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贊！種植中藥，扶了貧還保護了生物多樣性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的門口，一條“祝賀諾貝爾獎獲得者屠呦呦被授予共和國勳章”的紅色條幅赫然醒目。這裡是屠呦呦研究員工作的地方，在這裡，她讓中國傳統中草藥青蒿走向世界。

中國是世界上生物種類最豐富的國家之一，豐厚的生物資源給中藥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得益於生物多樣性，影響了生物多樣性，又成為在開發中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典範，古老的中藥始終與生物多樣性交織糾纏，探索著相得益彰的路徑。

瀕臨滅絕的野生藥材

植物是藥物的重要來源之一，人類利用藥用植物的歷史源遠流長。我國曆代經典藥書中記載的藥物以植物藥為主，如《神農本草經》載藥365種，植物藥有252種，《本草綱目》載藥1892種，植物藥有1119種。近50年來，植物藥的應用又有了長足的發展，統計顯示，其數量已達11146種。

“歐洲等地的植被相對比較單一，我們國家的生物多樣性則是比較豐富的，而且很多植物都是藥用物種，都有獨特的療效。”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所長、瀕危藥材繁育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陳士林介紹，例如人參屬植物，全球有近十個種和亞種，大部分都分佈在中國；大黃屬植物全球有幾十種，中國佔60%以上；淫羊藿屬全球約有50餘種，中國約有40餘種。銀杏、杜仲、大血藤等則是中國特有物種。

“這主要是中國植物區系來源的多樣性形成的。”陳士林說：“中藥得益於中國的生物多樣性，很好地促進了中藥的發展。”

然而，近年不斷有“拯救野生藥材”“瀕臨滅絕的野生藥材”等新聞曝出，排除生態環境惡化、資源利用不合理等因素外，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毀滅式的採挖是導致野生藥材資源日益枯竭的主因。

重樓是雲南白藥裡的重要成分，作為名貴的藥用植物，短短十年間價格翻了16倍之多，高價驅使之下，瘋狂採挖、甚至滅絕性採挖不斷上演。有關資料顯示，分佈於我國境內的野生重樓80%已被採挖利用，需要透過進口才能滿足市場需求。

川貝母從2002年每斤300元左右的價格飆升至現在的2800元左右。年年高價導致採挖時間提前，本該在每年7月底8月初才能採挖的川貝，現在提前到6月底7月初。過度提前採挖導致川貝種子不能完全成熟，嚴重影響了其繁殖能力。

類似的還有中藥白及，15年間價格上漲了40多倍。面對如此高的價格誘惑，藥農便毀滅式地進行採挖。以前採挖藥材就在村前屋後的近山，如今採挖野生藥材要跑到離家幾十裡，甚至百里以外的遠山。

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藥用植物研究所楊世林、張昭、張本剛、林餘霖的研究顯示，《中國植物紅皮書——稀有瀕危植物》第一冊收載植物354種，有藥用植物168種。珍稀瀕危藥用植物中，含常用中藥46種、大宗藥材19種（27個植物種）。

這些藥用植物均為野生種類。其中，降香黃檀現僅存兩株母樹；野生人參、杜仲等有名的中藥材已很少見；銀葉桂和土沉香殘存的母樹也已很少見。我國古代有名的上黨人參產于山西、河北、河南和山東等省份，其發現與應用均早於東北人參，由於森林生態系統遭到破壞及數代掠奪式採挖，在明代，山西等地的人參就已滅絕。

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供的資料，據不完全統計，在我國處於瀕危狀態的近3000種植物中，用於中藥或具有藥用價值的約佔60%～70%。

陳士林介紹，歷史上，中藥主要依靠野生資源，人工種植的種類非常少。但是上世紀50年代中成藥產業開始發展後，對於中藥材的需求量日漸增加，70年代末到80年代更是爆發式增長。

“很多中藥材的藥用部位都是莖皮或者根皮，採收藥材基本上都是以整株植物的死亡為代價的。如果依靠野生資源作為工業原料，一般一兩年這種植物資源就被破壞至瀕危，中藥的發展可能就面臨無藥可用了。”陳士林介紹，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野生中藥材的人工種植業開始發展起來。

能夠扶貧的保護方式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網站上有一個“中醫藥扶貧”的專欄，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個藉助中藥種植脫貧致富的生動故事。

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田林縣者苗鄉八亨村的貧困戶農朝志沒有文化，以前只知道在地裡種稻谷或玉米，一畝地撐死收入也才1000多元。透過種植中藥陽春砂仁，第二年就摘掉了“窮帽”。

黑龍江富裕縣繁榮鄉永豐村是一個典型的“留守村”，勞動力短缺和土地產出效益不好。透過種植防風種子，一畝地能產生12000多元的經濟效益。外出務工的村民又回來了：“那地裡產的不是藥材，是‘金疙瘩’，種植中草藥比外出打工都強。”

“以前黃精都是野生的，誰也沒想過要人工種植。”貴州省黔東南州岑鞏縣凱本鎮凱府村的藤召前從小就挖黃精賣，怎麼也想不到，黃精從長在路邊的野生植物，逐漸成為當地開展規模種植的大產業，給一個小鎮帶來上百萬元的收入，帶動2萬餘人次務工。

2017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五部門印發《中藥材產業扶貧行動計劃（2017-2020年）》，制定《中藥材產業扶貧行動分工實施方案》。地方政府也形成合力，大力推進中藥材產業發展。截至2019年8月，各級各類藥業公司、農業公司及種植合作社等343個不同法人主體，已在29個省份建設685箇中藥材基地，涉及中藥材240多個品種，建設面積約295萬畝，帶動貧困人口21萬人。

與糧食作物相比，大部分中藥材肯定有更高的經濟價值。而且陳士林認為，貧困地區有著發展優質中藥材產業的生態優勢和後發優勢。“這些地區大多分佈在山區、丘陵區和高原區，很多都是中藥材的原產地、主要產區。因為經濟相對落後，當地自然環境汙染、破壞的也比較少。中藥材產地的道地性、種植的生態要求恰好可以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

陳士林說：“科技助力中醫藥扶貧開創了中國特色貧困地區精準扶貧新模式，現在很多地方也透過這個產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地處西南邊陲，經濟極度欠發達，貧困戶很多。陳士林的團隊與文山苗鄉三七科技園合作，依託當地的實業公司，成功選育出三七新品種，每年解決20萬人次的農民就業，帶動3500戶農民脫貧致富。

如今，小小的三七變成當地的支柱產業，整個文山州的三七產業能夠達到約170億元。

2020年“全國科技工作者日”中，陳士林作為在“脫貧攻堅”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工作者，獲得“第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章”。

“目前，我國中成藥工業所用的大宗中藥原料大概80%以上來源於人工栽培品，僅20%來源於野生資源，但許多小品種還來源於野生資源。”陳士林認為，“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們透過發展種植業保護了野外中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實現對生物的開發性保護。”

“最典型的一個物種就是三七。”陳士林介紹，三七是中國的特有物種，被譽為“活血聖藥”。“其實近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都沒有發現過一株野生三七。”

那為什麼市場上還有充足的三七產品供應呢？陳士林告訴記者，就是透過野生變家種的方式把這個物種的產業發展起來了。“也就是透過栽培，讓這個物種得以延續。”

“還有一個典型的物種是人參。在《紅樓夢》裡，即使像賈府那樣的皇親國戚也只能拿到一些人參沫，可見在當時人參就已經很瀕危了。”話鋒一轉，陳士林笑著說：“現在我們老百姓都吃得起人參，為什麼？還是因為發展了大量的栽培技術，透過人工栽培在大田裡把人參資源保留下來了。如果沒有這些現代的生物技術方式，我們很多野生物種可能已經沒有了。”

新品種才有好未來

“中藥產業想發展要有很好的技術支撐，這點是必須有的。”作為一位科研工作者，陳士林格外強調技術的重要性：“有好的新品種，有好的種植方式，應該就會有比較好的未來。”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野生大豆品種資源，1996年的時候，全世界95%的大豆靠中國出口。但是國外從中國野生大豆中找到了高產又抗病的基因，透過現代科技選育出優良新品種搶佔市場，現在國外反過來向中國大量出口大豆。

“在培育新品種方面，生物多樣性應該說是我們國家長久發展必須要重視的一個戰略環節。”陳士林介紹，如果不把生物多樣性保護好，以後想做新品種的選育就會受到很大制約。“人參、三七這樣的重要中藥材資源很有可能也會吃大豆那樣的虧。”

陳士林還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人參主要分佈在我國，在韓國、朝鮮也有少量分佈。但是韓國非常重視新品種的培育，在管理、品牌執行等方面都做得很好，而我國21世紀之前除了一些農家品種，幾乎沒有新品種，比他們落後很多。所以曾經一度在國際市場上，韓國人參的價格遠遠高於中國人參。

“現在，中國也開始補這些短板，這種差距正在逐步縮小。”陳士林介紹，透過加強現代生物學技術的引進、新品種培育、規範化種植以及藥食兩用等綜合開發，十幾年的時間，人參產業在吉林省已經達到幾百億的市場規模。

在文山，陳士林團隊在構建了基於基因組學的“四階式”新品種選育平臺之後，成功選育出三七新品種。除了三七，還成功開展了人參、紫蘇等多種中藥材的新品種選育，提高了中藥材品質。

據介紹，金銀花是山東省的道地藥材，種植面積佔全國的60%以上，傳統農家種植一直是主要用種來源。但時間一長，種性退化、種質混雜等現象開始出現。

為解決這一問題，山東啟動實施良種工程，山東中醫藥大學承擔起重大科技支撐計劃專案，深入開展金銀花新品種選育工作。

“我們第一個任務就是收集不同的種子資源，金銀花的各個產區滿山遍野去跑，一棵一棵的去查去看。”山東中醫藥大學藥學院院長、教授張永清說：“在平邑縣鄭城鎮就發現有那麼一株，花開得相對比較晚，花蕾開得慢，並且顏色還有點發紅，我們一看這個性狀挺好的。”

科研團隊將蒐集到的資源帶回實驗室，經過幾年努力，培育出的華金6號產量高出20%～30%，有效成分的含量要比其他品種高出2～3倍，目前推廣種植面積近兩萬畝。

除了金銀花，近年來，山東省還篩選出桔梗優良品種2個，徐長卿1個，丹參4個，魯丹參1號推廣面積已佔全省丹參種植面積的30%以上，並被江蘇、河南、四川等省份引進種植。

早在2006年，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就建立了我國藥用植物的種質資源庫，現在已經儲存了幾萬份以上的種質資源，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也建立了國家中藥基因庫以及大量藥用植物的種子資源圃。陳士林認為，這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和部分，如三七的研究團隊就保留了一萬多份優良的種子資源。

“如果沒有生物多樣性，袁隆平先生不可能進行水稻雜交實驗，解決我們吃飯的問題。”陳士林認為，種質資源保護是一項非常漫長的基礎性工作，應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得到各方的關注。“如果不做這些工作，可能我們一些最基礎的戰略性的東西就會缺乏，最後受制於發達國家。”

作者：步雪琳 滕玥

來源：《環境經濟》雜誌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