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在接受直接作用抗病毒治療並取得持續病毒學應答（SVR）後，肝臟相關併發症和肝外不良結局的風險顯著下降，但肝細胞癌（HCC）的發生風險並未完全消除。基於此，西班牙塞維利亞大學Ampuero等人近期在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上發表了一項研究，該研究旨在開發一種易於在臨床實踐中準確對HCV感染者取得SVR後的HCC風險進行分類的策略。
該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納入取得SVR的經超聲檢查診斷為晚期肝纖維化[瞬時彈性成像（TE）>10 kPa]或肝硬化的患者。隨訪至首次發生HCC、肝移植、死亡或至2020年10月，SVR後至少隨訪6個月[隨訪時間為49（四分位數範圍28~59）個月]。
結果顯示，經超聲診斷的肝硬化患者佔整個佇列的58%（611/1054）。研究期間，HCC發生率為5.3%（56/1054）。多因素分析顯示纖維化-4（FIB-4）>3.25[危險比（HR）：2.26（1.08~4.73）；P=0.030]、TE[HR：1.02（1.00~1.04）；P=0.045]和超聲檢查肝硬化[HR：3.15（1.36~7.27）；P=0.007]可預測HCC的發生。
基於基線風險組合的HCC發生率
研究者觀察到與超聲顯示TE＞10 kPa或肝硬化但FIB-4＜3.25（2.4%；12/506）的患者相比，FIB-4＞3.25（8.8%；44/498）且符合HCC篩查標準的患者發生HCC的風險最高；而那些只有FIB-4＞3.25且不符合進一步篩查標準的患者沒有發生HCC（0%；0/50）（對數秩檢驗：22.129，P=0.0001）（圖1）。
圖1.Kaplan-Meier曲線顯示基線風險對HCC發生的影響 （引自發表文獻）
HCC的累積發生率和年發生率
鑑於先前的資料表明FIB-4和HCC篩查標準是SVR後HCC最重要的危險因素，研究者根據基線風險繪製了亞組中HCC的發生率。在整個佇列中，第1年、2年、3年、4年和5年的HCC累積發生率分別為1.14%、1.99%、2.75%、4.36%和5.31%。
另一方面，基線FIB-4＞3.25且符合HCC推薦篩查標準的患者每年隨訪的年發病率高於1.5例/100人年，而其餘組仍低於指南推薦的1例/100人年的年發病率（圖2a）。此外，治療後FIB-4＞3.25且符合HCC篩查標準的患者顯示出最高的肝癌年發病率（圖2b）。
圖2（a）根據基線HCC風險繪製的年HCC發生率圖（b）根據基線高HCC風險患者SVR後修正風險繪製的年HCC發生率圖
（引自發表文獻）
綜上，透過該研究，Ampuero等人證明了結合FIB-4、TE和超聲的兩步策略有助於對SVR後HCC發病風險的分層。
參考文獻
Ampuero J, Carmona I, Sousa F, et al. A 2-Step Strategy Combining FIB-4 With Transient Elastography and Ultrasound Predicted Liver Cancer After HCV Cure. Am J Gastroenterol. 2022, 117(1): 138-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