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常年被飯圈、時事包圍的微博熱搜，赫然出現了一條名為“浙江的農村有多豪華”的話題，引發1.6萬人討論，累計2.6億閱讀量。話題下的浙江人曬出的無一不是花園別墅洋房，再配上“這不是農村標配嗎”“十幾年前就是這樣的房子”的評論，直接惹得人眼紅一片。
如今親自到浙江農村走上一遭後，我的體會也更為強烈：走過那麼多地方的村子，浙江足以稱得上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樣板間、農村建設的領跑者。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浙江的農村建設得這麼好看？為什麼浙江人愛回農村老家造“豪宅”？
首先，任何社會現象的背後都是經濟規律的體現，雄厚的經濟基礎是根本前提。“浙江人有錢”，幾乎成為一種共識，而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民營經濟的發展，幾乎每個市域有自己的特色產業，比如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被譽為“塑膠製品王國”的台州，還有靠“江南皮革廠”一夜爆火的溫州。
據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的最新資料，浙江的民營經濟佔到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當中的96席，連續22年居全國各省首位。
更重要的是，浙江大多地區都就地發展民營經濟，把廠房建在鄉鎮或者市區邊上，當地村民在家門口就能上班，甚至還有住在市區的人每天往返於鄉下上班。
如此一來，村民們不必拋下老人和孩子到城市務工，當地產業的發展不僅帶動本地人就業，也吸引了許多外來務工人員，從而拉動了鄉村現代化的變革，鄉下與城裡真正形成了經濟命脈的共同體。
就拿沫沫村裡的水蜜桃產業來說，最開始只是幾個農戶在十幾年前的小規模嘗試，到最後推廣成為全村人的致富秘籍，尤其在成為水蜜桃種植示範村以來，伴隨著生產、保鮮、加工、銷售等環節的更新迭代，“桃經濟”也被賦予新的內涵：“春賞桃花夏賣桃、秋吃桃膠冬品酒”，借力於當地政府的大力扶持，逐漸從單一的桃業種植延伸出深加工產業、文旅事業等全產業鏈條。村民的腰包鼓了，路修通了，房子自然就蓋起來了。
2020年12月釋出的全國綜合競爭力百強縣榜單上，浙江以24席的數量居於首位，其次是佔23席的江蘇。從收入情況來看，2020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1930元，排名第二，僅次於上海。經濟的發達離不開浙江人滲入骨子裡的經商思維。
自古以來，江浙一帶就多經商人才，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它本身的自然地理環境所造就。浙江多山、少耕地，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說法，頻發的自然災害也讓浙江人意識到單靠傳統的農耕文明行不通，開始探索起“做商販，走四方”的商業文明，經商的傳統就此在這片土地發跡。
春秋時期被尊奉為“商聖”的范蠡，就出身於定都會稽(今浙江紹興市)的古越國，“三致千金”的經歷令他成為浙商的典範，重商的越國也成為浙商最早的發源地。此後更有數不勝數的浙商名人：來自湖州的明初首富沈萬三，來自寧波的“五金大王”葉澄衷，來自湖州靠創辦絲起家的南潯“四象”……近代以來浙商一舉崛起，與徽商、晉商、粵商並稱為“中國四大商幫”，敢闖敢拼的創新精神在一代代浙江人的血脈中傳承。改革開放後，他們更是先人一步搭乘上民營經濟的春風，憑藉多年累積下來的資金和技術資源，讓非公有制企業遍地開花。
直到今天，浙商依然是不可複製的神話。《2020胡潤百富榜》中，共有308位浙商上榜，比2019年增加70位，連續三年蟬聯第一，這裡面有我們耳熟能詳的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網易創始人丁磊，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後，以及首次上榜便位列第三的農夫山泉創始人鍾睒睒。前十榜單中，浙商就獨佔四席。到2021年，最新的福布斯實時億萬富豪榜顯示，我國排名前三的富豪均來自浙江。
也許你會說，這只是浙江頭部城市的經濟發展，並不具有普遍性。實際上，從全國範圍來看，浙江的城鄉收入差距和區域發展差距都相對較小，並且也在逐年縮小貧富差距，是一個能打造“共同富裕”的好地方。比如2020年浙江的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96，比上年縮小0.05，連續8年呈縮小態勢，也是自1993年以來首次降至2以內。
浙江不僅富裕，而且富裕得很均衡。鄉村配套的公共服務建設也不比城市差，比如基本每個村都會配備農家書屋、文化禮堂、衛生服務站等。當某些城市商品房還在用“150米內基本商店齊全”“綠化覆蓋率達35%以上”的噱頭來招攬房客時，這些在浙江的新農村已經基本得以實現。
鄉村發展得好，自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大城市的虹吸效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埋頭往外跑，而是主動回到家鄉，開啟了在家創就業的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