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帶微笑，內地裡的靈魂卻面目猙獰！
84年前，一個個南京人倒下，屍骨漸成山，血流滿山河，不論是看文獻記載還是當時留存下來的圖片，都讓人心痛不已，也膽寒不已！
南京大屠殺是當時南京人的噩夢，是整個中國的痛。而日軍的殘酷面目有多惹人憎恨，那些國際友人對南京人伸出的援手便越顯得難能可貴。
當日軍在南京城橫行霸道，燒殺擄掠無惡不作之時，一位來自德國的商人，約翰拉貝，卻在竭盡所能地幫助無辜的南京平民百姓。
拉貝在南京生活期間，南京大屠殺爆發。他自己的住宅用來收容難民，救治了600多位平民。除此以外，身為當時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他還組織其他國際友人一起行動，拯救了超過250000中國人民的性命！
然而讓人驚訝的是，拉貝的身份竟然那麼特殊。他除去是一名商人外，還是一名德國納粹。
那麼，拉貝當時究竟在怎樣的情況下，冒著一定生命危險，作出與南京人民同進退的決定的？
約翰拉貝，1892年出生在德國漢堡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早亡，丟下拉貝、母親以及兩個尚且年幼的妹妹艱難生活。而拉貝身為家中唯一的男子漢，不得不幫助母親一起承擔起養活家人的重擔，初中畢業後，十幾歲的他便過上了終日為生計奔波的生活。
為了生活，他嘗試很多活計，當過出口商行的夥計，也曾不遠萬里去往英國在莫三比克的一家極富盛名的公司工作數年。或許也正因為這段特殊的工作經歷，讓他後來與中國產生了不解之緣。
拉貝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是在1909年，當時他還是一個17歲的大小夥子。由於受到公司派遣，前往德國開在北京的一家分公司擔任銷售的職位，之後不久，他便就職於德國西門子公司北京分公司。
好幾年時間，拉貝一直往返於德國與中國，但由於受到國際行形勢的影響，一戰之後，中國與德國之間的關係一度跌入冰點，甚至直接斷交。於是拉貝只能攜妻帶子踏上返回德國的路，一直到1920年，中國與德國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才在西門子公司的派遣下，重新回到中國，繼續未盡的事業。
回到中國後，拉貝先是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五年，隨後轉入天津，擔任西門子公司天津辦事處的負責人，1931年，由於受到西門子南京分公司經理弗理德倫德爾的邀請，拉貝又從天津輾轉去往南京，至此開始他不同尋常的一段人生之旅。
南京身為一座千年古城，文化底蘊絲毫不遜於北京。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幾年間，拉貝毫無意外地便愛上了這個南方古城。
拉貝到南京之後，暫時先住在了一處預租的房子內，一直到1934年，才搬進了小桃園10號（今天的小粉橋1號）。
小桃園10號光佔地面積便約有1905平方米，是一棟西式磚木結構的兩層洋樓。拉貝在南京工作生活期間，小桃園10號便是他的辦公室兼住宅區。在北平工作的夫人和女兒閒暇時光，也會到小桃園10號小住一段時間。
拉貝是一個細心且善良的人。西門子在南京分公司裡有不少人是和他一樣，從德國遠渡重洋來到南京工作，甚至還拖家帶口的。孩子在中國，教育的問題就得解決。一群只會說德語的小孩，想要融入當地的學校，短期之內是不可能實現的。為了能夠解決西門子公司職員子女的教育問題，拉貝便計劃在南京創辦一所德語學校，但最終還是因為經費不足，而不得不向德國駐華大使館求助。
德國駐華大使館雖說答應了給拉貝提供援助的事情，但卻又提出了一個要求：拉貝身為學校的董事長，必須要加入黨組織才行，只有這樣，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才會同意撥發經費用於學校建設。
拉貝少年時期便長期漂泊在外，不怎麼經常回到祖國，因此，對於“納粹黨”到底是做什麼的，他心中並不清楚。為了成功修建學校，拉貝並沒有多加考慮，便答應了這一要求，1934年的3月1號，拉貝加入了德國納粹黨，德語學校得以修建，但多年之後，拉貝的生活卻因此而跌入地獄。
1937八月份，南京正是炎熱的時候，拉貝像往年一樣去往北戴河看望妻子和女兒順便度假。但8月15號這天，日軍開始轟炸南京，遠在北戴河的拉貝聽聞這個訊息之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毅然決然地返回南京。妻子儘管心中都十分擔心，但也依然支援著丈夫的決定。
但這一回，拉貝返回南京的路，卻並不像往常那樣順利。戰亂使得很多交通線路被破壞，南方的不少人在南京被轟炸時，選擇逃亡北方，更加劇了混亂。從北戴河趕回南京，平常只需要兩天時間，但這一回，拉貝卻足足用了10天的時間。
剛抵達南京的辦公室，他就看到桌子上放著一份大使館不久之前才發過來，通知德國公民如無特殊原因儘快撤離南京的一則公文。
但拉貝既然選擇從北戴河趕回南京，便不會再輕易回去，他選擇了留守。
或許拉貝當時的這個選擇，在很多人眼中看來，是非常難以理解的。畢竟，當災難快要在南京降臨的時候，很多南京本地的有錢人家，都已經收拾家當，前往武漢避難，留守在南京的，大多都是走不了的平民。而拉貝不過是一名外國人罷了，甚至於說，他的母國德國與侵佔中國的日本，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友好朋友”的關係。
但拉貝並不想思考那麼多，面對日軍轟炸，救下更多南京市民，是他當時唯一的想法。於是，拉貝開始用最快的速度在自家院子中修築防空洞。
由於日本與德國在不久之前剛剛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這兩個法西斯國家便也成為了盟友。因此，拉貝修建防空洞時，與別處格外不同。
他先是在一塊長6米，寬3米的帆布上畫著帶有德國納粹標誌的“卐”，隨後將帆布四角分散開，撐在院子中，確保日軍即便是駕駛飛機，在高空中也能準確獲知一則資訊：這裡是德國納粹住的地方，自己人，勿轟炸！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拉貝一直在忙著修建防空洞。他期望著這些能夠在戰時真正起到作用，保護無處躲藏的南京平民。
1937年9月20日，拉貝再一次收到了來自德國大使館的強硬通知，他們一再宣告，將於第二日再一次對南京實施轟炸，忠告像拉貝這樣的外國人儘快離開南京，以免被炮彈傷及。
德國大使館在釋出完這次忠告後，便要將使館區搬去上海了。對拉貝來說，其實這是一次撤離的好機會，但他卻再一次堅定地選擇了留守南京。
不久之後，拉貝所在的西門子公司上海總部的人聽說他沒有跟隨大使館一起遷往上海時，直接寫了一封加急的信件給他，希望他能為了自身安危考慮，趕緊從南京撤離；而德國大使館甚至都已經租好了船，等在港口，專門用來撤離德國公民。
可拉貝任憑別人怎麼勸，絲毫沒有改變自己的主意。拉貝的想法很簡單，他說：
“像我這樣一個再平凡不過的無用人，人們還如此地信任我，這怎能不讓我感動。這樣，我便更不能辜負這些信任我的人了。”
拉貝修建防空洞的時候，原本預計所能容納的人數，大概在十來個人，但是真等災難來臨的那一刻開始，他才發現，自己修建的這些防空洞，容量遠遠不夠。
日軍空襲之下的南京城，被掩映在一片炮火中，像是末日來臨一樣。在這裡，平民百姓似乎看不到生的希望，他們任人宰割，所以，當看到拉貝修建的防空洞之後，他們像是垂死之人抓住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一樣，拼命往裡湧。
即便是在這種堪稱混亂的情況下，拉貝依然堅守著自己的原則：防空洞中，無論富貴還是貧窮，最安全的地方，都留給了老弱婦孺，青壯年男子，一律只能站在防空洞的邊緣。
死亡當前，自然也有一些人，不願意遵守拉貝定下的這個規則，但拉貝的解決方法也非常簡單：他用中、英、德文三種語言，將觸犯規則的後果告知所有人，你不願意遵守我的規則，那麼今後你將不能再進入我的防空洞。
在拉貝的極力約束下，原本只能容得下十來個人的防空洞，硬生生地擠進了三十多個人。用拉貝的話來說，“三十個人坐在那裡就像罐頭裡的沙丁魚一般。”
隨著來防空洞避難的人越來越多，拉貝不得不想盡辦法，修建第二個、第三個防空洞。儘管他的住宅上方有著“卐”這個等同於“免炸金牌”的一大塊帆布存在，但是要想在日軍的炮火之下，在短期之內完成這份工作，難度依然還是非常大。
日軍尚且還沒有完全佔領南京前，不斷的空襲，讓很多南京市民的生命時刻暴露在危險中。而拉貝修建的防空洞，安全確實有保障，但容量卻是有限的。
因此，為了能夠儘量減少戰爭給平民帶來的上海，南京金陵大學校董事會的董事長採取了行動。他建議在南京設立難民區，考慮到拉貝“納粹黨”的特殊身份，他還建議讓拉貝來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最終，這一提議獲得不少人的贊同，而拉貝本人，想到自己的特殊的身份能夠保護更多的南京平民，他幾乎是二話不說便應下了這個主席的職位。
於是，包括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美國大使館、以及鼓樓醫院等合計約為4平方公里的土地，結合拉貝的納粹身份，修建了25個日本人不敢輕易轟炸的安全區。
事實證明，這個擴容的難民收容所，修建的非常及時。
12月12日，南京城破前，收容所以及拉貝的房子很快便被附近聞訊趕來的難民擠得滿滿當當。即便是小桃園10號的院子已經幾乎人頭擠人頭，腳跟擠腳跟，但依然還是不斷有急促的敲門聲傳來。
拉貝聽著那些急促的敲門聲以及苦苦的哀求聲，心中五味雜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這一方小院，是他們生的最後希望了。
拉貝有記錄日記的習慣，在日記中，他非常清晰地形容了當時的心境：
“我實在聽不下去這種苦苦的哀求‚兩扇大門被我全部打開了‚想進來的人全被放了進來。”
就這樣，拉貝這個不大的家，在最多的時候，來投宿的人達到了602人，其中還沒有加上長期服務於拉貝的勤雜工、與拉貝關係更親近的西門子公司的職員以及他們的家人。
難民不斷湧入，拉貝和那些也選擇留守南京的部分西門子公司的員工，以及家中原本就僱傭的中國傭人，幾乎都忙得腳不沾地。辦公室、儲藏室、甚至是廁所，但凡只要是能容人的地方，都擠滿了人。
家裡的房子實在是站不下，剩餘的人就只能站在之前拉貝修建的防空洞下面，再沒有地方待的，便只能站在露天的院子裡。但即便是院子，也比外面要安全很多，大家也都沒有怨言。
12號夜晚來臨之際，所有人都需要休息了，拉貝便和傭人一起將提前準備好的稻草和蘆蓆等物件分發給眾人。
當所有難民經過一天的拼命奔逃，儘管耳邊聽著的是日軍接連不斷的炮聲，但身心俱疲之下，他們還是沉沉地睡了過去。
拉貝也想睡，他已經有48個小時沒有閤眼了。從日軍空襲南京，他開始修建防空洞，建立安全區，他就沒有睡過一次安穩覺。
看著小桃園中他救下來的那六百多號人，拉貝心中的壓力終於減輕不少，他覺得自己可以稍微安心睡去了。
想到南京城中其餘24處安全區，入睡之前，他甚至產生了一種感覺：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然而，事實卻正好與他相反。在12月13號的凌晨，日軍終於還是攻入了南京城，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也拉開了血腥的帷幕！
臨睡前，拉貝覺得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但再次醒過來時，他卻發現風雲已變色。
當拉貝和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帶上一名日語翻譯駕駛著車輛外出，想要與日軍部隊展開交涉時，他發現，南京街頭，已經不再是他生活了6年的南京城了：
街上幾乎到處都躺著已經死亡的平民，日軍不斷在城市中穿行，商店被洗劫一空。
拉貝從來不知道，原來人類的鮮血能將大地染得那麼紅，南京這座城，也能變得那麼亂。
看著成片成片倒地不起的南京平民，拉貝幾乎是瞬間便紅了眼眶。這也促使著他行動的決心：盡己所能救下更多的人。
他們在街上遇到了一批100人的日軍先遣隊，幾人分頭行動，希望他們能夠寬恕已經放下武裝計程車兵。先遣隊的日軍成員雖然喪心病狂，但也必須得給拉貝以及他背後的納粹黨一個面子，便應下了這件事情。
於是，拉貝他們一路上便又救下了將近600名的中國士兵。
但，南京城破後的第二日，隨著大量日軍不斷湧入城內，難民們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起來，拉貝的救人之路，也舉步維艱。
因為，當時即便是有拉貝這個納粹黨人做擔保的安全區，日軍也依然不會放過，他們會檢查每一位住在安全區的男性公民，檢查他們的身體是否有長期使用槍支以及訓練的痕跡，一旦發現可疑之處，就是天王老子來了，日本人也會將這人帶走。
為了檢查方便，日軍將每100名男子捆成一排，並全部包圍，發現誰反抗便一刺刀刺過去，將對方刺死。拉貝看見之後，氣憤地要和日軍理論，但日軍卻一點不做理會。在這過程中，有上千名男子被日軍押送到護城河邊用機槍掃射而死。
眼看著日本人像是拖動物一樣將活生生的人拖走，這殘酷的一面，在拉貝的腦海中一直留存，一輩子都忘不掉。
日軍入城之後的幾天，每時每刻都有人被殘忍殺害，屠殺、搶劫、焚燒，這類行為每天都在上演，拉貝籌建的收容所，人越來越多了。
可這些南京市民躲進了拉貝家，卻並不意味著這裡就是十足安全的地方。日軍依然偶爾會趁著拉貝不在家的時候，騷擾躲在小桃園的難民。
在修建安全區之前，拉貝是有藉助自己的名義將這件事情形成兩份報告，一份上交給南京政府，另一份則由美國出面轉交給日本大使的。在經過多方磨合之後，日本最終也應下了承諾：倘難民區不駐紮軍隊或軍事機關‚則日軍不故意加以襲擊，並接受了當時畫出來的安全區地圖。
但是，事後人們才發現，在日軍手中所持有的南京城佈防圖上，卻並沒有很明顯標記出哪裡是安全區。
也就是說，日本當時應下了拉貝修建安全區，並承諾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便不會故意加以襲擊的承諾，不過是面子功夫罷了。日軍攻佔南京之後，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承諾早就被拋到腦後了。
因此，當拉貝不在家的時候，在家中躲避的難民，依然還是要面臨被日軍殺害的生命危險。拉貝後來在日記中的內容，也完全印證了這一點。
“我的家被認為是最保險的地方。當我在家的時候，情況也的確如此，我會斥責每一個闖入者。但是當我不在家的時候，這裡的安全狀況就很糟糕，在大門上張貼的日文佈告起不了什麼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會佈告上的內容，大部分士兵照樣爬牆。”
好在，多數情況下，只要他拿出德意志的國旗，日軍依然還是會被震懾到。
拉貝在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一起繼續進行救治難民工作的同時，也不曾忘記給躲在自己家中的那些難民做心理紓解。他總是會安慰大家說：你們不要害怕，小粉橋、南京金陵大學等都會盡量保護好大家的。
就算是平常外出，拉貝也總是會用最快的速度趕回來。拉貝的努力沒有白費，在南京整個城市被血腥氣沾染的那一個多月中，小桃園10號內的任何一位難民，都完好無損地進來，完好無損的出去！
南京城破後，在長達六週的時間裡，日軍槍殺、坑殺無數無力反抗的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中國軍警人員，舉行殺人比賽。死亡人數根據後來統計資料達到30多萬人，其惡行罄竹難書。
但在小桃園，以及其他難民收容所，靠著拉貝獨特的“納粹”身份，總共有近25萬人被護在了他的羽翼之下！
那個面積能達到南京城面積八分之一的安全區，是在拉貝以及其他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成立的，25萬南京平民在槍林彈雨中才得以保有一命，拉貝可以說是南京，是中國的大恩人！
南京大屠殺事件過後，留給這座城市的創傷，或許只能靠著時間來慢慢撫平。而約翰拉貝，這個當災難來臨時願意留在南京，與南京市民同進退的德國商人，也到了“功成身退”的時候。
1938年1月，拉貝收到了西門子總部的命令，要他離開南京回到德國。可拉貝回國之後不久，他便被捕了。拉貝幹了什麼事？
回國後，他的待遇更上一層樓，開始擔任總廠出任人事部部長，但不久前在南京的那段獨特的經歷，讓他做出了“異常”的舉動。他開始到處做報告，呼籲德國出面制止日本的不人道行為，甚至還非常膽大地給當時德國的元首希特勒寄了一封自制的日軍在南京期間實行暴行的報告。
但德國當時與日本可以說是盟友關係，怎能忍受拉貝“汙衊盟友”呢？於是，德國政府毫不猶豫地將拉貝逮捕下獄。不過好在拉貝是西門子的肱股之臣，西門子總裁花費高價，將拉貝保釋出獄。
可出獄後，拉貝日常生活卻要時刻受到監視，電話不能打，信件不能寫。這就算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納粹”更是成了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一種群體。
納粹這個身份，在二戰結束前，在世界範圍內，應當都算是相當“拉風”的，畢竟希特勒讓納粹成了讓人聞風喪膽的人物。
但拉貝一直未曾用這個身份做過哪怕一件壞事，反而利用這個身份，救下了眾多無辜的平民。可當戰爭結束後，拉貝納粹的身份卻成了原罪。
因為這個身份，拉貝被同盟國逮捕下獄了，一直到1946年6月，拉貝才在不斷上訴中，被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可出獄之後的他，要面臨的，卻是困頓異常的生活。
那段時間，拉貝以及家人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呢？他們露宿街頭，只能收集野果，給孩子們加餐。有時候有好心人施捨，一家人才能靠著乾麵包度日，甚至有段時間，連麵包都沒得吃。
這樣的生活，拉貝過了足足兩年。1948年時，拉貝在德國的遭遇被傳去了中國。得知訊息後，南京市民幾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募集到了1億元法幣，輾轉匯到拉貝的賬戶中；南京市市長沈怡直接便託關係，在瑞士購買了整整四大包的食物寄到了拉貝的家中，這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因為，德國戰敗後，在食品上的管制就非常嚴格，有時人們手中有錢，但是卻買不到食物。
除此以外，沈怡還代表南京市民向拉貝發出了邀請，邀請拉貝來中國安享晚年。當初他冒著生命危險救下了25萬中國公民，晚年中國願意竭盡所能讓他們一家度過那段最艱難的日子。
但拉貝拒絕了南京政府的邀請。一來，家人都已經回到德國，他年紀已經大了，也不想再外出奔波；二來，他這一輩子，從十幾歲便一直在外奔波，也該是時候停下來歇歇了。
可有時命運就是這樣無情。風波剛過，人生跌宕起伏一輩子，剛要迎來幸福晚年生活的拉貝，卻在德國西門子辦公室內忽然中風倒下。1950年1月5日，這位偉大的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
拉貝雖然走了，但是其實他與他的後人與中國之間的聯絡卻還沒有斷。
1996年時，由於家人沒有多餘的錢財繳納管理費，拉貝位於德國柏林西郊的威廉紀念教堂的墓園成為了一座荒墳，後來，拉貝的墓碑被他的家人捐獻給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他最終得以以另外一種方式，回到他生活了30多年的中國。
拉貝對中國的恩，始於上個世紀，而中國人對拉貝的感恩，則從上個世紀延續到這個世紀。
去年疫情來臨時，一個名叫托馬斯的德國海德堡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寫信向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寫信求援，請求中國政府幫忙救助他的家人以及患者。
中國政府在得知這份特殊的求助之後，沒有絲毫猶豫就行動了起來。最終，那一批藥物，以免費贈送的形式，送到了托馬斯的手中。
這個名叫托馬斯的醫生，全名托馬斯拉貝，正是拉貝的孫子。
何為“善始善終”？拉貝一家或許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回答。
南京大屠殺過去這麼多年，很多人記得那份刻骨銘心的痛，但其實這種在特殊時刻給予中國無私幫助的人，其實更應該被所有人銘記，並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