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創辦的報刊難以計數，但由黨中央決定創辦，由黨的最高領袖親自撰寫發刊詞的卻屈指可數，《中國工人》便是其中之一。它在1924-1941年間三次出刊又三次停刊，1940年2月第三次在延安出刊時，毛澤東為它撰寫了發刊詞，其中提出的辦刊宗旨、編輯要求，不僅成為辦好《中國工人》的指南，而且至今仍然是新聞工作應該遵循的基本準則。而且，《毛澤東選集》（四卷）只收錄了毛澤東撰寫的兩篇發刊詞，一篇為黨內刊物《共產黨人》，另一篇即為《中國工人》。

《中國工人》1924年創刊號

從《中國工人》的歷史看它與黨的歷程血肉相連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一個決議開宗明義：“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黨應在工會里灌輸階級鬥爭的精神。”因此，8月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人運動的公開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在上海、武漢、湖南、廣東、山東設立分部，透過創辦各種形式的工人學校和工人讀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啟發工人覺悟，並且在各地發動和組織工人開展了一系列罷工鬥爭，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工人運動高潮，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香港海員大罷工、開灤煤礦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安源路礦大罷工等。

　　1922年5月，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發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實現了中國工人階級走向聯合、團結的開端，勞動組合書記部被大多數工人團體所承認，從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各地軍閥查封工會，鎮壓工人，全國工人運動陷入低潮。同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了《關於勞動運動的議決案》，號召恢復工會，領導工人進行政治鬥爭。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促成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成為中國革命復興和高漲的新起點。《中國工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中共中央決定創刊的，傳播馬克思主義，指導工人運動。由此可見，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人運動的需要，是中國革命興起的歷史產物。

　　《中國工人》創刊後共出版五期。此後由於“五卅”運動發生，“編委會重要成員工作繁忙，集稿發生困難”，1925年6月，經中央決定暫時停刊。

　　《中國工人》再次出刊是三年多以後的1928年。這期間，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國共第一次合作和以消滅封建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為目標的國民大革命，由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叛變而破裂、夭折，中國工人運動也再次經歷了從高潮到低落的起伏。1928年7月，中共六大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通過了決議案，提出了新的工運策略，要求“領導工人日常生活的經濟鬥爭去團結群眾”。為了指導鬥爭的需要，《中國工人》復刊了。

1928年《中國工人》創刊號卷頭語

　　復刊後的《中國工人》是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刊物出版的，復刊號封面就明確標示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字樣。刊物的內容較此前也有了變化，理論文章減少，工會檔案（全總的報告、宣言、通告）和工運事件分析、評論等題材增加，並且新設欄目，報道各地工人生活、工運動態，以及有關國內外時事，文字也變得通俗、活潑了。

　　《中國工人》復刊正值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黨的活動不得不轉入地下或農村。《中國工人》宣傳革命，宣傳工人運動，當然在嚴格查禁之列，不得不做些偽裝。這一時期雜誌總共出版八期，其中半數封面都沒有《中國工人》的刊名，第五、第六期封面用“漫畫集”，第七期用“紅拂夜奔”（言情小說），第八期用“愛的叢書”作為掩護。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下，堅持到1929年3月再度停刊。雖然出版時間短暫，但仍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和鮮明的戰鬥性。

1928年，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檢查，《中國工人》以偽裝封面出刊 。

1928年，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檢查，《中國工人》以偽裝封面出刊 。

1928年，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檢查，《中國工人》以偽裝封面出刊 。

　　《中國工人》第三次出刊是在1940年2月，距1929年停刊又過去了11年。這期間，中國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九一八事變”、國民黨五次圍剿蘇區、紅軍長征、“西安事變”“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鑑於中華全國總工會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為加強對全國特別是各抗日根據地工人運動的領導，1939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恢復成立職工運動委員會，作為中職委的機關刊物，《中國工人》再次創刊。

1940年《中國工人》創刊號

　　新的《中國工人》稱創刊而非復刊，意味著它有全新的辦刊宗旨與思路。作為在中共中央所在根據地的延安出版、面向廣大職工群眾公開發行的刊物，這時的《中國工人》與此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秘密發行時不可同日而語，邊區工人運動與大革命時期以罷工為主的鬥爭形式也截然不同了，必須適應新的形勢需要。延安時期的《中國工人》與此前比較，最大的變化是語言更加通俗、形式更加多樣，內容更加直接地面向職工群眾，特別是抗日根據地的工人和工會。

　　為了擴大《中國工人》的發行和影響，邊區各工廠工會積極響應中職委號召，紛紛組織通訊網、讀者會，並且發動職工群眾募集資金，幫助編輯部解決困難，編輯部在每期雜誌上都要刊登捐助名單，以表謝忱。這一方面體現了職工群眾對自己刊物的熱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邊區面臨的經濟困境。1940年《中國工人》第五期發表編者的話：“近來因為印刷的困難和紙張的缺乏，各種刊物的篇幅均將緊縮。本刊也不得不在這緊縮的原則下，將文章的篇數與字數加以減少”，進入1941年，《中國工人》編輯部又宣佈，從第十二期起，“由於印刷和紙張困難，改為雙月刊。”事實上，出版第十三期後就停刊了。比較延安時期出版的《中國工人》與1924年和1928年在上海、武漢出版的《中國工人》，前者無論用紙還是印刷質量，都明顯粗劣許多，直觀地反映了邊區的物質匱乏。

　　1941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統一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要求加強新聞宣傳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統一宣傳口徑。加之根據地物質條件相當困難，黨中央決定整頓各種報刊，集中力量辦好一兩份權威性報刊（如解放日報）。延安版《中國工人》雖然停刊了，但中國工人運動仍在繼續發展，並且日益成熟、壯大，逐步從邊區擴大到越來越多的解放區，最終融合國統區工會，實現全國工會的團結與統一，直至走進新中國。

　　從以上《中國工人》創刊、停刊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它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走過的歷程是血肉相連、榮辱與共的，可以說，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運動的輿論宣傳工作就始終在其領導下發展、進行。中國共產黨為了堅守這塊輿論陣地，也付出了艱苦的努力。

從撰稿人看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重視與領導

　　1924年版《中國工人》每期要目所列作者中，有中夏、士炎、德龍、述之、重遠、偉民、能至、秋白、巨緣、一農、伯簡、碩夫、守常、辟世以及羅章龍、劉少奇、張特立……這些作者中，除劉少奇、瞿秋白的名字人們耳熟能詳，其他人如不詳加考察，很可能被忽略，而他們卻都是當時中共或工運領袖人物，如“守常”即李大釗，“巨緣”即瞿秋白、“張特立”即張國燾。其他撰稿人與當時的中國工人運動，也都有著密切關係和重要影響。

　　中夏、重遠，即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1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1925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兼宣傳部長，1929年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是著名工人運動領袖。

　　士炎，即趙世炎，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建立了中共旅歐支部。1924年回國，協助李大釗領導北方各省鬥爭，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成為當時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德龍，即項英。中國共產黨在湖北最早發展的產業工人黨員之一，也是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中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委員長。

　　羅章龍，1920年和李大釗發起組織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共建立時的黨員之一、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曾任中共中央局委員、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組織領導過多次工人大罷工，是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偉民，即林偉民，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發起和負責人之一。和蘇兆徵等領導了香港海員大罷工、上海海員工人罷工，是早期中國工人運動著名領袖。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任委員長。

　　能至，即李立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和劉少奇等組織安源路礦大罷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49年後曾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等職，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辟世，即任弼時，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團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書記處書記，是新中國第一代領導的重要成員，1950年在北京病逝。

　　一農，即羅亦農，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是劉少奇的入黨介紹人。回國後參與領導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先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員不足千人（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開時，全國黨員為994人）。這麼多中共高層領導都為《中國工人》撰稿，可見當時中國共產黨對於宣傳和發動工人階級、開展工人運動的重視與指導，也完全契合建黨初期的工作方針與工作重點。

　　《中國工人》停刊三年，1928年復刊時，此前的主要撰稿人大多不復再現——李大釗、趙世炎、羅亦農先後犧牲，林偉民病逝，鄧中夏、瞿秋白赴蘇，劉少奇到北方從事秘密鬥爭，李立三忙於主持中央工作。新的撰稿人中，大部分使用化名，由於年代久遠，今天已很難考證其真實身份。不過，時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主要負責人之一的羅章龍卻更加活躍了，他用“滄海”的化名寫了更多的文章。這一時期《中國工人》總共出版八期，除第六、第八期外，“滄海”署名的文字平均每期佔了四分之一篇幅。此外，還有三個重要作者，即復刊《卷頭語》作者羅登賢和林育南、蘇兆徵。

《中國工人》第一位主編羅章龍，承擔了大量撰稿工作。

　　羅登賢，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之一，1925年協助蘇兆徵發動省港大罷工，1927年又協助張太雷等策劃廣州起義。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全國總工會代理委員長。1933年2月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年僅28歲。

　　林育南，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長期從事中國工人運動，參加領導了“二七”大罷工、“五卅”運動等，是著名工人運動領袖。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湖北省工團聯合會秘書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等職。是其堂兄林育英（張浩）、堂弟林育蓉（林彪）入黨、革命的引路人。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曾與羅章龍共同主持編輯《中國工人》。1931年2月被國民黨殺害，年僅33歲，是著名的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

　　蘇兆徵，中國工人運動先驅和著名領袖。18歲起做海員，積極投身工人運動。1920年同林偉民等籌建海員工會，1922年參加領導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迅速成長為中國工運領導者，“五卅”慘案發生後，領導省港大罷工，和鄧中夏等發動25萬工人參加罷工，組織了10萬香港工人回廣州，嚴密封鎖香港，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此後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常務委員。因積勞成疾，1929年2月病逝，時年44歲。

　　1940年《中國工人》在延安創刊，除毛澤東撰寫發刊詞外，為之題詞和撰文祝賀的還有：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時任延安憲政促進會會長吳玉章、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王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洛甫（即張聞天）以及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王稼祥等，這樣的祝賀“陣容”，足見中共中央高層對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重視。此後，還有許多中央領導在《中國工人》發表文章（如第六期“‘七七’紀念特輯”就集中發表了毛澤東、朱德、洛甫、王稼祥、任弼時、鄧發的紀念文章）。

　　毛澤東在《中國工人》發表的三篇文章中，有兩篇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一篇是為創刊號撰寫的發刊詞，另一篇是紀念抗戰三週年和中國共產黨建黨十九週年的文章《團結到底》。第三篇是《相持階段中的十大任務》。朱德在《中國工人》先後發表過三篇文稿，前兩篇談抗日戰爭的局勢，特別是軍事鬥爭，第三篇《參觀邊區工廠後對邊區工人的希望》則是專門為《中國工人》所寫的。

　　作為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領導者，鄧發、張浩為辦好《中國工人》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張浩原名林育英，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曾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訓處主任（政委），後因傷病調回延安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在延安版《中國工人》刊登的“職工運動叢書”廣告中，《馬列主義與職工運動》《工人運動參考材料》《職工運動教程》都是張浩編著的。1942年初，林育英因病逝世，時年45歲，中共中央領導人輪流為他守靈，萬餘人參加公祭，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抬棺安葬。據史料載，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惟一一次為逝者執紼抬棺。而林育南、林育英兩兄弟作為領袖人物先後為中國工人運動獻身，在中共黨史上也是無出其右的。

　　鄧發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不僅主持《中國工人》的出版，而且寫了許多文章。延安出版的13期《中國工人》，7期有鄧發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評輕視工人運動的傾向時說：“中國共產黨開始是從職工運動成家立業的，中共與職工運動是心血相關的，現在我們的同志如不關心職工運動，簡直是忘了本……”1945年4月，鄧發作為解放區唯一的工人代表，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並當選為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46年4月8日，鄧發與王若飛、秦邦憲（博古）、葉挺等在從重慶乘飛機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

　　1924年到1941年短短的十幾年時間，《中國工人》三起三落，總共出版26期，竟然有這麼多黨和工人運動領袖為之撰稿，足見黨對工人運動的重視與支援。（張刃）

　　1940年《中國工人》在延安創刊時，毛澤東同志題寫的發刊詞，全文如下：

《中國工人》發刊詞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

毛澤東

　　《中國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國工人階級，二十年來，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展開了英勇的鬥爭，成了全國人民中最有覺悟的部分，成了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鬥爭，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鬥爭，這個功勞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國革命尚未成功，還須付出很大的氣力，團結自己，團結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團結知識分子，團結一切革命的人民。這是極大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這是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責任，這是整個工人階級的責任。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後解放，只能在社會主義實現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必須為此最後目的而奮鬥。但是必須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階段，才能進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所以，團結自己和團結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當前的任務。《中國工人》的出版，就是為了這一個任務。

　　《中國工人》將以通俗的言語解釋許多道理給工人群眾聽，報道工人階級抗日鬥爭的實際，總結其經驗，為完成自己的任務而努力。

　　《中國工人》應該成為教育工人、訓練工人幹部的學校，讀《中國工人》的人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工人中間應該教育出大批的幹部，他們應該有知識，有能力，不務空名，會幹實事。沒有一大批這樣的幹部，工人階級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階級應歡迎革命的知識分子幫助自己，決不可拒絕他們的幫助。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助，自己就不能進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這個報紙好好地辦下去，多載些生動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

　　一個報紙既已辦起來，就要當作一件事辦，一定要把它辦好。這不但是辦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看的人提出意見，寫簡訊短文寄去，表示歡喜什麼，不歡喜什麼，這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使這個報辦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當作發刊詞。

來源：中國工人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