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一個革命家，做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是他所非常擅長的一門功課，除了自己的文筆，他的演講也獨樹一幟，尤其在延安的時候，那裡的一些學校，像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央黨校，經常邀請他去做演講。
毛主席的演講很受歡迎，聽講的人入腦、入心、全神貫注，有幸聽過毛主席演講的人，歷經幾十年都歷歷在目，難以忘懷。一個老人晚年在接受採訪時回憶當年的情景，臉上依然掩不住興奮和激動的心情，他說：毛主席演講的時候，沒有一個打瞌睡的。
毛主席如此牢牢地抓住聽者的心，靠的是什麼？
不妨拿一篇毛主席的報告來讀一讀，都有哪些與眾不同的地方。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24日，毛主席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又在大會上作了一個長篇口頭政治報告。政治報告，給人的印象往往是枯燥無味的，處理得不好，很容易讓人瞌睡，毛主席的這個口頭政治報告是怎麼作的呢？讀下來，很明顯會感覺到一些鮮明的特點。
開門見山
沒有一句空話，沒有一句套話，沒有一句多餘的話，直奔主題。毛主席開篇便說：
“我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同志們作報告。政治報告的書面稿已經印發，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這個書面稿來講，只講一下這個報告裡頭提出的一些問題，以及這個報告裡頭沒有充分展開來說的一些問題。我講三個問題：路線問題，幾個政策問題，關於黨內的幾個問題。”
就這樣了了數語，便將人們帶進了報告的中心內容了。
語言生動
毛主席的報告是講大道理的，講路線，講政策，講黨內的嚴肅的問題，他卻沒有板著面孔，單純地去空泛地講道理，而是處處採用通俗的、活潑的、生動的語言，輕鬆自如地把大道理講通了，講透了。
他在講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時候，講到了大革時期忘記農民的深刻教訓，他用了“潑冷水”這種說法，“當地主哇哇叫的時候，就向農民潑冷水。”“無產階級領導，主要應當領導農民，他不要農民，當農民伸出手來的時候，就潑冷水，因為地主也伸出手來了。”
講到“反帝”的時候，他說“帝國主義是幹什麼的？就是看到中國身上有油水，要揩一點油。” “用五個指頭去打那個‘ 帝’，他說多了，無須乎那麼多，要割掉四個，拿一個指頭去打，力量大得很，那個‘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臉了，光哭還下不得臺，就跪在我們面前。你看四個指頭都掉了， 就剩下了一個，無產階級也孤立了，變成了無軍司令、空軍司令。”
他講到丟掉了農民後的嚴重後果時，他說：
“你看小資產階級還來不來？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沒有幾個人，就嚇得不來了。小資產階級最容易變，有時他神氣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時就屁滾尿流。你屋子裡一個兵也沒有，又沒有飯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開了小差。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們總司令，因為你不招兵。小資產階級的脾氣就是這樣，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積極，‘我來一個怎麼樣？要不要我去打先鋒？’他看見你屋子裡沒有幾個大人，就說：‘下一回來吧！我今天還有事，家裡老婆生病。”
怎麼辦呢？只有無產階級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五個指頭中間有了四個指頭，才有說服力。毛主席說：
“這時如果你再說：“來不來？同志，來開會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說了。他看見你有那樣大的力量，就說：‘我家沒有事，飯有得吃，老婆很好。’”
對那段忘記領導權、忘記農民的歷史錯誤，毛主席說道：
“你不要農民，小資產階級跑了，自由資產階級也跑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中力量來打我們，無產階級就從臺上滾下來了，鼻子也跌爛了。然後爬起來望一望：‘為什麼你打老子？你蔣介石不是朋友！’於是腦子清醒了，搞了一個土地革命。”
講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什麼要提出改造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毛主席說雖然結果沒有改造成功，但“一個大麻錢的本也沒有蝕”，它取得了宣傳上的收穫，因為它讓老百姓認識到了“委員長的臉上是不大好看”，需要洗一下。他講道：
“聽說西安有一次開大會，三青團的人當主席，當時到了很多農民，散會的時候臺上喊口號‘蔣委員長萬歲！’農民就喊‘趕快完糧納稅！’什麼原因呢？因為國民黨要農民開會沒有別的， 就是要農民完糧納稅，他們腦子裡裝的就是完糧納稅，所以臺上有人一喊，他們也就喊出來了。 國民黨那個臉上黑得很，如果說要給它洗臉，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裡頭恐怕就有四萬萬三四千萬人是贊成的。我們提出要委員長洗臉，他不洗，我們並沒有蝕本，而且賺了錢，這就是讓老百姓知道了為什麼要他洗臉。”
“我們還是請他洗臉，不割他的頭。我們開這個會，不是決定割頭！這個頭割不得！還是執行‘洗臉政策’，請他修改他那個錯誤政策。至於他洗不洗？還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難說。年紀大的老人不愛洗臉，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員長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許稍微抹一下做個樣子，也許連抹都不抹，弄得滿頭大汗，烏煙瘴氣。”
講到拋棄對國民黨的幻想以及樹立正確的思想路線問題，毛主席用“反面教員”強調經驗對教育人民的重要性，他說：
“人民是隻信經驗不信講話的。但是講還是要講的。我們有兩個大教員：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大教員不要薪水給我們上課。沒有這兩個大教員，就教育不了中國人民， 教育不了我們黨。至於我們黨裡面有一些小教員，字也認得不多，也講不出好多道理，他們去講人家就不聽。後來請了一個日本人，一箇中國人，一個是日本法西斯，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教員幫我們一教，就教好了。”
講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 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一正確路線的來源問題，毛主席這樣說：
“這條路線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外國送來的嗎？也不是。它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魯迅講過：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這條路線，也是中國人民用腳踩成的。”
講到革命不要怕麻煩的問題，毛主席這樣說：
“要革命就會有麻煩，而且有時非常麻煩。如果想省掉麻煩，就坐在家裡抽長煙管。現在夏天來了，坐在樹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煩比較少。但是還有風波，魯迅不是寫過一篇《風波》嗎？世界上不會沒有風波，怕風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趕快到閻王那裡去交賬。我們黨現在經常遇到風波，有大風波，中風波，小風波，我們不要怕風波。現在我們的意志更加堅強了，不至於被風波淹沒。要在中國這個海里淹死我們黨，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會的。”
講到黨記憶體在的不喜歡孫中山的情緒問題，毛主席指出要舉起孫中山的旗幟，他說：
“那個時期為什麼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裡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將來我們
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
比喻形象
毛主席的演講中存在著大量的比喻，他在講道理的時候，形象的比喻隨手牽來，活潑而有趣味。
他在講到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的表現時，這樣來比喻：
“它有那樣一種性質，好像《紅樓夢》上的林黛玉洗澡後身上發出的那樣一種‘香’，自由資產階級身上也出了那樣一種‘香’，這種香就是‘軟弱香’。它出了那種‘香’就要找市場出賣，有目的地向我們延安送，給我們黨以壞的影響。我們的宣傳有時也太刺耳，玫瑰花雖然可愛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燙得慌’。對於那些紳士，玫瑰花雖可愛，但因為刺多他們不大喜歡。”
他在講到國際形勢、外國的情況時，警示說：
“給蔣介石撐腰的那些外國人，他們的臉也不好看，有些裝著天官賜福的樣子，還是不好看， 我們要警覺。”
他在講新民主主義的綱領時，這樣來比喻：
“新民主主義就是我們的總綱，有綱有目，‘綱’就是魚網上拿在手裡的大繩子，‘目’就是魚網的眼。”
他在講到部隊力量增長問題時，這樣說：
“怎樣長法？靠打麻雀戰，打游擊戰。麻雀滿天飛，哪裡有東西吃，就飛到哪裡去。 滿天的麻雀就是種子，可以發很多芽。雖然麻雀有機會主義，哪裡有糧食到哪裡去，雖然它現在還是小麻雀，但集合起來有九十一萬。是不是就永遠做麻雀，‘麻雀萬歲’呢？客觀事實完全證明了，我們這個麻雀與別的麻雀不同，可以長大變成鵬鳥。從前中國神話中說：有一個大鵬鳥， 從北方的大海飛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掃，就把中國掃得差不多了。我們也準備那樣，準備發展到三百萬、五百萬，這個過程就要從小麻雀變成大麻雀，變成一個翅膀可以掃盡全中國的大鵬鳥。我們要做好準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讓日本帝國主義滾蛋。”
他在講到黨員的共性與個性問題時，這樣說：
“太陽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個。它們各循其自己的軌道，按著一定的次序走，它們都是從太陽星雲分裂形成的， 大小樣子不同。至於行星上的東西，也不見得都是一樣。太陽上沒有人，我們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個有人，現在不能講，我沒有調查過。從前古時候地球上也沒有人， 沒有水，沒有空氣，自從有了空氣有了水，然後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後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鬧獨立性，你們晚上抬頭看，有時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鬧獨立性。總而言之， 黨員是有各種不同的個性，誰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
引經據典
毛主席自幼喜歡讀書，長期大量的閱讀極大地豐富了自己的知識儲備，在演講中常常自然而然地“用典”，增強了演講的趣味性和說理性。
他在講到對國民黨軍隊進攻的自衛反擊時，他用了《左傳》上的“退避三舍”：“你來，我們就向後轉開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過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們講退避三舍，就是你來了，我們讓一下的意思。”還用了《禮記》上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就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用到了《列子》上的“愚公移山”，他說：
“只要我們手裡還有一條槍，我們被打倒了，就把槍交給我們的兒子， 兒子再交給孫子。 有一個愚公移山的故事 ，說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現在這兩座山比較矮，從前比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個人名叫愚公，是一個很笨的老頭，在他附近還住著一個老頭名叫智叟， 是一個很聰明的老頭。有一天他們兩個人吵起架來了，為什麼吵架呢？因為愚公要把太行山、 王屋山移掉，帶著他的兒子孫子挖山、挑土。那個聰明的老頭就告訴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這樣高，怎麼能挖掉呢？愚公說：這兩座山雖然高，但是我死了還有兒子，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兒子的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父而子，子而孫，孫孫子子，子子孫孫無盡，而
山是不會再增高的。後來，有一個神仙為愚公的精神所感動，報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這個故事是書上講的，並不是我編造的。”
他講到我們的軍隊與黨外人士建立統一戰線的時候，這樣說：
“只要不反對革命，我們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隻小眼睛去注意特務活動。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麼呢？我們有飯大家吃，有敵人大家打，發餉是沒有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還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他們內部政治工作相當好，當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們裡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沒有進行整風。 那個盧俊義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義強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願的。我們對於只要不是堅決的反動分子， 而願意革命並和我們合作的，就來者不拒，‘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姜太公他發表宣言：你願來就來，不願來的就拉倒。”
他在講到城市工作時，這樣說：
“城市工作要提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不是口頭上講講的，而是要實際上去做的，要派幹部，要轉變思想。七大散了會，要把幹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條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滸傳》 裡的好漢，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換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秘密工作就打不開，如果內部沒有動搖，內部不發生問題，就很難解決問題。”
他在講到知識分子問題時，這樣說：
“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你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魏、蜀、吳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階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 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奴隸主有為奴隸主服務的知識分子，就是奴隸主的聖人，比如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我們中國的奴隸主也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隸主的聖人。至於封建時代的諸葛亮、劉伯溫，《水滸傳》裡的吳用，都是封建社會里的知識分子。”
他在講到講真話的問題時，這樣說：
“什麼是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孔夫子的學生子路，那個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
除了這一些，毛主席的這篇口頭政治報告裡的趣味性“爆棚”，他顛覆了人們對政治報告的一般性認識，象“聾子放爆竹——散了”、“豬鼻子裡插蔥—— 裝象” 等歇後語的應用，象“看我這個旅有沒有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乾淨，掃除官僚主義”等趣話的應用，象“為什麼我現在當首長？就是恰好要我當首長，沒有別的道理，本來張三、李四都可以當，但是點將點到了我的身上，要我當”等幽默語言的運用，比比皆是，枯燥的政治語言悉數消融在通俗的群眾性語言之中，深奧的大道理傾刻間成了淺顯的大道理。聽著這樣的口頭報告，哪個還能瞌睡起來呢？
毛主席的好友蕭三曾評價毛主席說：
“他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於幽默、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深刻、左右逢源、矢無虛發。他的說話常是形象親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會場裡，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
這樣的評價，真是太確切不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