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江蘇省鹽城市建軍東路的新四軍紀念館裡，靜靜躺著一隻棕紅色的女式皮箱。皮箱表面有多處磨損痕跡，提手處已經佈滿了裂紋，看得出以前的主人經常將它帶在身邊。這隻皮箱雖不起眼，卻是國家一級革命文物，曾經與它的主人一起立下過奇功，其背後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諜戰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隱姓埋名的英雄，他們有一個共同代號——“400小組”。
這隻陳列在新四軍紀念館的皮箱，曾見證過一段諜戰傳奇
“400”的故事要從1944年11月說起。一天，扎著兩條麻花辮的26歲寧波姑娘樂群，來到中共浙東區黨委書記譚啟龍辦公的地方。樂群於191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富商家庭，“八·一三”事變後，她回到老家寧波，參加了抗日救亡宣傳隊。1938年初，樂群與其他12名隊員一起，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到前線參加戰鬥。樂群一行受到周恩來同志的親切接見，並親自介紹她們參加了新四軍。1943年初，為促進浙東敵後抗日根據地發展，樂群與其他300餘名被抽調的軍政幹部一起，奉命南渡杭州灣，進入四明山根據地，成為新四軍浙東縱隊教導隊的一名指導員。
出身於上海富商家庭的樂群，被派往寧波領導“400小組”
譚啟龍非常嚴肅地對她說：“樂群同志，區黨委決定，派你去領導一個已潛伏在寧波日本憲兵隊裡的情報小組。任務艱鉅，時間緊迫。考慮到你有城市生活背景，寧波又是你的老家，情況熟悉，組織上經過研究後，認為你是最合適的人選。”譚啟龍一邊交代任務，一邊小心翼翼地從抽屜裡掏出一封皺皺巴巴的信，遞給樂群。樂群開啟信封，讀了起來：“何司令、譚書記：我現在被軟禁，敵人想爭取我投降。我認為可以乘機打入敵人內部，不知組織認為可以否？如認為不妥，我即與敵人一拼。”信上只寫著這樣短短几句話，落款是“周迪道”。看得出來，這封信幾經輾轉，才到了譚書記手裡。
時任中共浙東區委書記、新四軍浙東縱隊政委的譚啟龍
周迪道到底是什麼人？組織上指派的任務怎麼才能完成？樂群告別譚啟龍後，在回去的路上，不禁陷入了深思，她迫切地想要了解這個小組的詳細情況。第二天一早，樂群收拾起一身戎裝，把從家裡帶的壓箱底衣服拿出來換上。她穿上羊絨大衣，戴上耳墜項鍊，披下一頭長髮，儼然是一位城裡的富家大小姐。根據前一天譚書記的指示，她迅速動身，穿過封鎖線，來到寧波城內的“大陸商場”。這裡是新四軍敵工委的秘密駐地，主持日常工作的敵工委副書記丁公量同志(當時化名粟後)，正在這裡焦急等待她的到來。
當時丁公量化名粟後，是中共浙東區委城工委副書記
與樂群接上頭後，丁公量就寧波日本憲兵隊和情報小組的基本情況作了一番介紹，並明確她主要擔任區黨委敵工委與該小組之間的交通任務，代表上級組織與他們進行單線聯絡，考察掌握小組成員政治思想與工作生活情況，並指導他們的工作。丁公量最後叮囑：“如果遇到十萬火急的情況，你有臨時處置的權力。”
原來，區黨委指派樂群聯絡的情報小組，主要成員之一就是給譚啟龍寫信的那位周迪道同志。此時的寧波，已經被日寇鐵蹄踐踏了3年有餘。1941年4月，寧波淪陷後，日本憲兵隊就在全城大肆搜捕抗日誌士，有100多人先後被捕，被關押在憲兵隊駐地——開明街永耀電力公司辦公大樓。1944年初，四明山根據地南山財經委主任周迪道（當時化名朱人達）被日偽軍抓到，雖遭嚴刑拷打，一直堅貞不屈，後因叛徒出賣，不得不承認自己擔任新四軍的財經委主任，但並未洩露任何機密。憲兵隊隊長大場金次跟他說，只要以後為日本人辦事，就可以獲釋，意思無非是讓他叛變當漢奸。周迪道是一名久經考驗的老黨員，他想：“我如果就這樣死了，不過在烈士名單裡多了一個名字，不能這樣白白送死。”於是他口頭上表示“同意”，暗中卻設法寫信給區黨委書記譚啟龍和縱隊司令員何克希，主動提出想仿效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的辦法，乘機打入敵人內部，繼續為黨工作。
化名朱人達的周迪道決心將計就計，打入敵人內部
當時抗日戰爭即將進入反攻階段，根據地方面正苦於對日軍內部情況不甚瞭解。在此不久前，浙東區黨委剛剛收到上級指示：“美軍準備在中國登陸，要求和我配合作戰。請你們認真佈置吳淞至寧波沿海及滬杭甬鐵路沿線地區的情報工作，廣泛地發展游擊戰爭及準備大城市的武裝起義。”何克希、譚啟龍深知周迪道是冒著極大風險才把這封信傳出來，與丁公量等人研究後，他們認為這正是個打入敵人內部獲取情報的好機會，完全可以將計就計。何克希回信給周迪道：“組織上相信你，同意你的意見。我們沒有必要去作可以避免的無謂犧牲，希望你盡心盡力，多動腦筋，埋伏在敵人的心臟裡，完成革命的反間諜的偉大任務。但在做出重大決定前，要向組織上請示報告。”
“400”小組的重點任務是瞭解駐寧波日軍的情報
就這樣，周迪道成了日本憲兵隊的1號“密探”，被安排在呼童街101號徐家日本人租用的房子中住下。他在虎穴狼窩內巧妙周旋，逐漸成了大名鼎鼎的“朱大密探”，實際上擔負起了隱蔽戰線的艱鉅工作，並陸續營救出多名被捕的同志。經向上級請示同意，周迪道把這些同志吸收進了情報小組。為隱蔽與聯絡方便，成員對外用化名，對內用代號。組長周迪道，化名朱人達，代號401；組員周斯明，化名周列平，代號402；組員馮禾青，化名馬鶴九，代號403；組員王福林，化名王福舟，代號404；組員莫奇，化名徐國芬，代號406。而樂群的代號就是這個小組的代號：400。其中，組員莫奇（新中國成立後改名為徐笑奇）與周迪道假扮夫妻，而樂群則對外聲稱是莫奇的表姐。
周迪道作為日本憲兵隊的“密探”,每天早出晚歸,行蹤詭秘。莫奇則每天穿旗袍、戴首飾、燙捲髮,腳蹬高跟鞋,天天與敵偽長官太太們看戲、打牌、下館子，還替一些不識字的太太看信、寫信,與她們聊天交朋友,探聽各種訊息,有價值的就迅速傳給組織。其他幾名成員則分散在日本憲兵隊組織的各種“密探隊”裡，多方刺探軍事情報。樂群的住處表面上是一個燈紅酒綠的交際場，實際上是組員們彙總、傳遞情報的秘密聯絡點。就這樣，一個在外人眼裡看起來關係錯綜複雜的富裕“漢奸”家庭，其實是一把尖刀，深深地插進了日軍憲兵隊的心臟裡。他們堅持“迷惑敵人、站穩腳跟、廣交朋友、積蓄力量”的工作方針，每個組員每天都面臨著“刀尖上跳舞”的挑戰，默默承受著地下工作的巨大壓力。
解放初期的寧波永耀電力公司營業所，抗戰時期曾是日軍憲兵隊駐地
駐寧波日本憲兵隊下設警務、特高、思想三個課，其中特高課專門對付國民黨及其特務組織，課長叫木場重雄；思想課則專門對付共產黨新四軍及抗日根據地，並負責抓捕我地下黨人員，課長叫鈴木政一。思想課與特高課的憲兵都受過專門訓練，慣於採用軟硬兼施的陰謀手法，是一夥窮兇極惡的職業特務。周迪道的頂頭上司是思想課長鈴木,他手下有八支“密探隊”,互相鉤心鬥角。要想得到鈴木的信任，就必須做到對他“忠心耿耿”。“400小組”與組織上聯絡，由丁公量向他們提供新四軍的情報，再由周迪道假裝是經過偵察所得，“殷勤”地提供給鈴木。這些情報都是真實的，但都打了時間差。比如告訴鈴木新四軍將在何時何地召開重要會議,等日寇研究制定對策後,趕到那裡的時候,我軍及領導人早已開完會走了。雖然敵人撲了空,但情報確確實實是真的,這讓鈴木在憲兵隊裡經常得到表揚。這樣幾次三番，鈴木就不再懷疑周迪道，在八大“密探隊”裡，周迪道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干將”。
駐寧波憲兵隊長大場金次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抗戰勝利後在上海被公審後槍決
有了鈴木的信任，周迪道他們開展工作就遊刃有餘多了。他們多次營救被捕的同志,前後救出10多位。1945年春天，周迪道對莫奇說：“敵工委指示，有個名叫張小萍的上海進步女青年來寧波後，準備去四明山投奔新四軍，不料被偽軍抓去，關在鄞縣監獄，要我們設法營救。”此時，莫奇已跟偽軍軍官趙清鳴的母親、妻子交上了朋友。這些官太太都沒有什麼文化，經常讓莫奇幫她們寫寫信、算算賬。這天，趙清鳴的妻子又喊莫奇到家裡說話，莫奇心想，機會來了！到了趙家，她做出一副憂心忡忡、茶飯不思的樣子，趙妻很是納悶，便問起緣由。莫奇哭哭啼啼地說：“我的一個表妹，兵荒馬亂的，多年聯絡不上了，最近老家寫信給我，說不知道怎麼就被抓了起來，就關在您家長官的監獄裡。”趙妻當即就掛了個電話給趙清鳴，趁著這個機會，莫奇提出去“探監”。當趙清鳴陪莫奇走進監獄時，張小萍一開始感到很疑惑，莫奇就高聲說：“我是你表姐呀！多年不見，怎麼不記得了？”張小萍也很機靈，立刻答應起來。莫奇把事先準備好的包著錢與食品的小包袱遞給她，說：“家裡人很關心你，正在設法保你出去。”這個小包袱裡就藏著密信，教張小萍如何應對，設法脫身。周迪道、莫奇等人接著又打通其他關節，裡應外合，不久張小萍即被營救出獄，被秘密送往四明山根據地。
莫奇透過與敵偽家屬交朋友，多次刺探情報、營救戰友
另一次，浙東縱隊地下工作的主要負責人竺揚到寧波執行任務，誰知船剛一靠岸，就被守候在碼頭的兩個叛徒認出，抓到憲兵隊裡。面對叛徒的指證，竺揚只好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對其他的則堅決不承認。這件事驚動了區黨委領導，急命埋伏在憲兵隊裡的“400小組”設法營救。周迪道跟竺揚聯絡上後，竺讓周立即通知在開明街以開“浙江文具店”為掩護的吳唐華儘快撤離。等日軍前去抓捕時，吳唐華剛剛撤走，不久安全上了四明山。後來，周迪道想方設法，把竺揚給保釋了出來。日軍投降後，竺揚隨部隊撤到山東，後來分配到山東省工商總局，一直從事經濟工作。離休後，竺揚還積極撰寫黨史，為烈士正名，為老同志平反作證，做了大量的工作，直至1994年病故。
竺揚剛到寧波就被叛徒認出，被捕入獄，幸得“400小組”搭救
當時的四明山根據地受到日偽頑四面包圍夾擊，物資奇缺，特別是藥品、紙張、印刷機、炸藥等物資供應更是困難。為此，“400小組”還承擔起來購買、轉運物資的重任，其間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有一次,上海地下黨為新四軍浙東縱隊搞到了一批急需的高階炸藥,但無法運出。上級便命令“400小組”設法把炸藥從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據地。炸藥是違禁品,一旦被日偽查到，必定是死路一條。周迪道、莫奇本打算親自去一趟上海,但他們的行蹤都在日本憲兵隊的掌控之下，鈴木更是老奸巨滑，不要說遠赴上海，就是私自離開他的眼皮下半天，也可能引起懷疑。周迪道等人雖然為此急得要命，但一時也想不出好的辦法。
沒想到，居然天賜一個良機。原來憲兵隊特高課課長木場重雄想去上海遊玩,且打算帶著他的翻譯程明夫婦一起去。而周迪道與程明他們混得極熟，聽程明說起這件事，他立即接上話茬：“老兄，你看我們夫妻都是鄉下人,從來沒去過大城市。你要是能帶我們一起去一趟上海,一切開銷，我統統包了。”程明一聽有人為其吃喝玩樂買帳，自然高興萬分,於是積極向木場吹風。木場也知道，周迪道是鈴木最信任的“密探”，便點頭同意了，這下鈴木也無話可說，只好做個順水人情。
當時的浙東根據地受到日偽頑包圍夾擊，各類物資奇缺
到上海後,周迪道、莫奇順利地與我黨地下人員接上了頭，拿到了炸藥。莫奇買了一隻棕紅色的女式皮箱,正是故事開頭提到的那隻。莫奇將炸藥緊緊塞在皮箱下層,上面蓋著幾件衣裳。回寧波的那天,莫奇一手拎著皮箱,一手挽著周迪道的胳膊,緊緊跟在木場和程明夫婦後面。箱子由於塞滿了炸藥，分量很重,莫奇硬著頭皮拎著它,半步都不敢落下。到了火車站入口處，看到到處都是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對進站的中國旅客的箱子包裹，要逐個開啟來檢查,仔細翻看,一個不漏。莫奇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這可怎麼辦?
周迪道見莫奇有些著慌，忙拍了拍她的肩膀，示意她保持鎮定，順手就把皮箱接了過去：“你看你，平時在家嬌慣的，連個箱子都拎不動。木場課長，讓您見笑了！”一邊說，一邊把手中的箱子順勢塞到木場手裡。因為木場的行李有程明替他拿著,他兩手正空著呢。周迪道對木場說:“請太君幫我把箱子拎上火車,謝謝您!”木場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問道:“朱人達,你搞什麼名堂,是不是做金子生意，悄悄地發財呀?”周迪道故意擠眉弄眼，“諂媚”地小聲道:“不做點生意，哪來的吃喝呀,帶點黃貨回去補貼補貼，不是也能多孝敬孝敬太君嗎，哈哈哈！”就這樣，他們跟著木場從日本人專用入口處進去,避開了憲兵檢查,順利上了火車。一路上，這樣的檢查碰上多次,每次兩個人都像經歷一場生死考驗。但由於箱子一直放在木場身旁,檢查人員都沒過問。一路上雖然風平浪靜，其實周迪道和莫奇都已做好了最壞的準備，萬一暴露,就與敵人拼個魚死網破。最後，總算有驚無險地回到了寧波，由“400小組”的其他同志，設法將炸藥送到了四明山根據地。抗戰勝利後，莫奇一直將那隻見證他們艱險的皮箱帶在身邊，直到2012年逝世。2015年9月4日，她的子女將這件珍貴的歷史文物無償捐贈給了新四軍紀念館。
莫奇子女將當年運炸藥使用的皮箱捐贈給新四軍紀念館
“400小組”多次在日軍眼皮底下出色地完成任務，有力地支援了根據地的鬥爭。1945年6月，受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浙東抗戰局勢也越來越好。駐寧波地區的日偽軍軍心動搖，先後有數十名日軍攜械投奔新四軍浙東縱隊。此時，樂群向小組成員傳達了城工委的指示精神，要求“400小組”透過與敵人之間的關係，大力策動日偽軍向我投降，同時指示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這時，日本憲兵隊幾個頭目也在為今後個人前途作打算。鈴木本來就對這場戰爭的前景不看好，早已開始做撤回日本老家的各種準備。這一天，在呼童街101號徐家，也就是周迪道、莫奇的住處，鈴木偶然跟房東徐章翠老太太談起，自己要出售一些東西，方便以後回日本，正巧讓周迪道聽到了。
要說這位徐章翠老太太，可不簡單，她年輕時曾隨丈夫在日本神戶做生意，與當時在日創立同盟會的孫中山先生有過交往。1931年，徐老太太全家回到寧波，不久丈夫去世，家道隨之中落，靠一些積蓄和出租房屋為生。日軍侵佔寧波後，憲兵隊有幾個頭頭曾住在她家裡。鈴木是神戶人，因此主動認徐章翠為“乾媽”，目的當然是想利用她，為日本服務。而徐老太太愛國心未泯，表面上應付鈴木，答應監視住在她家的人，暗中卻協助、掩護小組人員。每每在鈴木面前幫他們說話，反過來還把鈴木提到的憲兵隊的一些事情告訴小組成員。當然，她並不清楚周迪道等人的真實身份。
隨著日軍在中國戰場陷入泥潭，軍心逐步動搖
周迪道聽說鈴木打算賣東西，這表明日軍正在做撤退的打算，於是將這個訊息透過樂群傳給了丁公量。不料，丁公量那邊的工作人員卻出現了嚴重失誤，竟把這一訊息寫進了宣傳稿件，公開登到了新四軍名為《浙東通訊》的報紙上。這份報紙被鈴木看到後，自然大發雷霆，當即懷疑到了周迪道頭上，召他去質問。周迪道只裝什麼都不知道，先將鈴木穩住，同時又抓緊做徐章翠老太太的工作。徐老太太深知日軍已經是窮途末路，便大包大攬，把這件事安在自己頭上，說這個訊息是她與牌友打麻將時無意間說出去的，當時沒想到這麼多，鈴木自然也就不好再追究下去了。但經過這一事件，鈴木對周迪道的信任已不似以往，“400小組”面臨暴露的危險。
周迪道等人乘坐日軍汽艇，經水路勝利返回根據地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蘇、中、美、英四國政府接洽請降。8月15日，裕仁天皇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憲兵隊的大場、鈴木、木場及其他一些頭目見大勢已去，也一改過去頤指氣使的傲慢態度。在一次會議上，大場公然說：戰爭結束了，大家都有什麼打算？你們如果和重慶(國民黨)方面有關係的，可以回重慶；與四明山有關係的，也可以回去。跟雙方都沒有關係的，由你們自己決定……周迪道故意在大場面前說，自己叛變了共產黨，看來很難回去了，但要設法保全手下的弟兄們。大場等人即將被遣返回國，自身難保，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表示可以送周迪道一些槍支彈藥甚至汽艇。
其實，周迪道早就注意到日偽人員並不是鐵板一塊，平時就物色了一些可以“交朋友”的物件，勸他們不要跟日本人貼太緊，少幹一些壞事，一來二去都成了“莫逆之交”。抗戰勝利在即，經過對憲兵隊其他密探及聯絡員的串聯，有7人有向新四軍投降的意向。他們對“朱家人”平時的為人處世，都很信任，衡量利害得失後，表示願意率其手下跟隨“朱家人”一起行動。8月16日下午1時，“400小組”全體成員和所有願意跟著走的其他人員，一共60多人，分別乘上憲兵隊的兩艘汽艇，沿著姚江一直開往四明山根據地，丁公量派出城工委工作人員，在渡口迎接他們。就這樣，“400小組”成員結束長達近一年的潛伏任務，全部安全返回浙東抗日根據地，開始了新的戰鬥。他們隱姓埋名、忍辱負重深入虎穴，為民族解放而英勇鬥爭的事蹟，永遠鐫刻在黨史的功績冊上，成為隱蔽戰線上的一段不朽傳奇。
前“400小組”成員1980年代在西湖合影，從右至右分別為馮禾青、周迪道、丁公量、樂群、周斯明、王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