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黨早期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人物都不幸犧牲，比如今天介紹的這位武懷讓，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位。
武懷讓曾經擔任中央軍委書記，相當於後來的中央軍委主席，地位非常高，卻在與王明的鬥爭中，被蘇聯內務部定為間諜，秘密殺害。
下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武懷讓的傳奇人生。
武懷讓1899年出生於河南省孟州市南街村，從小機敏聰慧，被鄉里百姓視為神童。
長大後，武懷讓考入了唐山交通大學，多次號召學生走上街頭，舉行愛國遊行活動，雖然兩次被開除學籍，但他始終毫不後悔。
1918年底，武懷讓在《新青年》雜誌上看到了李大釗寫的《庶民的勝利》一文，從此對馬列主義傾慕不已，深以為然。後來，他透過友人閻楷引薦，與李大釗會面請教，讓他受益匪淺，正是在李大釗的引薦之下，武懷讓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一批黨員，從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1924年7月，武懷讓、曾湧泉等人接受中央的派遣，前往蘇聯東方勞動大學留學深造，正是在莫斯科期間，他收穫了一份彌足珍貴的友情。
第二年7月，朱德乘船經波羅的海抵達莫斯科，受到了武懷讓夫婦的熱烈歡迎，武懷讓不僅為其準備好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還帶著朱德熟悉莫斯科當地的風土人情。
在此期間，朱德曾提出想要進修軍事，武懷讓就幫他聯絡，進入東方勞動大學軍訓班，讓朱德非常感動。
1926年7月，北伐戰爭打響，朱德回國參戰，武懷讓把他送到車站，兩人依依不捨，握手話別。
4年的留學生活結束後，武懷讓啟程回國，先後在濟南、唐山、天津、哈爾濱等地工作。武懷讓才能出眾，每到一地，總能在短短的時間內，讓當地的黨員培養及革命形勢煥然一新，因此備受大家肯定。
在這期間，武懷讓也曾身陷囹圄，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與糖衣炮彈，始終不曾有過一絲屈服，最後終於逃出生天。
在當時的殘酷環境下，投身革命可謂是九死一生，但武懷讓卻無怨無悔，他曾說過：“既然已選擇革命這條路，必當有始有終，即使捨棄這顆頭顱，也毫不足惜！”
1932年，武懷讓接到中央的任命，出任臨時中央軍委書記，前往上海主持相關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在那幾年，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與瘋狂破壞，上海的處境非常危險，尤其是顧順章和向忠發相繼叛變後，更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黨內不少同志在提及上海時，都是“談滬色變”。
比如王明，就將手中大權交給博古，自己攜夫人孟慶樹遠走蘇聯。
其實，當時臨時中央軍委書記的第一人選是張國燾，但是張國燾卻懼怕上海的形勢，多次拖延推諉，拒絕赴任。
武懷讓當然也深知上海的危險，但是為了大局，他還是勇敢地接過了這副重擔，奔赴上海。
抵達上海後，武懷讓一面領導地下黨員開展工作，一面又要跟博古等人展開論戰。
當時，博古奉共產國際與王明的指示如真理，只管堅決執行，完全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結果讓中國革命遭到了慘重的損失。
武懷讓認為，正在蘇區的毛主席倡導的發展模式更適合中國革命，因此，他多次與博古等人展開激烈爭執，讓博古對他非常厭惡，背後的王明更是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武懷讓密切關注著他們的動向，特別是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確立了毛主席的核心領導地位，讓武懷讓非常高興，說這次總算走對路了。
1935年7月，武懷讓攜夫人侯玉蘭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向共產國際彙報有關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等相關情況。
兩人抵達莫斯科後，王明與夫人孟慶樹親臨車站迎接，併為兩人準備好了食宿。面對王明的主動示好，武懷讓卻並不感冒，因為他清楚王明的用意，就是為了拉攏自己，不讓自己向共產國際彙報遵義會議的情況，這樣就能阻止共產國際承認毛主席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武懷讓深知王明的險惡用心，因此對他的熱心並不領情。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武懷讓提交了有關遵義會議的報告，獲得了共產國際代表們的一致認同，讓在場的王明、康生等人惱怒不已。更讓他們想不到的是，武懷讓隨後又拿出發言稿，痛斥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危害，旗幟鮮明地擁護遵義會議所確立的以毛主席為核心的正確決定。
會議結束後，王明與康生等人就對武懷讓起了殺心。
當時，武懷讓的妻子侯玉蘭已經感覺到了危險，就勸他趕緊回國，遠離王明這些人，但是，武懷讓說：“中央派我來蘇聯，就是監督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活動，他在這裡一天，我就不能回國，這是中央給我的重任。我們為了革命的勝利，殉難於國外又有何妨？”
沒想到，一語成讖！
1936年8月，蘇聯發起了反對託派的“揭發及剷除敵人”運動，蘇共內部大批黨員因此蒙受劫難。王明、康生等人認為這是天賜良機，可以藉此打倒剷除一批與自己懷有異心的同志，而武懷讓就是首當其衝。
於是，王明、康生等人散佈謠言，汙衊武懷讓是叛徒、間諜，是隱藏在革命隊伍中間的託派分子，讓武懷讓遭受了多方質疑，處境越發艱難。
隨後，王明又利用開會的藉口，鼓動共產國際及蘇聯內務部將其秘密逮捕。面對蘇聯內務部的嚴刑拷問，以及王明、康生等人的無恥汙衊，武懷讓堅持不肯認罪，最終被蘇聯內務部判處“間諜罪”，秘密處決，年僅37歲。
因為武懷讓是被秘密逮捕的，他的妻子侯玉蘭輾轉多方尋求幫助，但一直沒有訊息。
直到1954年，侯玉蘭再次向中央請求，調查丈夫的情況，周總理與劉少奇也非常重視，電令駐蘇使館就此事展開詳細調查。
經過三年多的調查走訪後，中央在1957年6月公佈了有關決議，證明武懷讓並非託派分子，更不是叛徒間諜，這是一起嚴重的冤案，武懷讓是我黨的“好黨員、好乾部”，並追認為“革命烈士”。
此時，距離武懷讓烈士被害，已經過去了21年！
（參考資料：《黨史天地》《河南日報》《大河報》“中華英烈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