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話，大意是：“很遺憾，歷史上的大多數酷吏，活著時並沒有遭受報應。”
許多朋友不理解，也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是：“酷吏不是一般都是現世報嗎？”“漢武帝時期的酷吏，沒有一個有好下場。”還有朋友援引了這樣一段貌似很有道理的論述作為反駁：
“酷吏是中國傳統帝王術很重要的一種工具人，用酷吏以立君威，殺酷吏以平民憤。生死對主子都有正面意義。酷吏替主子行暗黑之事，手段目的都不可能幹淨，知道的太多，所以斷無後路可言。除了主子，皆為敵人，身家性命完全繫於一人之恩寵。說白了就像手紙，主子要幹髒活擦屁股的時候一定要用，但是擦完了一定要扔。歷朝歷代沒有一個酷吏能夠善終。”
我想，產生這種認知分歧的主因，應該是誤讀了《史記·酷吏列傳》和《漢書·酷吏傳》，誤將司馬遷與班固對酷吏下場的期望，當成了西漢時代酷吏的真實下場。
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裡記載了十一位酷吏的具體行跡。
其下場分別是：
（1）郅都。此人滿足了漢景帝整肅宗室列侯的需要，“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後因審理臨江王劉榮（景帝之廢太子）一案引起竇太后（劉榮祖母）不滿，遭竇太后報復，被斬。
（2）寧成。同樣是為了滿足漢景帝整肅宗室列侯的需要，造成的結果是“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後於漢武帝時代被外戚報復，“抵罪髡鉗”後離開官場成為民間豪族。另一酷吏義縱做南陽太守時，“盡破碎其家”，將寧成及其宗族一併摧毀。
（3）周陽由。漢武帝時代酷吏，每任職一地必夷滅當地豪族大家。做河東都尉時與當地太守爭權，互相舉報。太守自殺，周陽由棄市被誅。
（4）趙禹。漢武帝時代酷吏，與張湯合作制定律令，司馬遷稱西漢“用法益刻”便是從趙禹開始的。趙最後“以壽卒於家”。
（5）張湯。漢武帝時代酷吏。用法嚴峻，開“腹誹罪”之惡例，治獄專以武帝意志為準，並善於援引經典為暴行粉飾。後敗於同僚傾軋，自殺。
（6）義縱。漢武帝時代酷吏，曾一日“報殺四百餘人”。後因鼎湖至甘泉的道路維護得不好，而被病中的漢武帝懷疑“難道義縱覺得我沒機會再走這條路嗎？”繼而失寵。同年，楊可奉漢武帝之命在全國實施“告緡”（舉報他人財產），義縱將舉報者當亂民給抓了，引起漢武帝不滿，被殺。
（7）王溫舒。漢武帝時代酷吏，曾殺人至“流血十餘里”。後因在“詔徵豪吏”運動中受人錢財給人開後門被告發，遭誅滅五族。
（8）尹齊。漢武帝時代酷吏。在他做中尉的時代，“吏民益凋敝”。後病死於淮陽中尉任上，死後有仇家欲焚燒其屍體洩憤。
（9）楊僕。漢武帝時代酷吏。其行徑大體與尹齊相仿。後率軍參與征伐朝鮮，因與同僚發生爭執被免為庶人。後病故。
（10）減（鹹）宣。漢武帝時代酷吏。與另一酷吏成信交惡。成信藏匿到上林苑中，減宣派去格殺成信的吏卒射中了上林苑門，被問成大逆之罪，自殺。
（11）杜周。漢武帝時代酷吏。他主政的時代，“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後病死。杜周死時，留下了“累數鉅萬”的家產，宗族不衰，子孫後代皆擔任官職。
班固在《漢書·酷吏傳》中增加了四名酷吏的具體行跡。
其下場分別是：
（1）田廣明。漢武帝時代以酷吏起家，“以殺伐為治”。漢宣帝時代因率軍出擊匈奴“引空軍還”，被宣帝下旨責備後自殺。
（2）田延年。霍光時代酷吏，曾參與廢黜昌邑王。其主政期間以強硬手段直接沒收富戶財物，導致富人皆怨，出錢徵集田延年的犯罪證據。後因被揭發貪汙鉅款，自殺。
（3）嚴延年。漢宣帝時代酷吏。冬月論囚時“流血數里”，時人送外號“屠伯”。後被同僚告發，以“怨望誹謗”朝廷的罪名被殺。
（4）尹賞。漢成帝時代酷吏，死於執金吾任上。四子皆官至太守。
這十五名酷吏中，不得好死者十人，得善終者五人。不得好死的十人當中，又有半數人的死亡，與做酷吏並無直接關係。如：寧成被消滅，是因為他離開朝廷後成了民間豪族，成了其他酷吏的消滅物件；周陽由被殺，是因為與同僚爭權；義縱被殺，是因為他忤逆了漢武帝的旨意，阻撓了告緡運動；減（鹹）宣的死是個意外，不慎射中上林苑門冒犯了漢武帝；田廣明則是死於領軍作戰不力。所謂“歷朝歷代沒有一個酷吏能夠善終”，並非事實。
更緊要的是，漢代的酷吏是一個規模極為龐大的群體，並非只有以上十五人而已。司馬遷說得很明白：“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從寧成、周陽由開始，西漢的官僚集團便大部分都是寧成、周陽由這類人物了。
他還說：“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自從王溫舒以窮兇極惡為治理之道，西漢的郡守、都尉和諸侯國“欲為治”的二千石官員，具體施政時都在效仿王溫舒。
他還說：
“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鹹（成），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樸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太史公說得很明白：他只為十一名酷吏做傳，絕非那個時代只有十一名酷吏。而是這十一名酷吏禍害最大。他們或是時代風氣轉變的標誌，或是參與了酷吏的制度化建設，或是在長安獲得了極大的權力可以害及更多的人。但在這些人之外，酷吏仍數不勝數，比如：蜀守的馮當崇尚暴力、廣漢的李貞喜歡將人剁碎、東郡的彌僕喜歡鋸人的脖子，天水的駱璧專以椎擊成獄，河東的褚廣胡亂殺人，京兆的無忌與馮翊的殷周猶如蝮蛇鷙鳥般陰毒、水衡都尉閻奉以棍棒逼人服罪逼人出錢行賄。“何足數哉！何足數哉！”一句，實乃太史公面對一個酷吏氾濫時代，發出的既沉痛又無奈的感慨。
太史公希望酷吏無好下場，希望他們遭受現世報。但他為之立傳的酷吏（包括《漢書》增入）中，尚且有三分之一得了善終，有三分之一的敗亡與做酷吏無直接關係。可以想見，大多數酷吏的命運，其實遠比太史公的期望要好——漢武帝死後並無“酷吏整肅運動”，且直到西漢滅亡也未見有針對酷吏的淘汰或整頓。班固《酷吏傳》文末的“贊曰”裡說得很清楚：“張湯死後，……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直到漢哀帝、漢平帝時代，酷吏始終層出不窮。
眼見著大多數酷吏沒有遭遇現世報，應是太史公沉痛撰寫《酷吏列傳》的一個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