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北京。”以寫重大考古發現和和文物古蹟著稱的著名記者曹家驤寫到：
我又一次來到北京昌平天壽山腳下。
作為燕山餘脈的天壽山，蒼松翠柏，鬱鬱蔥蔥。這裡，因為棲宿著明王朝除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外的13個皇帝，而成為矚目的地方；在十三座帝王陵墓中，有—座規模宏大的帝王陵墓——永陵，雖略遜長陵，但其構造精美細緻，可謂明十三陵之冠。清初學者王源曾贊其曰：“磷磷爛爛，冰鏡瑩潔，纖塵不留，長陵莫逮。”
但它並沒有因那層撲朔迷離的不解之謎，而像定陵、長陵那樣受到後人的重視與矚目。嘉靖皇帝用自己—生所營造的這片墓地，經過了432年的風風雨雨之後，如今，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永陵，陵區宮門緊鎖，不見遊人的蹤跡，秋風過後，則更顯荒蕪、衰敗、悽清、沉鬱……
“永陵地宮說”再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後，人們都在揣測：如果這一假說成立的話，能不能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對像《永樂大典》這樣的非金屬的“龐然大物”進行間接判讀，以驗證《永樂大典》作為永陵地宮的埋藏物之一而存在的可能?
為此，前不久，我開始了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奔波，採訪了眾多物理探測專家，為解開這個“死結”向他們請教。
魏承介，中國科學院遙感技術應用研究所研究員。他告訴我，1976年前後，他們利用紅外探測技術曾對十三陵地區進行過探測普查：1990年，用航空遙感和紅外探測技術對秦始皇陵墓區進行過考察；1996年，又用這種方法對四川省雲陽縣故陵鎮長江三峽地區最大的楚王墓——故陵進行了考察。實踐證明，其方法對研究墓穴式的帝王王陵是有效的。它可以準確地判讀出這些墓穴式的帝王王陵的地宮形制，墓穴基本的規模以及文物埋藏的情況。
但這位專家慎重地對我說：“但要想判斷出帝王陵墓地宮之中到底有什麼東西，那是比較困難的。”他認為，“至今還沒有一種這樣的方法。”
魏承介的結論不免讓我掃興。但他下面的一段話卻給了我去尋找新的採訪物件帶來一個啟發。他說，遙感探測有兩種方法，—種是直接探測，另一種是間接探測。前者是直接對所探物進行探測；後者則是根據所探物的保護措施，如外包裝、地貌等情況，從間接方法的探測中得到資訊，然後進行資料監測、計算機影象處理。
幾經周折，才見到嶽棋柱先生。他是一位離休的老同志、高階工程師。解放初期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在原地礦部北京地質儀器廠研究“天然電磁輻射測深技術”，用這一技術從事探尋地下的秘密——探測堤壩中的裂隙、煤田開採後在不同岩層中形成的縫隙、山體潛在的滑坡危險的裂隙、隧道中的裂隙、含水、碎石塊或泥沙的小規模溶洞、地下人為設施或古墓等。他告訴我，空中自然電磁波會輻射到地面，而地下物體的電磁波也會反射到地面，根據各種物體電阻率的不同，來最後判斷被探測物的性質。比如，空氣、石灰岩的電阻率就高—些；而水，尤其是熱水的電阻率就小一些。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他們採用這種“天然電磁輻射測深技術”，在各國各地找水、找油、找煤、找氣。
我對嶽棋柱先生說，如果採用這種“天然電磁輻射測深技術”對埋藏於地下的書或紙—類的非金屬物能不能進行判讀？他沉思片刻，說出了兩個字：“可以。”但他又補充道，假如永陵地宮中真的存在如此“龐然大物”，它的電阻率完全不同於地宮空間部分的電阻率，而這麼多的書放置在裡面，一定是採取了比較穩妥的包裝措施。這樣，就可以按照不同測點所獲得的不同電阻率，繪製出一張直方圖來，比較清晰地反映出地宮內部物體存在的情況。他遺憾地告訴我：“這種技術依然不能直接判斷出地宮裡面到底是書，還是別的什麼東西。”
就在我從北京返滬的第二天，從一位文物界朋友那裡打聽到一個人，他叫張治天，江蘇省地震工程研究院精密磁測(GPM)研究室主任、物探專家。1999年初，他們採用精密磁測技術對南京明孝陵陵區2萬平方米的區域進行了大規模的探測，終於揭開了一個隱藏達600餘年的謎團—一—明孝陵確係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寢，並弄清了地宮的形制、地下埋藏物的基本分佈情況等。
然而，在談到有關永陵地宮的事情時，張治天卻沒有直接用“行”還是“不行”，這種肯定或否定的話語作答。但我發現，當他談到有關在陝西咸陽採用精密磁測技術確認西漢木橋年代的探測工作時，語氣與聲調者口格外不同，似乎是否想以此來告訴採訪者，應從中悟出什麼來?
1991年，張治天率隊在陝西咸陽沙河就是用精密磁測技術，發現距離地面7米的古河床下的一座古木橋的。當時，都認為是“中衛橋”，所測河道為500餘米寬，但據史料記載，“中衛橋”的河道為108米。如果用傳統的磁測方法測的話，因木頭本身為高阻體，很難穿透：假如採用振動的方法也難於進行。張治天則採用了“逆向思維”的方法，判定“木橋的每—段圓木都佔有—定的空間，必然形成沙子的空洞”，即先不去找木頭，而是採用精密磁測技術來判定空洞所佔空間的距離，以此計算出了木橋的最後長度。
他對我說，如果《永樂大典》果真留存在永陵地宮裡，那它必定在地宮佔有相當的空間，把如此龐大的陪葬物放在地宮裡，一定會經過嚴密的包裝，有可能是經過了幾重包裝。北京皇史宬的明清檔案的包裝就是很好的說明，從那裡可以得到啟迪。
真沒有想到，我在北京所進行的幾天採訪活動，居然會引起京城眾多關注《永樂大典》命運的物探界專家們的注意。返滬後，不斷接到從北京發來的信件和打來的電話，向文匯報提供有關資訊、情況、方法、手段。10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了一個從北京打來的電話。那是原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王謙身研究員打來的。他告訴了我一個令人鼓舞和對尋找《永樂大典》正本下落有著相當值得參考和借鑑的資訊：他們在1989年曾採用“高精度重力測量技術”對北京明十三陵定陵、茂陵、獻陵，進行過以重力學研究為主的地球物理勘探的實驗，並在電話中，他向我介紹了十年前考察隊在天壽山腳下所進行物理勘探的全過程。
這位已經退休4年的物探專家介紹說，1986年，地球物理研究所花了5萬美金從美國進口了一臺當時還屬於“禁運”的重力儀。次年，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高精度重力測量研究”正式啟動。開始以已經發掘的定陵為模板，進行了重力異常值和重力梯度異常值的測定，以確定地下建築物結構和精細結構。然後，又先後對茂陵、獻陵進行了可比較的勘測，最後，弄清並確定了茂陵地宮正殿、中殿和後殿的位置和縱深情況，掌握了獻陵地宮部分坍塌的位置。採用“高精度重力測量技術”對明十三陵定陵、茂陵、獻陵所進行的以重力學研究為主的地球物理勘探，當時則屬於一種科學普查的性質。考察前，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不能破壞封土層、不能採用振動法、不能使用電測法”。當時，王謙身率隊除對上述三陵進行了勘探外，還對除永陵之外的所有陵墓進行了查勘。他告訴我，之所以沒有接觸永陵，是因為“十年前永陵的大門也和現在一樣，緊緊地鎖著”。不過，當時也曾有同志提出對永陵也進行普查的建議，但被有關部門否定了。
正因此，人們的視野自然而然地也就更加關注著這座神秘的永陵。尋找只是剛剛開始。
就在我與王謙身研究員電話往來的當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關注《永樂大典》命運與下落的專家坐在了一起，以對歷史與現實負責的態度，草擬了採用“高精度重力測量技術”對永陵地區，尤其是永陵地宮進行物理探測的合作協議，並正式於1999年10月28日向國家有關部門進行了報告。
報告中提到，明朝《永樂大典》是世界聞名的中國“國寶”。1900年遭八國聯軍焚掠，現今世儀存300餘冊，不及原著11095冊的3%！而且都是重抄的副本，正本《永樂大典》一卷也未發現，成為—個歷史之謎。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欒貴明研究員多年考證，認為《永樂大典》正本未丟未毀，應該藏在明世宗嘉靖皇帝的陵墓——明十三陵永陵的地下宮殿內。由於明十三陵是家一級保護的重點文物，不能輕易發掘開啟。這就要求我們運用現代地球物理探測技術，，在不開啟地宮的條件下來探查尋找國寶的下落，揭開這個多年曆史之謎。
最近，物理學專家曾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測定夏商文物的年代，為斷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使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推數千年。天文學、數學家證明周代記載—天日出兩次的異常現象是該日清晨發生日全食所致。種種事例表明，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互結合進行研究的重要意義，並顯示了令人鼓舞的成效。
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共同建議將此項“《永樂大典》正本的探查研究”的研究專案納入兩院合作研究專案，共同開展與進行《永樂大典》正本這一國寶下落的尋找、探查的研究工作。
據我們瞭解，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永陵地宮在完全不受到任何損害的情況下，諸如採取“磁輻射探測技術”、“微重力測量技術”等手段，應該說，對《永樂大典》正本下落的尋找工作是能夠有所幫助的。我國考古工作者曾採用該技術先後對南京明孝陵、北京周口店古人類遺址進行過科學探測的考察，都取得了預期的效果。1999年10月底，我國文物主管部門的權威人士在獲悉《文匯報》準備資助開展對《永樂大典》正本下落的尋找工作後認為，這對增強文物保護全民參與意識，無疑是一種嘗試。遺憾的是，對兩院所合作對永陵的聯合探測，以及文匯報獨家贊助這一有著深遠意義的考古探測活動，有關部門沒有同意。
但是，世紀的尋找，僅僅是剛剛開始。
跨世紀的尋找還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