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醫家王安道在其《醫經溯洄集》中有一段話“傷寒……發於天令寒冷之時……故非辛甘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發於天令暄熱之時……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這段話是說天令“寒冷”和“暄熱”的氣候，對於“辛甘溫之劑”和“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的選擇起著決定性作用。清代醫家喻嘉言《醫門法律》中“凡治病不察五方風氣，衣食居處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藥不中竅，醫之過也”之說認為地域、人群行為習慣等，對選擇治法也起著決定性作用。
筆者認為，氣候、地域、生活習性、疾病、治法的關係可以簡單描述為：天、地、人的客觀條件決定疾病，按疾病選擇治法。這樣的結論可以幫助我們從客觀的角度分析時下的天、地、人，為臨床寒溫治法的選擇提供客觀依據。
下面從歷史氣候和地域特點對傷寒學派和溫病學派產生的背景作一探討。
從春秋到西漢時期，我國中原地區氣候一直溫暖，到了東漢末年，氣候卻急劇變冷，一年中寒冷時期超過半年。我國著名的氣象學家竺可禎考察後得出當時“有幾次冬季嚴寒，晚春國都洛陽還降霜降雪，凍死不少窮苦人民”的結論。氣候寒冷的結果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曹植語）。公元161~219年短短58年間，疫病發生高達12次，間隔不足5年。張仲景生活在當時的中原地區河南南陽，在這樣的氣候背景下，“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便是寒疫流行導致死者甚眾的真實記錄。當時的寒疫不僅在中國流行，外國學者詳盡考證了這場災難由亞洲向歐洲傳播的過程。由於這場瘟疫，當時歐洲最強盛的東羅馬帝國承受著日死亡人數8000以上的災難，羅馬城短時間內變得荒蕪。
國內有學者認為東漢末年建安大疫是寒性流感，這場瘟疫有兩個特點：一為時間長，範圍廣泛，死亡率高；二為以寒為基本特徵。面對“傷寒”的大規模流行，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寫成《傷寒雜病論》，可知辛溫治法絕非憑空而來，而是“時勢使然”。
東漢寒疫盛行，催生了傷寒學說，而明清的溫疫流行，是誕生溫病學說的溫床。
據統計，明代1368~1644年間發生瘟疫53起，平均每5.3年1次；清代1644~1911年間竟發生109起，平均2.5年1次。明末醫家吳又可在其《溫疫論·自序》中說:“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有統計資料表明，這一時期的疫情與明清以前相比，突出的特點有四：一是疫情暴發更加頻繁，不過由於醫療衛生保健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反而大幅度下降；二是大規模者增多，其中大部分疫情的波及範圍甚廣；三是以溫性者為多；四是疾病傳染、流行的中心地帶由漢代的中原為中心轉移到江浙一帶。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在對傷寒學說繼承的前提下，溫病學說應運而生。
傷寒學說誕生於東漢末年氣候寒冷時期的中原地帶；溫病學說誕生於明末清初氣候相對溫和的江浙等東南熱帶地區。二者在認識外感疾病的臨床基礎，治療思路，方劑的創立、運用上卻迥然不同。其發生、發展都是各自歷史時期特定的天、地、人的客觀選擇。
寒溫學說爭鳴的焦點在於外感病發汗的方法。傷寒學派大家劉渡舟教授認為：“在發汗解表法的認識上，存在學術上的先入為主，即學傷寒者，慣用辛溫解表；而學溫病者，則動手便用辛涼發汗。這種學術上的先入為主導致了發汗解表法運用的片面性和侷限性。而在寒溫兩派爭鳴的過程中，又出現了矯枉過正的弊端。”所以，劉渡舟強調“一定要從歷史上尋找原因。”對選擇寒溫治法客觀條件的探討，可以將辛溫、辛涼方法的創立和使用還原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中，為當今臨床規範化、客觀化選擇寒溫治法提供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