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原名李生萱，蒙古族，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黨在理論戰線上的忠誠戰士”。1910年3月2日出生於雲南省和順鄉。1925年考入雲南省立一中，1927年和1930年兩次赴日留學。1932年來到上海，參加革命工作，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193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艾思奇到延安後，任抗日軍政大學主任教員、馬列學院哲學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陝甘寧邊區文協主任、《中國文化》雜誌主編、《解放日報》副刊部主任、《解放日報》副主編、主編。1942 年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主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被列為延安整風運動的必讀檔案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階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艾思奇留下了六百多萬字的成果，其中包括《大眾哲學》《“有的放矢”及其他》《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以及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大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本書在新中國成立前印行了32版，影響了數以萬計的讀者。《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本由我國學者自己編寫的哲學教科書，產生了極其廣泛深遠的影響。出版有《艾思奇全書》《艾思奇文集》。
艾思奇（1910—1966），是我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教育家，也是“黨在理論戰線上的忠誠戰士”。1910年3月2日，他出生於雲南省和順鄉。在艾思奇身上，學者和戰士的雙重身份統一在一起，使他的哲學研究與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命運息息相關。“和艾思奇一樣著作等身的學者，在他的同時代人中並不少見，但像他這樣自覺地為祖國和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寫作、為革命和建設而戰鬥、集學者和戰士於一身的哲學家，卻是屈指可數。艾思奇同志是名副其實的人民哲學家。”（《艾思奇全書》第一卷序）這既是對艾思奇的高度評價，也是幫助我們理解艾思奇學術思想的一把鑰匙。
開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之先河
艾思奇在青少年時期就樹立了遠大理想。1925年考入雲南省立一中後，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投身進步思想的傳播活動，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青年努力會”，為《滇潮》寫稿；在《民眾日報》《市政日報》等進步報刊發表文章。1927年和1930年，他曾兩次赴日本留學。在此期間，他對哲學產生濃厚興趣，閱讀了大量著作，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最終被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力量所吸引，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仰者。對此，艾思奇說，“我總想從哲學中找出一種宇宙人生的科學道理；但古代哲學很玄妙，都說不清楚，最後讀到馬、恩著作，才豁然開朗，對整個宇宙和世界的發生和發展，有了一個較明確的認識和合理的解釋”。
九一八事變後，艾思奇棄學回國，投身革命事業。1932年來到上海，開始了他革命活動和哲學生涯的上海時期。這是他一生中第一個重大轉折。艾思奇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撰寫了大量文章，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1934年底他開始為《讀書生活》撰寫的系列通俗哲學文章，共24篇。這些文章於1935年底結集出版，這就是《哲學講話》。後因國民黨當局查禁，易名為《大眾哲學》。《大眾哲學》一出版就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新中國成立前共印行了32版，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之先河，艾思奇被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第一人”。
《大眾哲學》的寫作不是艾思奇一時的心血來潮，也不是出於個人的理論興趣，而是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東北，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對國民黨的統治極度失望，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充滿憂慮，對“中國向何處去”充滿困惑。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不能侷限於簡單地就事論事，而必須上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引導讀者自己思考，從自發到自覺，得出科學結論，做出正確選擇。艾思奇指出，“我只希望這本書在都市街頭，在店鋪內，在鄉村裡，給那失學者們解一解智識的饑荒”。“它不是裝潢美麗的西點，只是一塊乾燒的大餅。”事實上，正是這塊“乾燒的大餅”敏銳捕捉到時代的脈搏，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人民群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產生了極其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給無數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進步青年開啟了一盞指路明燈，幫助他們最終走上了革命道路。“哲學要把握時代脈搏。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就是在當時抓住了這一點，所以才贏得如此眾多的讀者。搞哲學的人如果不能把握時代脈搏，不懂得這一點，所謂聯絡實際就會浮在面上。”毛澤東同志在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時，也受到《大眾哲學》的一些影響。他多次說自己從艾思奇著作中“得益很多”。
《大眾哲學》對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形態作出了突出貢獻。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在中國”，但還沒有實現“中國化”，這尤其體現在它還帶有鮮明的“外來”烙印，缺少中國自己的形態，也缺乏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著作。《大眾哲學》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白”。從形式上看，《大眾哲學》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化，李公樸在為該書寫的序中說：“這本書是用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講話的體裁，融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氣力就能夠接受。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中還是僅有的貢獻。”他指出，有人懷疑“通俗會流於庸俗”，但《大眾哲學》卻“出淺入深”，“作者對於新哲學中的許多問題，有時解釋得比其他一切的著作更明確。雖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許多深化了的地方。尤其是在認識論方面的解釋”。這個評價，在今天看來，依然是非常恰當的。
艾思奇為此付出了極大努力，“《大眾哲學》實在花費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樣的精力來做專門的學術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兩倍以上的成績了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通俗的文章卻要求我們寫得具體、輕鬆，要和現實生活打成一片。寫作技術是第一要義，同時理論也切不可以有絲毫的歪曲，這就是一個困難。這困難在哲學這一門最一般的學問上更是顯著”。艾思奇的這一認識與列寧的著名論斷“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內在一致，都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化大眾化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而是具有極高的要求。只有具備“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才能實現通俗化；反之，“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同時意味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化和發展。
從內容上看，該書系統闡述了哲學是什麼、哲學的根本問題、哲學的黨派性、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和基本範疇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尤其是對認識論的闡述分外精彩，不僅對認識過程作了精闢概括，而且突出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矛盾運動，反覆論證了實踐的地位和作用。這些內容即使在今天讀來，依然倍感親切，毫無陌生與違和之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框架結構、謀篇佈局、表述方式均經過了“中國式轉換”，帶有比較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這極其深刻地影響了此後多年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這個體系結構，不是完全照抄外國著作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著作裡，也沒有這樣現成的體系；和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也有許多不同。”大的體系方面是如此，一些具體的表述方式也是如此。“例如通常的著作都把目的性和因果性連在一起敘述，本書卻使它歸入可能性和現實性的一節，作為全書的最後的結束。這一方面因為可能性和現實性是和人類的活動、人類的目的實現有直接關係，這樣聯絡起來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把人類的目的活動列在最後一節，可以使全部哲學的理論直接轉入‘變革世界’的實踐問題上去。新哲學的‘重要問題就在於改變世界’，所以這裡的敘述秩序是最適當的。”總的來看，《大眾哲學》不僅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先河，而且實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1937年10月，艾思奇來到延安，開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個重大轉折。1938年9月，毛澤東提議成立延安“新哲學會”，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會務工作。在延安的10年，艾思奇先是在抗大、陝北公學教授哲學，並負責邊區文協的工作，後來到馬列學院、中宣部和《解放日報》等單位擔任領導工作。這一時期，艾思奇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做了大量理論研究和宣傳普及工作，特別是透過學習研究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為此作出了突出貢獻。
此時的艾思奇，由於《大眾哲學》的出版獲得了空前成功，為他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但艾思奇認為，通俗化僅僅是中國化的“初步”，“通俗化並不等於中國化現實化”，必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中國化現實化。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中明確提出“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哲學的中國化和現實化！現在我們要來這樣的一個號召”。關於哲學的中國化和現實化運動，艾思奇明確指出：“這不是書齋課堂裡的運動，不是濫用公式的運動，是要從各部門的抗戰動員的經驗中吸取哲學的養料，發展哲學的理論。然後才把這發展的哲學理論拿來應用，指示我們的思想行動，我們要根據每一時期的經驗，不斷地來豐富和發展我們的理論，而不是要把固定了的哲學理論，當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可見，哲學中國化現實化的核心在於從現實實踐中汲取營養來發展哲學，進而以發展的哲學反過來指導實踐。這裡的哲學，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法唯物論，“最重要的還是實踐，辯證法唯物論是最和實踐一致的哲學”。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了經典表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個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定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這一經典論述同樣適用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事實上，在《實踐論》《矛盾論》中，毛澤東已經論證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哲學原理，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哲學基礎。艾思奇十分敏銳地把握到毛澤東哲學思想對於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意義，他在1941年《抗戰以來的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評述》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輝煌的範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辯證法唯物論應用的最大的歷史收穫”，“這些著作，證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辯證法唯物論的應用，是能夠最正確地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論是完全適合於中國的國情的”。
從哲學原理的視域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就是“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係問題。1940年2月，艾思奇在《論中國的特殊性》一文中予以深入闡釋，“特殊和一般原是分不開的，在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發展中，沒有絕對的特殊，也沒有絕對的一般。一般的東西都常常是在各種各樣特殊的形式上表現出來，特殊的東西，也常常是某種一般的東西的特殊化”。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言，從一般到特殊的角度看，是一般“應用”到特殊，“用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辯證法唯物論的和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來具體地客觀地研究中國社會經濟關係，來決定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民族革命鬥爭中的具體任務及戰略策略”。從特殊到一般的角度看，就是特殊“創造”一般。這裡的“創造”，是“要能在一定的具體環境之下實踐馬克思主義，在一定國家的特殊條件之下來進行創造馬克思主義的事業”，是“給馬克思主義的總寶庫放進一些……新貢獻”。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應用”與“創造”，並不是相互獨立、相互並列的兩個“東西”，而是對同一個“統一體”的兩個不同視角、不同維度的把握，這個“統一體”就是一般與特殊的統一，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統一，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來就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哲學概念，而是破解現實問題、把握時代命脈的強大武器。這是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所在，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
新中國成立後，艾思奇以極大熱情投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和普及工作中去。他一直在中央黨校工作，先後擔任哲學教研室主任和中央黨校副校長。在承擔大量教學和領導工作的同時，他還撰寫了許多理論和學術文章，對幫助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20世紀60年代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奠定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的基礎，樹立了典範，幾十年間一版再版，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高度重視對黨員幹部和廣大青年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缺少一本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為此只能暫時採用蘇聯教材。蘇聯教材不能反映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也不符合中國實踐的發展需求。為此，196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宣部和教育部，組織力量編寫兩本體現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的教材，其中一本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艾思奇作為主編，從總體結構到各章內容，從基本觀點到具體材料，從寫作提綱到最後定稿，都付出了巨大心血，發揮了重要作用。曾擔任其秘書的盧國英回憶說：“艾思奇對每章都花大力氣修改，許多章的初稿常常改得面目全非。我記得很清楚，改得最多的是第一章（緒論）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第十二章），特別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章，他做了大改之後，清樣出來，他又做了大改，如是者三次。”
《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於1961年11月正式出版，從此有了一本中國人自己編寫、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經典教科書，它的意義在於，透過艱苦探索和反覆打磨，探索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表述體系，建構了一個普及用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為今後探索、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它也改變了過去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主要使用蘇聯亞歷山大洛夫的《辯證唯物主義》、康士坦定諾夫的《歷史唯物主義》以及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狀況。
1962年10月，艾思奇應邀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做《關於哲學教科書的一些問題》的演講，闡述了教科書的編寫原則。第一，穩定性原則。重點闡述經典著作中已有定論，或理論界大體已經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第二，準確全面原則。既要準確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一般原理，又要說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貢獻。第三，適應物件原則。既要適應教師需要，也要適應學生需要。第四，百家爭鳴原則。既要儘量避免直接涉及理論界有爭論的問題，又要便於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上充分討論問題。這些原則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中得到了很好貫徹，併成為之後哲學教科書普遍遵循的編寫原則，為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確立了指導思想。
《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大特點在於其鮮明的“中國化”。該著作注重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實際，用豐富鮮活的歷史經驗和實際情況來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科學方法論意義，尤其是它注重吸收並反映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豐富和發展，認為“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哲學著作，概括了新的歷史經驗，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決了我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一系列問題”。書中隨處可見的中國元素，比如實事求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有無相生、“有的放矢”“彈鋼琴”“兩條腿走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加上通俗地道的中國話語，即使時隔多年，我們依然可以在閱讀文字的過程中，感受到撲面而來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中國。“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經典教科書，它的意義在於，透過艱苦探索和反覆打磨，探索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表述體系，建構了一個普及用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為以後探索、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於一位哲學家來說，最為重要的是他的哲學。對一種哲學的評判，最為重要的標準不是這種哲學內容上有多麼高深莫測，形式上有多麼精緻完備，而在於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需要。艾思奇從不空談理論，決不做空頭哲學家，而總是將自己的哲學工作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結合起來，想人民之所想，憂人民之所憂，以哲學的方式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矢志不渝，為人民做學問，是當之無愧的人民哲學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現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樣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講好的人才。我們要傳播好馬克思主義，不能照本宣科、尋章摘句，要大眾化、通俗化。這就是艾思奇同志給我們的啟示。在他離世55年後的今天，面對不斷開啟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徵程，面對不斷開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我們可以說，艾思奇依然“活著”，他的哲學“活著”，他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朝氣蓬勃，風華正茂。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常務理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崔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