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是《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簽署30週年紀念日（1993年11月1日該條約生效，標誌著歐盟正式誕生）。“《馬約》簽署30年，歐盟成功了嗎？”很多國際媒體發出這樣的疑問。熟悉歐洲國家制度、著有《我在歐洲議會》一書的中國學者蓋琳近日應《環球時報》之邀，透過在歐盟主要機構之一——歐洲議會工作的親歷和感受，來講述他眼中的歐盟和中西制度差異。
為什麼歐洲朋友對現實不滿？
春節休假期間，一位烏克蘭好友向我拜年。正值俄烏局勢緊張之際，我也問了問她的看法。我本以為她會擁護北約立場，因為她一直以來都是歐洲一體化堅定的支持者，同時也是2013年烏克蘭爆發大規模抗議政府宣佈暫停與歐盟簽署準成員國協定活動的組織者。出乎意料的是，她表示“已看清烏克蘭正捲入一場俄羅斯與美國的博弈，這是烏克蘭政府和政治家們的失誤”。更讓我驚訝的是，她開始對一直崇尚的西方民主制度產生懷疑，並認為正是因為在上次大選中約74%的烏克蘭選民“盲目投票”，才導致選出缺乏能力的政客和“失誤的”政府。
這位熱衷於政治的烏克蘭女性不是第一個向我表達對西方民主不滿的歐洲人。早在2016年英國舉行“脫歐”公投時，就有不少英國朋友告訴我，他們對這樣的公投形式感到失望，甚至有人還公開批評某些英國政客的無能和自私。
自2005年開始在歐洲議會工作，我接觸過不少歐洲的政黨。因為工作需要，我參加過一些議會中日常的黨團大會，如人民黨團會議、歐洲保守與改革黨團會議等。我也參加過幾次英國保守黨的年會、地區會議、選區會議，並在兩次歐洲大選中為英國保守黨拉選票。在歐洲工作和生活多年，我的一個感受就是西方的政黨只代表某些利益集團、某些階層的利益。例如，英國保守黨，早期是代表土地貴族和上層階級的託利黨，儘管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現在仍代表上層階級、資本家的利益。與之抗衡的英國工黨，有90%以上的黨員來自工會，因此他們也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在歐洲，為哪一部分人優先服務，怎麼服務的問題會衍生出不同黨派。如大多數政治家認為歐洲一體化有益於歐洲人民，但怎樣一體化，使得一些右翼的歐洲政黨脫離歐洲議會中的人民黨團，建立歐洲保守與改革黨團。再比如，一些英國政治家認為“脫歐”是為英國人民謀幸福，但能不能“脫歐”，怎麼“脫歐”，使保守黨出現內部分歧，兩位首相被迫辭職，英國提前舉行大選，甚至引發一些黨員脫離保守黨，隨著形勢的發展，脫歐黨也應運而生……
在這樣政治氛圍下，西方政黨紀律不可能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紀律那樣嚴明。英國下議院的一項報告顯示，52%的英國獨立黨黨員、51%的蘇格蘭民族黨黨員、大約33%的保守黨黨員、自由民主黨黨員和23%的工黨黨員在2012年至2017年間，只參加過一次黨派會議。報告顯示，僅有49%的保守黨黨員簽署過支援政黨政策的請願書。不到半數的自由民主黨黨員、約37%的保守黨黨員和28%的工黨黨員在選舉前發過黨派傳單。
政黨只代表部分階層和利益集團，也給選舉帶來直接影響。在歐洲，選舉方式各國大相徑庭，有些選黨派，有些選個人，有些既選黨派又選個人。一些歐洲年輕人曾和我分享過他們的幾次投票經歷，他們的感覺“大體上都是亂選”。一些黨派深知選民會亂選，所以通常會把重要候選人放在選民亂選時容易打勾的位置。
為什麼選民變得不理智？
歐洲議員克萊爾·戴利前不久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說，“很可惜，歐盟機構現在推行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議程，它有利於大企業、大農場，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洲陷入經濟低迷期。一些西歐國家的民眾經常為抗議養老金制度改革、抗議政府緊縮財政等舉行罷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罷工遊行通常會經過或到達歐洲議會，所以我也有過一些親身經歷。每次遊行之前，都會有警車和路障攔住通往歐洲議會辦公大樓的所有街道，有眾多警力把守，工作人員需要出示工作證才能出入。罷工民眾通常穿著不同顏色的服裝，手中會拿著旗幟、標語等物，有些會使用擴音器、口哨，他們通常到歐洲議會門前的廣場上集合，有組織地大聲喊抗議口號。我見過的大多都是和平抗議活動，偶爾會有示威者在議會門前放火，扔煙霧彈，向警察投擲物品。還有一次，歐洲奶農為抗議議會決議導致牛奶價格過低，用牛奶噴射歐洲議會辦公大樓。出現這些社會問題，是由於當局在制定決策的過程中，缺乏與民眾溝通協商，導致決策集中與民主出現失衡。
最近兩年，在抗擊疫情方面，西方的民主制度效率之低下暴露無遺。義大利、德國、比利時、法國等國反封城令的民眾示威最終演變成打砸搶事件。西方這樣的所謂“民主”示威活動造成其他民眾的恐慌，並導致疫情擴散更加嚴重。
“在比利時，一個就業人員養活至少兩個失業人員。”有比利時朋友曾這樣認真地對我說。一些歐洲友人對政府解決失業人員的做法也有很多看法。以比利時為例，失業金數量比該國最低工資標準低不了幾百歐元。但領失業金的人不用交水電煤氣費，公交免費，政府甚至還會提供免費住房。這樣計算下來，領失業金的人反而比低工資人群“掙得還多”，所以一些“聰明人“選擇不工作。這樣又加重社保負擔，政府往往選擇增加工作人群的稅收來維繫，所以高福利的歐洲國家往往都是高稅收國家。
對就業人員增稅會影響工作積極性，因此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很難看到加班現象。有些自僱人員為了少交稅，甚至會主動選擇“減少工作時間”。這會抑制經濟，減少生產總量。許多政治家明白這個道理，然而在這樣的體制下，任何政黨都無法做出徹底改變，因為在西方民主體制下，哪個政黨不滿足選民對社會福利的要求，選民就不會投他們的票。因此，在西方民主體制下，生產力的發展跟不上民主化程序，過度氾濫的“民主”導致現有生產力看似無法滿足民眾的正常生活需要。長此以往，形成諸多惡性迴圈，不僅會出現選民不理智，政治家不作為，還會使歐洲高福利國家變成高債務國家，為未來更大的危機埋下隱患。
為什麼對華認識出現偏差？
我在為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黨派的議員們做好服務的同時，也常常會被問及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情況。比如，曾有歐洲議員問我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就我所知，在6700萬英國人口中，其國內各黨派黨員總數加起來只佔人口總數的1.66%。而14億多人口的中國，共產黨員已有9500多萬，這讓關注中國共產黨的歐洲議員感到非常驚訝。
一些歐洲議員和同事曾告訴我，他們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因其在許多歐洲國家的試驗都以失敗告終。一位同事說：“我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於理想化。”但無論這些歐洲議員和同事提出怎樣的質疑，他們都認識到，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中國共產黨把一個曾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變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而現在的中國更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看得出，歐洲人對中國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逐漸有了認識。2008年的一次辯論會上，一位歐洲議員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貧困國家”。最近幾年，我再也沒聽過誰這樣談中國。但也有議員彷彿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發達國家，應在世界上履行更大責任”。
遺憾的是， 歐洲議會缺乏對中國的客觀瞭解。過去一年，歐洲議會接連出臺對華不友好的決議，還通過了“提升歐盟對臺政治關係”的決議。雖然沒有約束力，但影響很大。也有議員對此提出批評。“歐洲不應被人牽著鼻子對抗中國！”歐洲議會議員米克·華萊士去年的一些表態引人關注。克萊爾·戴利議員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也表示，議會中“對中國的敵意是精心策劃的”。
華萊士與戴利都來自歐洲議會極左翼黨團（極左翼聯盟），該黨團大部分政治家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華萊士和戴利的觀點表明，他們的思想具有先進性，他們的對華主張是明智的，也是對歐盟自身發展負責的。歐盟抓住和中國合作的良機，不但能解決目前面臨的諸多問題，還能拉動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率。中國不僅擁有強勁購買力的市場，還在東盟、中亞、中東地區、非洲、南美等地發揮著重要影響力。歐盟加強對華合作，可以達到提升國際地位的目的。
可惜的是，一些反華議員沒有發現這個機會，他們或許認為加深與美國合作才會讓歐盟有在國際舞臺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殊不知，一個跟從他國，在政治上受他國嚴重影響的歐盟，怎麼能在國際舞臺上獨立自主，又談何扮演重要角色呢？
目前歐洲議會中瞭解中國的議員為數不多。大多數議員出於政治正確或是對自身保護，選擇低調行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主張對華合作的議員受到打壓，被邊緣化，甚至被迫害。在歐洲議會里存在15年的歐中友好小組一直幫助議員客觀瞭解中國，但因為受到反華勢力打壓，被迫暫停了運作。
從地緣上，中國不是歐盟的近鄰，在當今複雜的政治環境下，中國議題不被議員們擺到首要位置，也不為選民所關注，因此議會中客觀瞭解中國的議員越來越少。目前歐洲議會里的對華議題，多數來自反華議員。出於政治正確，大多議員在決議時，做出跟風決定，一方面是出於對事實的不瞭解，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自我的保護。但我所接觸的那些歐洲議員，凡是來過中國的，無不讚嘆中國的發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他們大多驚訝“中國速度”，有的會取經，有的感慨歐洲的發展已落後一大截。絕大多數議員到過中國後，會愛上中國，會找機會再來。（作者為浙江師範大學邊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