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斌
張之洞發起上海灘地清理運動，是為了歸還一筆紡紗機器的貨款，而這批紗機，又由張謇認領，用於開辦南通大生紗廠。上海城市土地的財富積累，由此轉化為近代民族企業的創業資本，聽上去是個美好的故事。然而故事的背後，既有大臣謀國的衝動與霸道，又有官員逐利的貪婪與兇猛；既有城市化程序的加速，又有上海紳民的無奈與辛酸。易惠莉教授《從張之洞所購瑞記紗機到張謇創辦大生紗廠》（《近代中國》第29輯）一文對於張謇認領紗機的過程有詳盡考察，本文關注的重點，在於因歸還紗機欠款而引發的上海灘地新政。
19世紀末黃浦江蘇州河口新漲灘地（綠色部分）
一
1895年夏天，《馬關條約》初成，張之洞正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除了為清政府張羅賠款之外，還急著要償還另外一筆債務。兩年前他在湖北透過上海瑞記與地亞士兩個洋行定購了四萬零七百餘錠紡紗機器，準備開辦武昌南紗廠。後南紗廠招商失敗，紗機存放上海。除了預付的定銀2萬餘兩外，購買紗機的貨款由洋行墊付。此時這筆紗機欠款因為利息和匯率上漲等因素，累計已經達到60餘萬兩，且還在增長中。
8月，張之洞派葉大莊到上海來開辦煙土捐，想從鴉片貿易中開闢財源，收效甚微。適逢上海地價飛漲，冒名販賣灘地的案件時有發生。在10月的一個案件中，3位地保聯手將新閘50畝灘地冒名升科，準備以3萬兩銀子的價格賣給洋行，不料那些灘地是有主的，事情敗露。張之洞從這些案件中受到啟發，於12月3日致電上海道臺黃祖絡：
聞緊連租界新堤地方有未升科地數百畝，為該處地保冒名稟請升科，業已零星轉售。果有此事，該地保實屬膽大可惡，應即澈底追究。聞此外未升科地甚多，該道務即督同上海縣及葉丞一併切實查明，變價充公。此後如有稟請升科者，務必嚴斥，勿令朦混私佔。
這封電報的重點，不在於追究冒名升科，而在於諭令未升科的灘地一律停止升科，“變價充公”。顯然，張之洞在上海灘地中發現了新財源。
所謂“升科”，是指無主荒地晉升為科稅田地。透過升科，國家獲得田賦，而農戶獲得擁有土地的憑證。升科的時候，農戶會向政府交納一筆費用，即升科銀，一般要低於當時地價。1882年，上海縣集中進行過一次灘地的清丈升科。當時的升科銀是每畝6兩，而上海道契反映的平均地價當時為每畝130兩左右。灘地升科習慣上遵守“子母相生之例”，新漲灘地相當於毗連土地的延伸，只有毗連土地業主才有資格申請升科。
荒地升科政策是清政府鼓勵墾荒的國策，升科政策的改變，以往都是由督撫奏請朝廷批准的。道光八年（1828），江蘇巡撫陶澍為了平息民間為了爭奪灘地沙洲的升科權而產生的衝突，奏準清廷禁止江蘇灘地升科。不過這個政策早在太平天國起義時又被兩江總督怡良奏準廢除了。張之洞暫時代理兩江總督，未經奏準，一句話就把上海灘地升科之路堵死了，作風相當霸道。上海道臺黃祖絡對於張之洞惟命是從，接到來電後立即照辦。12月8日，《申報》釋出訊息稱，張之洞委託葉大莊在上海開辦升科局。
張之洞像
二
葉大莊，字臨恭，福建閩縣人，1873年舉人，著名詞人，與黃遵憲、汪康年等人交好，此時正以候補同知身份擔任張之洞幕僚。1896年2月，劉坤一回任兩江總督，張之洞離開江寧，回任湖廣總督。行前，他給葉大莊安排了一個署理松江府海防同知的官職，讓他繼續在升科局辦理清理灘地的差事。不過，葉大莊以一介微官，替張之洞在上海料理棘手事，實屬不易。
3月28日，葉大莊與上海知縣會銜發出告示，表示此次清理，是奉“署南洋大臣”張之洞的諭令進行的，目的在於將上海寶山兩縣的新漲灘地清理出來，“按照時值核實變價，撥湊要需”，以免它們被侵佔盜賣，且此次清理的灘地，專指“無糧久荒官地”，即從未納稅、久未利用、尚未升科之地。
張之洞回到武昌之後，透過販賣湘、鄂鹽票籌得30萬兩，歸還了一部分欠款。4月16日，葉大莊稟告張之洞，已經清出了約1000畝灘地，其中，寶山約300畝，上海約700畝。當時寶山那邊充公的灘地，最低大約每畝100兩，而上海浦東爛泥渡那邊的地價，已漲到每畝1250兩。以當時的進展推算，似乎餘下的30萬左右紗機債務，完全有可能透過賣地款籌集。但是好景不長，到了8月，葉大莊在升科局的差事被劉坤一免去。不久，又被免去署理海防同知一職。11月，江蘇布政司任命他署理邳州知州。
對於葉大莊的去職，滬上中外媒體猜測與賣地款的賬目有關。據《申報》8月30日報道，葉大莊曾經給劉坤一匯去10萬兩，得到的卻是劉坤一充滿疑問的批覆：“此項灘地前據稟報清出約有八百餘畝，此次據解銀十萬兩，是否此項官地一齊售去，抑並未售完。……況上海地價昻貴，五六百圓起至四五千圓一畝不等，應明定價值。”可見葉大莊沒有將清理灘地的賬目與動態詳細彙報，惹得劉坤一疑竇叢生，總覺他有所隱瞞。張之洞的人，劉坤一用起來不順手，最終撤換了事。
葉大莊去職後，升科局一度由江海關委員曹荃生主持。曹兩次到浦東勘丈灘地，覺得像是在搶東西。又看見有沿浦貧民祖傳的灘地因為沒有升科，要被充公，感覺傷心悖理，下不了手，便自己辭職了。
三
1896年12月，許寶書由劉坤一指派接辦清丈局（即升科局）。許氏字閬軒，杭州人，江蘇巡撫許乃釗的族孫，監生出身，咸豐年間投身兵營，曾因參與攻克被小刀會佔領的青浦、上海縣城而受到保舉。1896年被委任為清丈局總辦時已經69歲，身份是江蘇候補知府。
許寶書清理灘地，採取挨戶清查的方法，只要業主不能提供執業方單，或者丈量面積超出方單所載，不管是否灘地、是否納糧，一律充公。例如，根據《申報》1897年9月6日報道，許寶書到二十五保五十圖清丈的時候，對圖內所有土地是否持有方單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繪製成圖，將所有無單土地標註為紅色，一律充公。上海居民將方單丟失或拿去抵押的情況本就不少，許氏超越許可權，將他們的土地直接沒收，可謂兇猛。又如，浦東楊家渡36畝灘地上密集居住著169戶貧民，因受災被前上海知縣劉郇膏豁免錢糧，許寶書將他們的土地沒收，賣給日商，令數百人無家可歸。據《民國上海縣續志》估計，許寶書圈屯的土地至少有三千畝。
在清理裕源紗廠土地的時候，為了迫使廠方補繳差額地價，許寶書申請動用官府力量，扣押裕源廠股東族人的鹽票。不料裕源廠背後有李鴻章支援，後者於1898年5月致信劉坤一：
頃據上海裕源紗廠呈稱，該廠地基共計七十九畝四分零，經升科局許守寶書丈量，有八十一畝二分零，僅多一畝有零，竟指為多至二十二畝有奇，每畝須另繳規銀七百五十兩，合計一萬餘金，稟請在該股東同族朱瑞元淮岸鹽票扣運作抵，向該廠纏擾，急須早為清結。……況當華商疲敝、洋商爭利之時，直似助人排擠，於商務大局妨礙匪鮮。許守人本精明，而心計過於刻薄，弟所深知，辦理升科局數年以來，萬端搜求，聲名殊劣，人言嘖嘖，想臺端亦有所聞。茲據該廠詳晰瀝陳，弟系創議辦理之人，自應據實代達。
李鴻章不僅指控許寶書捏造清丈資料，勒索錢財，更從政治高度指責他破壞旨在“挽回利權”的洋務運動。李鴻章的指控當然是有分量的，1898年10月初，江蘇布政司宣佈許寶書署理淮安知府。
許寶書這麼賣力地清丈土地，顯然不僅是為了替張之洞還款，還款只是他搜刮土地財富的藉口。許寶書的行動需要多方支援配合，其收益也令多方獲利。參與這場饕餮盛宴的，既有從劉坤一到許寶書的官僚群體，也有衙役、地保、掮客等各類角色。
四
清丈局對於上海土地財富的搜刮激起了上海本地人的抗議。抗議的聲音首先來自上海的報紙。《新聞報》1898年9月18日的社論《論漲灘充公之可駭》，揭露了許寶書透過變賣充公土地牟利的途徑，即先把充公土地賤賣給自己人，再由後者抬價出售。實際上，許寶書的弟弟許韜安，就是當時上海有名的地販。
上海本地計程車紳階層一直不敢對於清丈灘地的行動表示意見，許寶書的離任讓他們覺得其背後的支援力量開始鬆動。為了防止繼任者繼續搜刮，1899年7月26日，楊德鑅等15名上海本地紳士聯名給上海道臺、松江知府和上海縣令呈遞了一份稟帖，請求“凡完糧業田，有印串可憑、印冊可證者，概免充公”。這樣的請求，十分卑微。而上海道臺卻在批覆中表示，升科局由兩江總督設定，他無權代為決定。
15名上海紳士倔強了一回，於9月14日再次呈稟，請求對於有糧（有納稅記錄）無單（無執業憑證）之田，由上海縣補辦執業憑證，不令充公。9月23日，上海道臺批示稱，已經請示過兩江總督，“沿江地畝分別有主無主，以順輿情”。這個批示雖然對於上海紳士的請求作出了讓步，不過迴避了稟帖中含義明確的用詞“有糧無糧”、“有單無單”，代之以含義不明確的“有主無主”，從而留下了下一步的尋租空間。
楊德鑅等15名聯名具稟者都是在官僚系統中具有一定地位而離職在家的紳士。如楊德鑅和李曾珂都是進士、縣令，姚文枏和葛士清都是舉人，張煥綸是廩貢生、候選同知。這些本地紳士的官階都比較低，在高官眾多的上海，他們的影響力有限，沒有能夠及時制止清丈灘地的行動。作為上海民意的代表，他們的意見得到了及時的反饋，但是結果只能說是差強人意。
除了報紙評論和紳士請願之外，上海的抗議還有第三個渠道，御史的彈劾。10月8日《申報》登載了一份御史奏摺，指責許寶書利用清丈灘地的機會，“將有糧田畝變價充公”，所得款項去向不明。御史名叫宋承庠，松江華亭人。他有個朋友在《申報》任撰述，《申報》因此得到了這份奏稿。
朝廷收到這份奏摺後，令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查明具奏。1900年1月16日，劉坤一復奏稱，紗機欠款最後已經增加到了近88萬兩，灘地變價所得不到25萬兩，張之洞提供了約35萬兩，不足部分是他從其他渠道籌措填補的。意思很明顯，清理灘地是在為張之洞善後。至於許寶書，劉坤一隻是為他認領了一個小錯誤，說是有一塊地屬於“一業兩主單串各執”，即執業憑證和納稅憑證有兩個業主各自持有，許寶書所派辦事員誤將該地充公，許有失察之責。這件事牽涉到張之洞、劉坤一兩大權臣，清廷不欲深究，最後給了許寶書一個“交部察議”的最輕處罰了事。
劉坤一竭力為許寶書辯護，表面上沒有作出什麼讓步，實際上還是有所收斂。自宋承庠上奏以後，清丈行動即陷於停頓，清丈局後續工作主要是繼續變賣原來囤積的充公地，直到1908年併入會丈局。但經此一役，上海漲灘的升科之路也被徹底堵死。
張之洞1893年所購四萬零七百餘錠紗機因計劃不周、財力不足等原因，多花了很多冤枉錢。好在這批紗機後來作價50萬兩官本，被張謇的大生紗廠分批認領，總算物盡其用，為近代民族企業的發展貢獻了力量。
灘地新政標誌著國家開始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城市土地的開發、利用和買賣，主動從城市土地的財富積累中汲取財政資源。這場灘地清理運動客觀上加速了上海土地的城市化，並促使農業時代的灘地升科制度走向崩潰。同期上海道契有一個申領高潮，與此不無關係。
這場灘地清理運動促進了上海地方自治意識的覺醒。上海人對於這次對上海土地財富的掠奪一直耿耿於懷，姚文枏主纂的《民國上海縣續志》對此深表不滿。在清末上海自治運動中，主事者也一直在爭取把灘地收入轉化為城市自治基金。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