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鍾煜豪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刊發的一篇論文指出，作者透過問卷收集了 1907名女教師在工作、生活、婚姻、生育方面的現狀與意願，發現女教師整體的三孩生育意願不超過4%，具有三孩生育意願的女教師一半以上是少數民族；四分之一無職務女教師不想生育，三成未婚女教師不想生育……
研究發現，經濟、教育、住房、工作強度是影響女教師生育意願的重要因素；“兒童價值至上”的教養觀念加重了女教師的養育負擔。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 2019 級碩士研究生賈萌萌和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鄭新蓉。文章提到，教師這一職業群體具有較高的女性比例，且伴隨教師隊伍年輕化的發展趨勢，育齡群體比重增加。同時，教師群體的收入待遇相對穩定，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具備較好的養育素質與能力。因此有必要了解作為適齡婚育主體，中小學女教師目前的工作、婚育情況如何。
本次調查中，女教師問卷的發放地區涉及 13 個省（市 / 自治區），其中吉林、青海、貴州、四川、雲南地區的樣本量較多。婚姻狀況上，調查的女教師中近八成已婚（78.55%），未婚為 16.99%，離異與喪偶為 4.46%。
調查發現，理想生育子女數量上，女教師整體願意生育一孩的比例最高，為38.96%，其次是二孩，為 38.91%，接著是不想生育的，為18.77%，三孩的比例最低，僅為3.36%。對於未婚女教師而言，這類群體平均年齡 26.58歲，呈現出更低的生育意願。其中，想要一孩的比例仍然最高，為 36.73%，其次是不想生育，為32.41%，緊接著是 29.63%想要二孩，最後是 1.23%想要三孩。可見，未婚女教師不想生育的比例遠高於已婚女教師，雙方都呈現出極低的三孩生育意願。
文章指出，女教師，尤其是青年未婚女教師呈現出了較低的生育意願。這一方面顯示出一種“恐育”心理，是個體對於日益增長的生育成本的回應。對此，穆光宗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道：“隨著生育理性的覺醒和高漲，青年生育已經進入成本約束型階段，在明確生育需要承擔巨大花銷、巨大責任和巨大壓力後，一些青年患上‘生育恐懼症’。”另一方面在現代性帶來的個體化程序中，人們出現原子化發展趨勢，逐漸脫離舊有的紐帶。資料顯示，38.18%的女教師贊同“我有能力讓自己幸福，與其有家庭讓自己不開心，不如一個人活得痛快”，年輕一代對獨立與自由的追求越發強烈。與此同時，青年女性經濟實力增強，獨立能力提升，婚戀觀也隨之發生變化。
調查中，沒有生育意願的女教師佔比 18.77%。具體按照職務劃分來看，無職務的女教師中 25.19%不想生育，超過四分之一，是不同任職情況中不想生育比例最高的一類。女校長 / 副校長中 20%不想生育，女班主任中 18.77%不想生育。對於不想生育的普通女教師來說，改變其生育意願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減少和教育成本降低。
其中，工作量減少是一項值得思考的議題。答卷顯示，超七成的女教師認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職場上處於更加弱勢的地位。正如有研究者進行過計算，中國女性每生育一個子女就會造成工資下降約 7%，且下降比例會隨著生育子女數量的增加而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到職業女性正因為母親身份而面臨著“懲罰”，生育意願下降的背後隱含著對個人事業發展的渴求。但是，沉重的育兒負擔又讓女教師們不得不發出減輕工作量的“吶喊”。如果政策話語不斷提倡減輕工作量，那麼又容易加深用人單位對女性員工的制度性歧視，依然無法有效緩解職業女性的生育焦慮與滿足發展自身事業的追求。因此，女教師對於“減輕工作量”的呼籲更多是出於對女性沉重育兒負擔的一種無奈回應，根本問題仍在於如何建立性別平等的社會氛圍、工作環境與家庭分工，從而緩解女性的被動處境。
文章還提出，“兒童價值至上”的教養觀念加重了女教師的養育負擔。在市場與消費主義的裹挾下，“兒童價值至上” “以兒童為中心”的精緻化教養觀念成為流行。有研究者指出：“現代兒童與母親作為‘純潔和愛’的象徵，經歷著‘神聖化’的過程……漸漸導向了母職至上和完美教育理念、文憑主義，再生產了性別和階層的不平等。”中國家長深陷“親子陪伴” “母子依戀”“安全感”等消費市場宣傳的話語體系中，自願為“兒童價值至上”與母職神聖化買單。實際上這種觀念與行為加重了家長尤其是母親養育子女的經濟與心理負擔。
問卷結果顯示，84.06%的女教師贊同“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通常會有心理問題”，43.52%的女教師贊同“在公共場合，其他成年人不應批評青少年的不良行為”。家長在所謂科學育兒的話語中塑造著對自我角色的高度期待，背上了沉重的養育負擔。
責任編輯：王俊 圖片編輯：樂浴峰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