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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年6月荷蘭艦隊新任司令官孫克率領兩艘荷蘭船前來澎湖，卻沒有強化戰備。表示巴達維亞已決定從澎湖撤退，可是這項決定來遲了。
因福建海軍早在年初，便渡海澎湖發動對荷蘭人的攻擊，雷也山寫給巴達維亞總督的報告中便提及2月8日在最北方島嶼的外角，發現有以四五十艘戎克船（中國帆船）編成一艦隊。
不過，福建海軍的軍事行動是在天啟四年正月初二日(1624年2月20日)才正式誓師出戰，巡撫南居益親自浮海至金門，下令渡澎，不殄夷不得歸。
1、對峙——中荷雙方的盤算
明海軍從正月初二日至五月二十八日(2/20-7/13)不斷在增兵佈防，並在鎮海港築一石城固守，企圖以大軍壓境迫荷蘭人撒離澎湖，然而，荷蘭人雖已退守風櫃仔，但仍未有拆城離去的打算。
這段時間，中、荷雙方在澎湖各自擺開陣勢，明軍不敢貿然進攻，而荷蘭人似在等候巴達維亞的最新指示。
這時司令官雷也山已提出辭職，當然不希望與明軍開戰。也不便作出離開澎湖的決定。他正在拖延時間，等候接替他的新司令官孫克(Martinus Sonck) 到來。孫克即明史所稱的牛文來律，由於數月來荷蘭人固守風櫃仔紅毛城，絲毫沒有離開的打算，他們似乎得到某些人的支援。巡撫南居益會提及“非去夷之難，去倭與寇之難也。”
可見，當時與荷蘭人私下貿易的海船幫頗為活躍，他們正在澎湖海域上徘徊觀望，副總兵俞諮皋曾就此事向南居益報告說：
“今倭夷連和，奸盜黨附，我孤軍渡澎，賓主倒置。利害判於斯須，勝負殊難期，必事急矣!此兵法用間時矣。”
俞諮皋所謂“用間”就是利用被監禁的違法海商許心素，勸告海商船幫頭領泉州人李旦立功贖罪。
許心素是李旦的親信，從事非法的日本貿易活動。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這些人都被定性為倭寇的同夥。俞諮皋認為李旦若我用，荷蘭人勢必孤立。南居益最後同意了俞諮皋的用間法，結果是“倭船果稍稍引去，寇盜皆烏散，夷孑立寡援。”就因李旦的合作，使荷蘭人更加孤立。
但是，荷蘭人仍然沒有離開的計劃，南居益已感到不用兵絕不能解決問題。
2、開戰——荷蘭人為何秒慫？
六月十五日(7月29日)，明軍誓師進攻：
“分道並進，據其要害，發火舟乘風疾赴，陞兵繼之，夷舟皆披靡，直逼其巢，諸勾引接濟者皆絕，不得通，夷窘甚。不能支，乃歸所虜商人三百餘。”
明軍已迫向風櫃仔的紅毛城，當時南居益：
“又授方略，齊火藥火器接應，即日運火登陸，令守備王夢熊等趨中墩紮營，分佈要害絕其汲道，禁其登岸擊其統城夷舟，又令把總洪際元等移策應兵船泊鎮海營前海洋，直逼夷城，候風、水陸齊進。”
這時，南路副總兵俞諮皋坐鎮澎湖石城督戰，巡撫南居益及總兵謝弘儀則在廈門支援。
戰爭已迫在眉睫，此時新司令官孫克剛在8月3日抵達澎湖，他發現中荷危機正在擴大，形勢已十分嚴峻。
《巴達維亞日記》記載了當時的局面：
白沙島駐有中國軍約四千人與兵船一百五十艘，以後兵數逐漸增加，至是月(指8月)中旬，增至一萬。進出澎湖島，荷蘭人雖將臺窩灣之巖破壞，調回其守備兵，然白人不過八百五十人，其中少年兵有一百十一人，病人亦屬不少，到底難以對抗。
當時明軍一戰的決心已使孫克對局勢有更深刻的認識，他承認：
中國人不但擁有一萬人，及包括戰船、擊沉船，火船等合計戎克船二百艘。而且中國對我方有令人難以置信之戎克船兵士等大量準備，蓋戰爭系奉中國國王之特命所行；福州、廣東各省，奉旨從澎湖島將我方驅逐，如不遵行，必受嚴罰雲。
所以，孫克認為必須要考慮“中國人堅固的決心”，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他決定與明軍談判，希望爭取更有利的撤離條件。
不過，他已意識到：
“依照協定形式，因彼等可用武力收復，故我方決心忍受恥辱、損失及侮蔑，退而讓步，蓋以公司全力亦不能充分對抗中國兵力，而且斷定我方如果在澎湖與中國人抗爭，必不能開始貿易。”
事實上，當孫克來到澎湖接任後，更明白過去二年荷蘭人在中國沿海所犯的錯誤，他以十分後悔的語氣向巴達維亞總督報告：
“我們在中國沿海的行為使中國人更加反對我們，把我們看作無異於謀殺犯、暴君和海盜，我們對待中國人確實是兇狠和殘酷的，而且依我看來，憑這些行為是決不可能達到同中國通商的目的。”
由此可見，孫克已下決心撤離澎湖不再與中國抗爭了。
3、第五次談判
因此，中、荷有關澎湖的的第五次談判又告展開，《明熹宗實錄》記載：
七月初二(8月15日)，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赴鎮海營面見，求開一路，孫海道同劉遊擊嚴責夷目，回催速還信地。
這次談判是由荷方首先提出，聲言荷方代表將與二位中國使者前來鎮海營談判，這兩位使者即6月12日隨司令官孫克由巴達維亞回來的福建使者Wang san和Taug swan兩人，荷方還要求與握有全權的副總兵俞諮皋會面，並要求籤訂友誼協定。
可是，俞諮皋以十分傲慢的態度接見荷方代表，並語氣強硬的警告荷方“非確實約定先行破壞城砦而退出澎湖島，不必再來，如無意承諾此事，可回城致力防禦。”福建當局表達了不惜一戰的決心，顯然，荷蘭人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
第二天(8月16日)，明軍兵分三路齊進，擺出進攻姿態，司令官孫克在8月18日向大評議會建議說：
“如離開澎湖島，而以福摩薩島臺窩灣(安平)定為居處，則在該地及公司職員所駐在之其他場所准許貿易。由此可以佔有比較澎湖島更肥沃而適於健康且有豐富清水之島嶼。”
但是，他的建議似沒有得到大評議會的透過，從他們沒有實時拆城離去可知，大評議會是這次遠征澎湖的權力核心，共有七人：即司令官一人、船隊中船長一人，士兵隊長一人和商務員四人等組成。相信商務員對於就此撤離澎湖必然心有不甘，他們並未放棄與中國訂定貿易條約。
4、海盜的斡旋
從8月18至8月26日拆城運米下船，共有八天的時間，中、荷雙方為了避免戰爭仍作最後努力，談判持續進行，而在這關鍵時刻海商李旦再次發揮重要作用。
據《巴達維亞日記》記載：
“此時稱為中國人甲必丹即日本華僑頭人，從臺窩灣(安平)前來澎湖島，彼似對我方抱有同情，而聲言願為我方與中國人之間盡力斡旋(據他所言，彼為此事中止日本旅行)。
這位甲必丹即李旦。他在8月17日剛從臺灣抵達澎湖，現時沒有資料顯示李旦是受中方所託從事斡旋的工作，從他突然中斷回航日本的行程來判斷，這是有可能的。
明朝最終目的是迫使荷蘭人撤出澎湖，且儘可能避免戰爭的爆發，俞諮皋再度利用李旦進行遊說，可說是最佳的選擇。當時，李旦可說是中荷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斡旋者。
孫克說：
我方除了李旦之外，別無其他中國人可用。其後又有點後悔的說：我方要是還有其他人可用，就不至於如此信任李旦了。
也許孫克已感覺到李旦的立場傾向中國，如李旦建議荷蘭人不應提出要求中國禁止船隻開往馬尼拉，他似乎是在替中國進行遊說而不是為荷蘭人爭取利益。
無論如何，荷蘭人只能依靠李旦，中、荷交涉再度展開，李旦已取得荷蘭人願意撤離澎湖的承諾，唯一的條件是中國允許商船前往臺灣和巴達維亞與荷蘭人進行貿易。
8月22日，李旦帶著孫克的信函前往廈門會見總兵謝弘儀，要求中國派一名代表前往澎湖進行談判，但謝弘儀回信孫克指責荷蘭人“想年復一年的拖下去，而不願找機會拆城離開澎湖”，並重申“目前在澎湖的總兵(俞諮皋) 擁有我們的完全授權， 閣下與他定的條約我們將完全的確認。”
5、荷蘭人從澎湖撤到臺灣
李旦確認了澎湖中國軍主將的談判權後即日趕回，並展開與副總兵俞諮皋的談判，表明荷蘭人願意撤離澎湖，在這次會見中有了較具體的成果：俞諮皋向荷蘭人“保證退出澎湖島以後之貿易”。荷蘭人希望透過更嚴肅的交涉與中國簽訂正式的貿易協定，8月24日指派專人前往簽署文書。不過，這一要求被俞諮皋拒絕並向荷蘭代表發出最後通牒，《巴達維亞日記》轉述了俞諮皋的說話：
“如果對彼所言不能放心，則請退去守其船舶，並言彼業以信件約諾在臺窩灣(安平)及巴達維亞永久自由貿易，故我方應以此為滿足，現在中國已大加準備，最近可至澎湖島，倘如再遷延，則於我方將有危險雲。”
荷蘭人對於俞諮皋的警告再不能輕視，因為明軍已“直逼夷城”，所以，孫克在報告中無奈的表示：
“我國人已不能再有奢求，且不可能冀得更佳之協定，故即以總爺及都督之假定約言為滿足。”
因此，荷蘭人在1624年8月26日，破壞澎湖一切裝置，退往臺灣。
荷蘭人開始拆城的日期與中國史料所記吻合，《明熹宗錄》記載：
“(七)十三日(8月26日)，拆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為舊高文律(司令官)所居，倘留戀不忍。乃督王夢熊等直抵風櫃子，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番遁去。”
荷蘭人拆城及運米下船等遷居準備或持續數天，於9月初旬，開始遷移，在臺窩灣(安平)即北線尾島開設商館，而在鯤身之舊址築城。
至此，荷蘭人懷抱屈辱離開佔領2年的澎湖，雖然這是荷蘭人自1602年設立荷蘭東印度公司以來最大的挫折，但是荷蘭人入據臺灣後，臺灣的歷史發展注入一股新的動力，並繼續擴充套件在東亞的貿易活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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