記錯了，張申府就讓他去重新登記。
後來，在周恩來的關懷和協調下，北京市市長彭真為張申府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一份工作。
張申府一家
北京圖書館是一個“低調的”機構，在那裡，張申府能夠終日與書為伴、擁書而坐，這正是他所喜歡的人生境界。
晚年的張申府視榮辱為身外之物，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深得中國哲學的真諦。面對清苦的日子，張申府總是能夠淡然處之。
有時候生活實在不能維持，他就拿一些舊書報來賣錢。而每次買廢報紙的師傅拿走報紙後，他經常想起一些捨不得賣的，就追出去把報紙再買回來。
有一次，他的女兒說要買塊手錶，張申府拿不出錢，又不願意讓女兒失望，就把自己的手錶給了女兒。
1982年7月，他寫了《我的世界觀——漫談如何為人、怎樣對人?》一文，其中講到：“由知己進而更知人。知如何對人，更知代人設想。要責人，先責己。見責於人，要先自責。”
這位老人試圖總結自己的一生，同時告誡同時代的人。
晚年的張申府
1962年，周恩來在廣州一次會議上講：“我感謝張申府和劉清揚，是他們兩人介紹我入黨的。”
1986年7月2日，張申府以93歲高齡逝世。
《人民日報》在公告中對他作了最後的定論：“著名愛國人士、我黨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