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薦語：
在嚴酷的競爭面前，大家都喪失了體面，只有赤裸裸的算計
把狀元作為方法，是劉嘉森在考場獲得巨大成功後，用慣有的思維計算“成功”機率，並作出自己認為成功機率最大化的選擇。而他逃離“衡中模式”的方式，某種程度上是在輸出這種模式。
2015年高考後，作為衡水中學文科狀元、河北省文科高考第二名，劉嘉森如願進入北京大學。從“高考工廠”脫穎而出，緊接著被扔向另一起跑線，從校園到職場，迎面而來的是“更大的衡中”。
他嘗試了同齡人鮮少走過的路——成為“職業狀元”。他寫書，出版《心的力量》講述在衡中的學習方法與心路歷程；他演講，在全國多地的中學舉辦多場演講輸出自己的方法論；他直播，透過短影片平臺為學生及家長答疑解惑。
曾有北大老師為他感到遺憾，認為他不該走這條路、本該有更好的發展。他自己的判斷則是：時代不同了，那是上一代人的軌跡——踏踏實實幹活，到了時間自然而然能開花結果，那是一片坦途；“我往前走的話，要翻山越嶺。”
狀元光環的背面，是一種接近於苦行僧卻自得其樂的生活。劉嘉森和幾位同事共享一間辦公室，略顯擁擠的工位旁是他日常做菜的小鍋和電磁爐。住處就在隔壁，一張小木床緊靠牆壁，它在幾個月前取代了一張更簡易的行軍床。離開衡中後，劉嘉森認為自己的生活發生了很多變化，從前的生活不可持續，“最多三年。”
但這所學校的痕跡以另一種方式鮮明地存在於他的身上，比如他解讀的“衡中核心”：單位時間內做更多的事情。
講述劉嘉森的故事，某種意義上是在談論，一個年輕聰明的人，在考場獲得巨大成功後，用慣有的思維計算成功的機率，並作出自己認為成功機率最大化的選擇。他的光環是獨特的，他的一些困惑是普遍的。
在變動的浪潮中如何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代年輕人共同面臨的問題，劉嘉森選擇了把狀元作為方法。悖論在於，他逃離“衡中模式”的方式，某種程度上是在輸出這種模式。
“職業狀元”
“在衡中，每個人不再是自己，是一個編號，考第一就是世界的王，考不好就完了，”劉嘉森對著話筒熟練講述他高中三年的方法論。演講時間一般在一小時左右。這些方法論的第一個檢驗場是六年前夏天的高考，在那裡他取得了無上榮耀，成為當年衡中文科高考狀元、河北省文科高考第二名。
被稱為“高考工廠”的衡水中學多年來以居高不下的升學率成為重要的觀察樣本，那裡的老師時常拿這句話激勵學生——“考清北憑實力，考狀元看運氣。”劉嘉森正是兼具這般實力與運氣的學生，他多次在演講中分享自己被清華北大“搶人”的經歷。
在劉嘉森的講述中，高考結束後，尚未查到分數之際，清華大學招生處老師已打來電話，請他過去讀書，表示“雖然不知道你的分數，但你願意的話，先跟我們說定”。劉嘉森示意家人不要著急回覆，直到北大打來電話，他心裡更加有數，原來自己是分數很高被搶。
“他們都很狡猾的，”他這樣對著臺下或螢幕調侃，對面是應試教育語境下焦灼的學生與家長。
正是北方入秋的季節，2021年10月5日，涿州市區小雨連綿，這裡是劉嘉森的故鄉，當初他從這裡的初中走進衡水中學。這天他在市中心的一家新華書店做分享，之後是新書籤售。
臺下座無虛席，靠牆一側站著些學生和家長，《心的力量》被書店工作人員搭成“心”形擺在最醒目的前排，那是專屬於熱銷書的位置。
狀元身份是輸出方法論的通行證。早在大學期間，劉嘉森就感受到這一點——高考結束後，他的筆記被現在公司的老闆“收購”為狀元筆記，合作延續至今，他大學畢業後就來到這家教輔出版公司任職。
2018年，他們合作了由劉嘉森帶領團隊主筆的《衡中體英文字帖》——使用一種號稱“最能夠在考試中得到高分”的英文字型。
起筆要精確落在距離左端兩釐米、格子上三分之一與中三分之一交界的位置，向著左下15度劃出筆直的線，寫出第一個單詞後，空出兩個字母的位置再寫下一個單詞，所有字母都保持著精準的15度傾斜。每一個字母都穩穩切在四線三格的相應位置，一條無形的線直直穿過，“彷彿是木匠用墨線彈出來的”，劉嘉森在《心的力量》中這樣描述。
這是衡中學生廣泛使用的一種字型，劉嘉森把它研究到了極致，經過長期訓練，寫作文時先打草稿再謄抄，25分鐘足夠成為“高分模板”，這本字帖發行超過700萬冊，被衡中列入2018年的《新生入學建議攜帶手冊》。大學時劉嘉森曾向他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的同學展示，當他們發現這種類似印刷的字型是人手寫出來時，紛紛表示不可思議。
如今，劉嘉森的工作和他的“狀元”身份仍然緊密相關：一是“做書”，從策劃到校對、審稿等全部親自完成；二是直播，基本穩定在每天上線一到兩個小時，聊天之餘在短影片平臺“帶貨”，賣自家或友商的書；三是線下巡迴演講，近期由於疫情有所減少。
劉嘉森總結，第一部分佔據了工作的大量時長，但少有人關注，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他以狀元身份出現的場合。下午結束新書籤售後，劉嘉森照例出席晚餐，當地中學一位與劉嘉森關係不錯的老師特意帶了女兒來，她的女兒馬上要考研究生，“讓她跟著嘉森多學學怎麼學習。”
晚飯後，劉嘉森被帶到另一位朋友處喝茶聊天，然後給幾十本新書一一簽字。對方要拿去送人。
▲劉嘉森坐在經常直播的座位上，背景板印著“嘉森選書團”
少洗一個碗
願意為狀元買單的市場足夠龐大，《心的力量》2021年6月出版，到10月為止，銷售量超過10萬冊。這和預期相吻合。出版社會對書籍做分級，有“S、A、B、C”四個定級，其中S級最受重視，每年也就幾本。按照出版社的計劃，這本S級的書要在五年內賣出60萬冊。
寫這本書用了一年多時間，劉嘉森有時在演講途中抽時間寫，有時甚至在飯局上，有人敬酒，“劉總，來”，他推辭不過，喝下一杯酒，繼續在小桌板寫自己的書稿。有一次，他在KTV裡讀完了三島由紀夫的《假面自白》。
曾有多家出版社登門，讓劉嘉森總結純乾貨的學習方法，寫作模板類似於“做到一二三就能成功”，他拒絕了，那不符合他的方法論，他認為目前合作的出版社“更真誠”。
關於升入大學後的內容，劉嘉森最初寫了三萬字左右，出版社覺得不符合受眾需求，刪減為三千字左右，他解釋，“人家並不想知道我大學怎麼過的，覺得上北大就是上天堂，你不需要去跟我們說天堂怎麼過的。”
對一些人來說，考名校是上天堂，“狀元”由此承載了部分文化符號意義。劉嘉森目前就職的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大城市，而是位於河北省滄州市肅寧縣。歷史上這裡出過三位狀元，被稱為“狀元之鄉”，清代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的故鄉也在這裡。
劉嘉森的老闆是肅寧人，教師出身，一直想創辦這樣一個教輔企業。劉嘉森是團隊中特殊的一員，他是唯一的“明星”，唯一有狀元頭銜的人。在其他同學埋頭於學分績點、學生會或其他劉認為“學生氣”的事務時，他學會了把狀元作為方法，賺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剛賺到錢時，這位可以被標籤化為“小鎮青年”的年輕人，買了件三千元的傑克瓊斯大衣。他列了長長的購物清單，從最便宜到最貴，甚至連將來買什麼都想好了，包括車子。
在未來幾年收入不斷增長的預設下，他列出了能想到的要買的全部。但計劃執行了1%，他覺得不對勁：穿三千塊錢大衣的感覺就那樣了，將來三萬塊或者三百萬塊的大衣不會有什麼別的感受了。
劉嘉森告訴《南方人物週刊》，由於工作原因，從幾十塊的酒到幾千塊的茅臺“都喝過，威士忌還喝過兩萬塊、四萬塊一瓶的”，但給他帶來的感覺沒區別。他提到一款達爾維尼的威士忌，說入口後能產生四種味道，“我能嚐出四道，但還是覺得以前50塊錢的很不錯。”
“我確實已經把我想的東西都嘗試過了，”劉嘉森開玩笑說，他曾經認為“茅臺得是玉露瓊漿、玉皇大帝喝到的玩意兒”，喝完之後“知道它好，比二鍋頭香，但這些遠遠沒達到我想天天喝、不喝受不了的地步”，最後他歸結為，“完全沒有一本好書給我感覺更震撼。”
在他看來，書分好書與爛書，或者說，讀書與不讀書中間有道鴻溝，是一種黑白分明的界限，“但是大餐和蘭州拉麵的差別小很多，不值得我花那麼多錢或者時間去追求。”
他選擇的生活甚至有種過分的簡單。住所就在工位旁邊的小房間，10平米左右，一半用來做直播間，兩盞大燈以及堆滿桌子的書最為醒目，靠牆一側是他的小木床，和學生時代宿舍的單人床差不多大小。
前一段時間，有個同事搬家，家裡二手的小木床閒置，送給了劉嘉森。此前，他在這裡睡行軍床，睡久了床，失去彈性，他的腰受不住，兩個月前改睡地鋪，直到有了小木床。
吃飯遵循同樣簡單的軌跡。他在工位旁放了個電磁爐和小鍋，一包鹽和一些火鍋調料包是全部的調味品，後者很少用。這天，他的晚餐是青椒、茭白、珠江面、五花肉餡，混在一起煮，就是一頓晚餐，“今年豬肉價錢下來了，就吃豬肉，去年價格貴，就吃牛羊肉。”
▲劉嘉森在工位旁吃飯，晚餐是青椒、茭白和肉餡煮麵條，幾分鐘內就能做好
洗菜很不方便，他只能借用寫字樓走廊盡頭的男洗手間，這裡有淡淡的異味。
“我也很希望能在外面洗，怕別人以為我有莫扎特的癖好，”劉嘉森熟練地用一把小刀切菜，“他喜歡屎。”
飯菜煮好，他就著鍋吃，這樣可以少洗一個碗。這種計算方式劉嘉森再熟悉不過，他曾經總結衡中模式，“很單純地要你出成績”，學生怎麼在單位時間裡刷更多卷子、老師如何在單位時間內灌輸更多知識，網路上鋪天蓋地的跑操、疊被子都是表面化的。
劉嘉森記得在衡中一週有一小時自由活動時間，他會拿出15分鐘洗澡洗衣服，剩下的45分鐘做卷子。跑操前、排隊打飯時，他都在背書，“沒有那麼複雜，就是走上那個體系，高強度的體系，要比其他人更適應。”
“精神特區”
殘酷開始得猝不及防。
那是2012年春節前後，當衡水中學招生的訊息傳來時，劉嘉森正在備戰中考，當時他的綜合排名能在當地排到第四名。按慣例，衡中招生辦的老師會面試涿州地區排名前十的學生，少一個就補一個，家長們嚴陣以待。
劉嘉森遲遲沒等來訊息——後來他才知道，招生的訊息被學校成績最好的班級封鎖了——他差點失去面試機會。
這樣的“差點”不是個例，在他面試時，還有一位同學被家長帶著匆匆趕來面試。劉嘉森後來在書中寫道，“在嚴酷的競爭面前大家都喪失了體面，只有赤裸裸的算計。”
一天，劉嘉森放學回家，看到父母緊張地收拾行裝，“有話路上說。”在夜色中一路疾奔時，劉嘉森才得知，衡中招生的老師前一天晚上已到涿州，但在詢問他的訊息時總被告知聯絡不上。
劉嘉森的父母在那段時間一直小心打聽著招生資訊，聽說高速公路口附近的陽光大酒店有一輛衡水牌照的轎車載著一行人下榻，他們循跡找到了招生老師。
負責招生的老師業已退房，劉嘉森在轎車的副駕駛座上參加面試。開始前，老師動了車裡的幾個部位，後來劉嘉森才知道車內裝有錄音錄影裝置，由校級領導親自審閱。
緊張的準備過程中，他意識到，“真正面對機會時，我依然是個卑微的追逐者。”
“衡中是一個‘精神特區’，但它的不正常，不代表說它就是壞的。”劉嘉森回憶自己的高中生活，那是一種封閉的環境，校園進行軍事化管理，學生沒有手機、電腦，要經受那種壓力，就要有特別明確的方向，“如果每天看著手機、在社會里面，不會有特別堅定的方向說我要幹什麼。”
衡水中學副校長康新江曾在2014年接受《揚子晚報》採訪時說：“我們學校營造氛圍的特殊之處，就是在打造‘精神特區’，這包含三個方面：第一是追求卓越，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第二是改革創新；第三是團隊精神，衡水中學按單個老師拼，拼不過很多名校，但是按照團隊打造，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認為，單純減負並不科學。現在的學生更需要磨練，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沒吃過什麼苦。”
在“精神特區”，學生接受的資訊是單向度的，他們被強勢灌輸大學的美好，從而被激發學習熱情。劉嘉森記得，自己的排名穩居年級前列時，要寫“理想大學”——這是精神特區的儀式，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理想大學寫出來。
當時他填的是某外國語大學，“小小的園子，很安靜，裡面有學習各國語言的人，”但被老師拉去訓話，認為這沒出息，後來，他改成了“北京大學”。
衡中生活的細節，在他的書裡反覆呈現，他有理解也有不解。分數，甚至考上清華北大的分數，是最直接的衡量標準。對於精神特區的一切規範，老師是更嚴格的貫徹者。
他記得高二結束時要重新分班，班主任穿著正裝告別。他的女兒比劉嘉森高一屆。班主任本來在一所縣級中學教書，為了女兒能來衡中上學，乾脆辭了工作，到衡中來教書。半個月前，女兒“高考發揮失利，差十分沒考上北大，去了人大”，班主任說完一陣沉默，教室內唱起了《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劉嘉森高一在衡中的第一位班主任，當時27歲，以敢闖敢拼著稱於校，走路都是三步並作兩步走，有一次因為下樓梯試圖兩步並作一步跨而摔斷了腿，擔任班主任時腿裡一度打著鋼板，那是他重要的衡中初印象——此前關於這所神秘中學的傳言，順著兩百多公里的田野飄到家鄉涿州時，他更直觀的感受是，每年都有因為承受不了壓力而被退回原籍上學的學生。他一度疑惑，是學生心理脆弱還是學校壓力過大。
衡中原則上不招收35歲以上教師，因為這樣的教學任務需要高強度的體力支出，技術和知識是其次的，精力和意志才是首要的，一些年輕教師甚至能每天只睡四小時——劉嘉森在書中這樣描述。
他的政治老師剛結束半年的產假就進入打雞血狀態，孩子交給老公帶，還有很多老師是夫妻齊上陣，衡中鼓勵老師內部結婚，希望夫妻保持一致的工作節奏。
老師這個角色，在“精神特區”被分為兩類，一是有教學任務的任課老師，二是負責行政事務的級部老師，後者的一些行為劉嘉森至今不能理解。
劉嘉森曾擔任班幹部，得到班主任批准後，在活動課播放一部日劇《龍櫻》，講述五個差生在一個有夢想的老師帶領下最終考入日本最高學府的故事。但後來被舉報在活動課上播放“與學習無關”的內容，他受到級部處分。他去找級部老師，得到的回應是，“只要有情節的東西都對學習不利，因為你播放的東西有情節，同學們會想著接下來情節怎麼發展，就無心學習了。”
級部老師之外，秩序的主要維護者是“小黃帽”——他們是衡中的“學生會”，戴著黃色鴨舌帽，“悄無聲息穿梭於校園的各個角落，記錄一切違紀行為。”
衡中的用餐時間是每餐15分鐘，包括走到食堂、用餐和返回教室的全部用時，且不允許跑步就餐。劉嘉森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到極致，對於像他這樣訓練有素的學生，八分鐘吃飯時間綽綽有餘。
為了節省時間，他們一般會選擇蓋飯或麵條這種吃起來比較省事的飯菜，帶刺的魚、帶皮的蝦以及石榴這種吃起來麻煩的水果無人問津。
卷王之王
離開“精神特區”，劉嘉森以為自己畢業了，但他很快覺得，按照原來的邏輯，自己進入的是另一個更大的衡中。
進大學之前，他的印象是“這個人是魯迅、那個人是季羨林，大家都是仙風道骨、一身長袍，是屬於知識分子的文人風骨，沒有什麼官僚行政的感覺”。
但在真實的校園中，他感覺許多人都在為自己的生活奔波，青年教師想提副教授，副教授為了提正教授拼了命多寫論文，正教授想當系主任、院系領導……“它只是一個真的東西，沒有說是好是壞，怪我之前賦予了太多浪漫想象，那是身處衡中時被賦予的。”
“這是對學校的否定嗎？”我問。
“不是，我否定的是之前的幻想。”劉嘉森回答。
他慢慢適應了很多，比如選課，有些課程他很感興趣，但分數比較難拿，他不會去選， “那時候我（選課的做法）是很正常的北大學生（的做法）。”他說自己在北大加入了學生會，但在競選副部長的演講前退出。
“特別卷，10個人都做一樣的事情，怎麼突出呢？那就要會表現，”劉嘉森回憶，他曾帶著幾個同學通宵，為了做學生會的一個任務，這可以作為成果寫入“工作事蹟”欄，“熬確實是熬了，其實沒必要，不熬夜也能做完。”
直到大二有了人生第一筆收入，他確信可以養活自己，有了底氣，把最感興趣的課選了。最後分數勉強及格，總成績降低，他感到莫名的輕鬆，“終於不是被成績束縛的犬彘。”
劉嘉森回憶，他大一時，有位三年學分績點第一名的大三學姐，在保研面試時出現了罕見的失誤。當時那位學姐知道自己保研錄取無望，當場嚎啕大哭，劉嘉森在教室外聽得真切。
他厭惡這種競爭帶來的痛苦。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劉嘉森一路做著“別人家的孩子”，經常會成為同齡人被要求學習的物件，小學時有次做一道題，問“八條腿的動物有什麼”，有個小夥伴答不上來，他的媽媽就說，“看嘉森會不會。”小劉嘉森回答“螃蟹（不算兩個螯鉗）、蜘蛛”，很快，他看到小夥伴眼神中的絕望。
“我贏了別人就會輸，別人贏了我就會輸，”劉嘉森總結為“零和博弈”，分數尤其如此，“你考了600分，600分（本身）沒意義。其他人都沒考到600分，（你）考到600分才有意義。”他認為這是在池塘裡爭奪養分，他渴望逃離這裡，進入大海，進入另一種“社會”——“自己賺100萬，別人賺1000萬，但自己的100萬花起來依然是開心的。”
劉嘉森選擇的“大海”，是抓住身邊出現的機會，出版暢銷書、做起百萬粉絲的賬號、成為公司的管理者。在這裡，他是唯一的“明星”，是不必被替代、淘汰的，也不必替代、淘汰他人，這讓他感覺到舒服。
他曾以為衡中是競爭壓力最大的地方，但也許得到offer只是下一步殘酷競爭的開始。因為在他眼裡，各大名企也逐漸開啟了“衡中模式”，比誰加班加得多，比誰業績衝得好。
他在《心的力量》中感慨：我從衡中走出來，卻發現似乎進入了更大的“衡中”。房價、戶口、收入、編制、學區，這些詞彙的熱度壓過了北島的詩歌、廢名的散文。
有位北大的教授評價劉嘉森，認為他如果不做現在的事情，可以有更大的發展。“但具體要去做什麼事，發展在哪？”
劉嘉森認為那是上一代人看世界的方式，“他們一定要有一個漫長的等待在前面，才會有一個巨大的成果在後面。”他說，“現在我20出頭，再過五年、十年，等我30歲，30歲的人到了40歲，他會把位子讓給我？”
如果不做目前的事，能不能像上一代人那樣，有更大的發展？劉嘉森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想活在一個自己有所長、不被淘汰的環境中，那是屬於他的“大海”。
“上一輩走的是一片坦途。但我往前走，是翻山越嶺。”他害怕自己什麼都得不到。
劉嘉森的悲觀部分來自於他親身經歷的落差。大學畢業後，為了省錢，他租了一間地下室，最大的問題在於下水管道，排洩物要用房東私人安裝的小電機，順著塑膠管抽上去。塑膠管一旦破裂，裡面的排洩物就會濺射出來。塑膠管破過很多次，甚至有一次正在修的時候突然爆裂，穢物噴了他滿臉滿身。頂著嘔吐的感覺，他清理好地面四溢的髒東西。
▲劉嘉森參與制作的“衡中體”教輔資料
西西弗斯的石頭
談到理想的生活，劉嘉森希望以後辦公室就是他的家，和工作區用一條簾子隔開，每天早上一起來就開始工作，其他同事陸續來到，八個小時後大家都回去，這裡又變成自己的家。
現在他住在辦公室隔壁，和理想中的生活有某種相似。劉嘉森覺得工作的場所就是同事們一起開開心心，沒有什麼摸魚不摸魚。像這裡有位設計師，特別愛睡覺，沒事在工位一躺就睡過去，但有事做的時候，叫他一聲，馬上醒過來做事，有時做完就秒睡。劉嘉森覺得這樣就很好，大家都很放鬆，他更喜歡“把工作場所當家，而不是把家當工作場所”。
劉嘉森認為工作是抵抗虛無的一種方式，只有消遣沒有產出是不行的。他認為不管是碌碌無為還是建功立業，最後大家都是一樣的，從根本意義上，“大家最後都是0”，說完他又補充，“但是你不斷反抗的話，起碼會在活著的時間裡讓自己舒服。”
他用西西弗斯推石頭類比，可以選擇推或者不推，站在山腳下，即便知道推上去的石頭最終會滾下來，但起碼推石頭是“有事做”。
“推石頭”的過程中，他經常陷入自我的世界。初中的某次大型考試後，學校安排了三節藝體連排，分別是音樂、美術和體育，都是學生喜歡的課。音樂老師還專門編排了一段舞蹈準備表演給同學們，很多同學興奮異常。很快，音樂老師發現了“不和諧音”：劉嘉森在埋頭做題。
音樂老師質問，“劉嘉森，你為什麼在做題？”拿起他的卷子和筆塞到他手裡，對他說：“滾出去。”
劉嘉森走出教室，他聽到裡面的歡聲笑語，覺得“熱鬧是他們的，與我無關”，然後走進物理老師的辦公室，繼續做題。
“我似乎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困境——不辭辛勞地推著石頭上山，石頭旋即從山頂上滾落，於是又推著石頭上山，週而復始，大汗淋漓，但自己也不知道這樣做是為了什麼。”他回憶往事，故事很快轉折，美術課上到一半，班主任找他，讓他站到講臺。
預想中的懲罰沒有降臨，劉嘉森面對著老師，老師面對著他。然後，老師向他鞠了一躬。一個標準的鞠躬禮。老師直起身，握住了他的手：“嘉森同學，感謝你為226班做出的巨大貢獻。”那一次，劉嘉森考了年級第一。
狀元的光環究竟為劉嘉森帶來了什麼？他總結為“延長了做選擇的時間”。這是一份巨大的紅利，在目前的他看來，至少可以保證一輩子小康。
人們都有需要做選擇的節點。如果高考成績平平，可能很快會迎來下一個節點——考研或求職，以及工作的升遷或創業。但他在第一個節點“表現得太好了，過分的好”，讓他的下一個節點可以延遲，可能在40歲之後到來——他覺得這碗飯可以吃很多年。
“我把很多人25歲的人生危機拖到了40歲，”劉嘉森認為自己就是為高考學生提供一些方法論和建議。他不覺得這種輸出會隨著自己年歲的增長而顯得單薄，就像張雪峰為考研人提供建議，他認為這是一種專業而非消耗。
如果真的有什麼別的影響，這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覺得，那就是過早知道了被彩票砸中的感覺，此後漫長的餘生，無論成就幾何，他都能想象出那種感覺，而失去強烈的追逐心，不再像曾經等在車門外準備面試的少年。
關於分數的痕跡也會在身上留下烙印。在衡中唸書時，為了節省時間，劉嘉森曾和幾個同學睡覺不脫鞋不脫衣服，後來他患上甲溝炎，雙腳腳趾都長了息肉，無法治療，只能每次等一段時間，再拿指甲刀摳出來、剪掉。
還有一次，他們暗中掀起一個潮流，21天不洗澡不換衣服，後來有人全身浮腫，被學校發現叫停才作罷。當年因為不脫鞋子被汗水泡著，他的腳底一片青白色，被真菌感染。
講述這些過往時，劉嘉森顯得平靜，他靠在自己的椅子上，一邊是正在發售的新書，一邊是他簡易的廚具。面前的一切略顯擁擠，但他穿行其中，不覺有他物。
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作者韓茹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