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中國股市的資產規模與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規模的比例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單純從數字的角度看，上證指數已經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在美國聯邦政府和美聯儲大規模增發美債和美元的影響下，美國通脹水平已經達到了40年來的最高水平，美國面臨著通脹失控的風險。為了抑制通脹，美聯儲已經明確釋放了在2022年加息的訊號。
從2015年的資料看，美聯儲加息很可能會導致中國大陸出口貿易額下降，也很可能會導致中國人民銀行減持外匯資產，由此，也可能會引發中國股市出現一定幅度的下降。如果參考2018年的資料，上證指數出現1,000點左右的下降，可能並非是一個最壞的結果。
如果，美國不能立竿見影地抑制通脹，從而出現從1968年到1982年那樣的持續通脹，並導致全球貨幣體系重構的情況也不是不可能的發生事情。而最壞情況則是像上個世紀30年代那樣，出現持續的經濟蕭條。
2022年，對於普通人來說，由於資金和資訊的不對稱，希望透過猜測股市漲跌進行投資決策，是一種極高風險的投資行為。提前做好長期通脹和經濟蕭條的心理預期，儘可能調整個體資產的均衡性，並根據個體發展的需求，做好必要的資產儲備，可能是普通人最好的投資策略。
圖 1 上證指數與人行資產貨幣（2000-2021）
從上證指數與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規模的比例關係看，中國股市發展與人行的貨幣政策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隨著世貿協議的簽署，中國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期，上證指數與人行資產的比例也呈大幅波動的狀態。從2001年到2006年，上證指數增長總體低於人行資產的增長速度，上證指數與人行資產的比例也從500點/萬億人民幣，下降至100點/萬億人民幣。從2006年10月開始，上證指數呈現出高速增長的勢頭，不僅創下了年內增長超4,000點的增幅，也創造了上證指數的歷史最高點位。
受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上證指數隨後出現了大幅下降，並一度跌破2,000點，上證指數與人行資產的比例也跌至100點/萬億人民幣之下。
從2010年開始，中國大陸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隨著經濟發展速度逐漸趨緩，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也趨於穩定，上證指數與人行資產的比例也進入了穩定期，從2012年到2021年，上證指數與人行資產的比例基本穩定在60點-100點/萬億人民幣之間。
在2014年到2016年之間漲跌幅超過2,000點的暴漲暴跌，在2018年出現跌幅超過 1,000點的持續下降，是上證指數與人行資產比例進入穩定期後，兩次較大規模的波動。
圖 2 中國人民銀行資產（2000-2021）
隨著世貿協議的簽署，快速增長的對外貿易順差，也帶動了中國人民銀行外匯儲備資產的快速增長。從2001年到2014年，外匯儲備資產增速均高於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增速，外匯儲備資產占人行資產的比例也從50%以下，增長至85%以上。
從2001年到2010年，在外匯儲備資產快速增長的推動下，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增速始終都保持在10%以上，最高曾超過了30%的年增長率。2010年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人行資產規模增速也下降至10%以下，2015年後，更是低於5%。
2015年、2016年、2018年，人行3次減持了外匯儲備資產，隨著人行資產結構的調整，外匯儲備資產占人行資產的比例已經下降至60%以下。
在上證指數與人行資產比例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期，人行減持外匯儲備資產，在時間點上都與上證指數的下跌呈現出較大的相關性，這也意味著，人行儲備資產和外匯儲備資產規模的變化，蘊含著股市漲跌的關鍵性訊號。
圖 3 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與貨幣（2000-2021）
作為中國的央行，以資產為信用發行的儲備貨幣，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負債。債券作為人行的債務工具，也曾在2001年到2016年之間，起著債務調節工具的作用。人民幣作為一種流通貨幣，是人行根據市場需求發行的貨幣，從2000年到2006年，流通貨幣占人行儲備貨幣的比例超過了40%。在人行資產規模快速增長的帶動下，儲備貨幣呈現出相對快速增長的勢頭，也使得流動貨幣佔儲備貨幣的比例逐漸下降到25%以下。2015年後，流通貨幣增速總體高於人行資產和儲備貨幣的增速，在相對快速增長的推動下，流通貨幣占人行儲備資產的比例已經逐漸上升至25%以上。
2020年，人行流通貨幣均值增速超過了9%，不僅進一步帶動了人行儲備貨幣中流通貨幣比例的增長，也帶動股市出現了一個小幅增長。
圖 4 股市市值與人行資產（2000-2021）
2021年底，上證指數突破了自2016年以來的最高點位。上市和深市的股票市場總市值的比例也突破了歷史最高點位。從這個角度看，股票市場價格有可能已經達到了階段性高點，在沒有特別利好的情況下，股價下行的動力將會越來越大。
圖 5 全球貿易（1990-2020）
進入21世紀後，全球出口貿易額分別在2001年、2009年、2015年、2016年、2020年出現了負增長，其中除受網際網路泡沫破滅、次貸危機爆發、新冠疫情爆發等經濟影響因素外，2015年和2016年全球出口貿易額下降，與美聯儲結束量化寬鬆的加息操作有著較大的相關性。隨著工業化快速發展和製造業崛起，中國大陸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出口貿易額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也形成了較為密切的貿易往來。美國的經濟發展以及貨幣政策變化，不僅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會產生較大的影響，也會對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產生較大的影響。
從2015年到2016年，在美聯儲實施出售資產，回收貨幣的操作過程中，中國人民銀行減持了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資產，並逐漸完成了資產結構的調整。2020年，美聯儲再次透過大規模擴充資產的方式增發貨幣，而已經完成資產結構調整的中國人民銀行，並沒有像美聯儲第一次實施量化寬鬆時那樣，大幅擴充外匯資產儲備，從而保持了人行資產的相對穩定增長。隨著中國大陸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控制，在全球貿易額下降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實現了出口貿易額的增長。
圖 6 美聯儲與外資持有美國國債（2000-2021）
美國國債是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為彌補財政赤字進行融資的債券。作為一種低風險資產，美國國債不僅是一種投資資產，也是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多國央行的重要儲備資產。從2008年到2014年，美國聯邦政府累計增發超過了8.9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其中美聯儲增持超過了1.7萬億美元美債，而其它各國央行，總共增持了近2.48萬億美元的美債。透過其它央行增持美債，美國也完成了對全球的通脹輸出。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從2020年1月到2021年10月，美國聯邦政府增發超過了5.7萬億美元的美債，其中美聯儲增值了超過了3.18萬億美元。與次貸危機爆發後不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其它國家央行均未大規模增持美債，無法透過美債對外輸出通脹，也導致美國出現了近40年來最高的通脹規模。
圖 7 美國通脹率與美債收益率（1947-2021）
2021年3季度，隨著通脹水平的持續上漲，美債實際收益率已經下降至-4.48%，接近了戰後的最低水平。在通脹增長的壓力下，美聯儲也不得不準備在2022年開始進行加息操作。
從過去的經驗看，美聯儲加息對消費的抑制作用，會對全球出口貿易額產生負面的影響，中國大陸作為出口貿易規模最大的經濟體，出口貿易無疑也會受到較大的影響。
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不僅透過貿易的形式形成了緊密的關係，美聯儲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之間也存在著緊密的關係。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透過減持外匯資產調整資產結構，與美聯儲改變貨幣政策，結束量化寬鬆，有著很大的相關性。而隨著美、中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整，美、中之間的政治、經貿關係也出現了逐步惡化的趨勢。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美國聯邦政府的抗疫政策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不僅沒能阻止疫情在美國的蔓延，使美國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增發的鉅額美債和美元，也將美國的通脹率水平推高至4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加息，除了會影響全球貿易的增長外，並不會對抑制通脹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利用美債資產向中國大陸輸出通脹，仍是美國抑制通脹最有效的手段。
在完成了資產結構調整後，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構成重新進入了相對均衡的狀態，也恢復了相對自主的資產增長模式，從而也具備了更強的抗壓能力和調整空間。
2022年，急於控制通脹的美國政府，必定會利用其在全球的金融、科技、軍事優勢，向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從而為其輸出通脹開啟缺口，美、中關係加劇惡化的結果，也會對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產生進一步的負面影響。
為了輸出通脹，美國一定會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加息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會做出怎樣的調整，也是普通人無法預判的。而疫情、俄烏地區局勢、南海及臺海局勢等一系列不確定風險，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爆發之前，也是無法預判的。
從2015年的資料看，美聯儲加息不僅可能會導致中國大陸出口貿易額的下降，並有可能會引發人行減持外匯資產。為了控制通脹導致了美、中關係惡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和地區緊張關係都是導致國內、外經濟環境惡化的負面影響因素，在這種環境下，中國股市也會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