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時期的毛主席
一
進入故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點歷史冷知識。
可能很多老鐵不知道，咱中國老百姓最看重的過大年，曾經差一點就被拿來和諧掉了。
這事發生在民國。
話說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獲得勝利之後，為了和舊時代來一個徹底的了斷，曾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立時頒佈過許多砍傳統的政令，其中有一條就是去除春節（拜清朝的落後所致，為了彰顯革命的先進性，節日也跟著遭罪）。
當時春節還不叫春節，是我們傳統俗稱的過大年，也叫“正日”、“新元”、“元辰”、“上日”等名字，且過的時間也比現在長，從臘月二十三開始，一直要到正月十五鬧元宵才結束。
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宣佈將曆法的使用由傳統的陰曆改為西元陽曆，便將他1912年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1月1日拿出來定為新的節日，以此取代過大年。新節日的名稱，叫“元旦”。
這就是元旦節的來源。
孫中山像
中華民國發生齪齷後，袁世凱在1913年竊起革命果實上位。袁世凱上位之後再次對曆法和節日作了整改，在中山先生的去大年基礎上又對端午、重陽、中秋等節日動手術刀，宣佈將之前的過節時間對應到新用的陽曆上來。
傳統思想那麼重的袁大頭居然幹過這樣的事？
想必大夥都想不到吧？說實話，當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我也被驚掉了下巴。但老袁還真幹過這事。
可惜官方雖這麼規定，但這些傳統節日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已經深入了我們老百姓的骨髓，所以不管你官方如何宣傳，民間依然是按著陰曆來。總之，你們政府愛咋咋的，我們管不著，但這節該怎麼過，我們還得怎麼過。
嘚，眼見民意如此，老袁乾脆就也不提這茬了，民意不可違嘛，於是乾脆將過大年也恢復過來，並給它取了個新的名字——春節。
此後，過大年就開始叫“春節”了。
想不到吧，如今我們常說春節快樂，這裡面可是有著老袁的功勞的哦。
袁世凱像
繼袁世凱恢復傳統年節日後，後來的蔣介石又站出來對過年開始試圖動刀子。
1928年時，全面統治了國民黨的蔣介石為了打中山先生這張政治牌，又開始面向全國宣佈廢除春節，可是政令釋出之後根本無人搭理，最後蔣無可奈何，只好不再用它來做文章。
春節這個傳統節日，於是就這樣一直傳承了下來，直到今天。
二
講完了廢春節的故事，我們來分析一下箇中的意味。畢竟讀歷史，我們不能只讀故事，我們得弄清其中的模糊。
對於廢春節這件事，孫中山先生顯然是犯了精英主義毛病的了，當然如果不是站在事後的角度，我們自然也無法品讀出來。當時的情況是這樣，中國受大清的拖累積貧積弱，恥辱重重，國運降到了中國歷史的地板之上，而與之相反的卻是旁邊的日本則因為學習西方驟然成了亞洲一哥。要知道，日本一直以來都是華夏文明圈下的小弟，人家也學咱們一樣過大年，可拋棄華夏文明之後卻獲得如此巨大的變化，這是讓彼時的國人非常震驚的，所以我們看那一段歷史，會發現當時的精英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都有去日本留學的經歷。當你瞭解了那些歷史，你就會明白當時“舶來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的影響力是多麼的巨大。孫中山廢除春節，有很大原因便是受了日本的影響。
袁世凱從保持廢立到恢復春節，是他精明的表現。
袁大頭其實是受傳統思想影響很大的人，對於他恢復春節這事，很多學者歸集為為了收買民意。對於學者們的這一觀點，我基本保持贊同，之所以用“基本贊同”這幾個字，是因為我覺得袁世凱除了用此收買民意之外，更多的還有他的傳統思想的因素。袁世凱之所以之前不恢復，甚至還要將其他傳統節日改成陽曆，在我看來其實只是一種政治手段，因為彼時孫中山和革命黨的影響力非常大，他袁世凱可不敢得罪。按他的意思，想來他也不願意去改的，要不然恢復過年這個節日的時候，他也放不著還要費腦子去創造出“春節”這個名字，直接恢復過年不就得了？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也不見得就對，但對於這種有能力影響歷史的人，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能因為其歷史形象而忽略了這種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一些東西。非黑即白的理論，實在不適合用在成年人身上，更何況大人物。
至於蔣介石想廢春節，第一個原因就是想借此讓人承認他繼承的是孫中山先生的法統，第二便是同樣受了日本的影響。
看到這，想必我們看的就更清晰了，以上三位風雲人物動春節，不管是廢或者立，其實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的，至於會不會影響老百姓，他們事先是沒考慮過的。孫中山沒考慮，是紕漏，但另外兩人，則是為了政治需要（之所以說中山先生是紕漏，你得聯絡他的《三民主義》和後來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制度來看）。
怎麼樣，一個小小的春節，對我們普通人來說，只是一個節日，但對風雲人物卻儼然是個人思想上不同之處的一個側面寫照。
三
聊完了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三大大風雲人物和春節有關的故事，接下來我們便進入本文的主題，聊聊毛澤東主席在紅軍時代的春節故事。
當頂級精英們都在忙著用春節標榜革命性的時候，革命意志最堅定的毛澤東卻沒有去像他人一樣去做文章。事實上，作為唯物主義者的毛澤東是一名非常反傳統的人士，但他的反，並非是那種受意氣指使的反，而是那種批判繼承式的反。凡是好的，對人們有用的，他是非常支援的，相反，如果他覺得沒什麼意義的話，再新潮的東西他也不敢興趣，譬如說他年輕時留學非常流行，但他經過仔細思考之後就放棄了，因為在他看來，那些號稱獲得了見識的人，很多也只不過爾爾，於是他堅信中國人的事情，只有留在國內不斷專研和考查才能解決（果然，歷史證明了他的正確）。他就是這樣，非常務實，從來不喜歡玩形式主義，所以我們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傳統也能看到現代，可以看到高雅，又覺得他非常接地氣。舉例來說，像書法、詩詞等文學藝術性的東西，他就對傳統比較秉持，所以他的書法最終自成一體，他的詩詞直取唐宋，尤其是詞，才氣直逼蘇辛，終成豪放派最後一大家；思想上，毛澤東就非常現代，傳統儒家那一套，他批起來可一點不留情面，非常激烈，但對貧苦老百姓，他又則像個老婆婆一樣耐心十足，熱愛有加，為之操心。
這就是毛澤東。
關於毛澤東和紅軍戰士們過年的事蹟，其中有三次記錄得比較詳實，我們不妨一起來看看。
第一次是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之後，毛澤東開始了自己戲稱的“山大王”日子，帶領隊伍進入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塊紅色根據地，並在這年的春節給紅軍戰士們過了一個年，這個年，算下來應該是共產黨自有部隊以來過的第一個年，堪稱軍史上的第一個春節。
井岡山上過的這個年，是紅軍時期過的最好的一個。
當時恰逢根據地局勢比較緩和，根據地進展比較順利，於是毛澤東便給全軍戰士宣佈放三天假，每個戰士發三元過節費，和根據地老百姓一起好好過個年。毛澤東才一宣佈，可把戰士們高興壞了，紛紛踴躍報名外出置辦年貨（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井岡山根據地缺乏糧食物資，所以得想辦法外購）。
透過努力，紅軍戰士們去寧岡一帶買來了豬肉糧油米鹽等生活物資，和根據地的老百姓們一起快快樂樂地過了一個好年。這次過年置辦的很有質量，不說米鹽這些東西，據載就光是豬肉就每人分了三斤多。
毛主席在井岡山
第二次是在從井岡山轉戰到贛南途中。
1929年，臨近春節時，井岡山根據地受到了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最兇殘的圍剿，紅四軍在和國民黨部隊的交火中損失慘重，為了保持和國民黨的長期對抗，紅四軍在毛澤東朱德的帶領下開始向贛南實施戰略轉移。
這是一次相當難的轉移，紅四軍一路向南歷經大小戰事無數，多名高階幹部犧牲，如28團優秀的黨代表何挺穎、朱老總的妻子伍若蘭等同志就是在這次轉移中為紅色革命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注:伍若蘭先是被俘，後來因拒絕國民黨的勸降而慘遭反動派殺害）。
2月9日是陰曆的大年三十，這一天紅四軍到達了一個叫大柏地的地方。到達之後，毛澤東和朱老總召集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在一座叫王家祠的老屋裡舉行了軍事會議，會議決定，利用敵人追兵猛進的機會來個誘敵深入，將其一口吃掉。誘殲戰定在次日大年初一發動。
會議結束後，大家都已疲憊不堪，但毛澤東還是決定要給戰士們置辦一頓年夜飯。當時的紅四軍一路受國軍的圍追堵截元氣大傷，物資極度缺乏。為了辦好這頓年夜飯，毛澤東和朱老總商量了許久，並找來了軍需處長範樹德讓他想辦法。範樹德一聽，一個頭兩個大，此時的紅四軍可說是已經窮的揭不開鍋了，這年夜飯，實在是辦不起來。但毛澤東是堅決要求要辦，他想的是，明天就是生死決戰，不能讓戰士們在大過年寒了心。
範樹德一聽，也確實是這麼個理，過年對咱中國老百姓來說，自古以來都算是一年當中的大事情。這麼一想，範樹德也覺得這頓飯，是無論如何也得置辦的了。
於是，為了給紅四軍的戰士們辦這頓年夜飯，範數德帶著軍需處的工作人員和宣傳隊一起找老百姓們，透過以打欠條借用的方式籌來了一些食物，殺了幾頭豬，置辦了一點米酒，硬是在這艱難之際給紅四軍將士們過了一個簡單而又無比感人的大年夜。順便提一下，給老鄉們打的欠條，紅軍後來都一一清了帳。紅軍去還錢時，老鄉們都不願意收錢，他們告訴去還錢的紅軍戰士，從來沒見過那支部隊這麼講信用，這麼對人好，所以他們不願意收。這可難了戰士們，紅軍是為老百姓革命的隊伍，怎麼能拿老百姓的東西呢，於是他們就想方設法硬塞，或是趁老鄉們不注意放下錢就跑。跑還得快，要不然還會被老鄉追上又還給他們，那樣的話他們又得再跑一趟。
吃過了簡單的年夜飯，紅四軍在大年初一迎來了生死戰!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大柏地戰鬥”。
這是一場非常慘烈的激戰，在各級指揮員的帶領下，紅四軍全體戰士充分發揮了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和敵人展開殊死搏殺。子彈打光了就用刀、樹杈、石頭、徒手搏鬥等方式進行殺敵。
2月11日，戰鬥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朱老總親自帶警衛排和預備隊一起衝鋒，就連從不拿槍的毛澤東也第一次提起槍帶領自己的警衛排加入了衝鋒。
大柏地血戰，紅四軍絕地逢生，一舉殲滅了敵第15旅兩個團，生俘800餘人，繳獲槍支彈藥輜重無數，獲得了離開井岡山之後的第一次大勝利，為紅四軍後來在贛南閩西一帶的發展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大柏地戰鬥，是毛澤東唯一一次舉槍的戰鬥，此後再無。
大柏地戰役衝鋒
第三次，雞鳴三省的石廂子村。
石廂子村是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小村子，位於赤水河畔，屬四川瀘州敘永縣下轄的一個70多戶人的小村莊。在這裡，毛澤東和中央紅軍過了一個春節。
紅軍到達石廂子村是1935年2月3日，這一日是舊曆除夕。
此時的中央紅軍在不久前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喜事，那就是在半個月之前的遵義會議上，執行王明“左傾主義”政策的博古李德終於被民主下臺，大家一致推舉毛澤東復出擔任中央領導。
歷史，也由此而發生改變。
石廂子村的這頓年夜飯，和以往有些不同，以前都是毛澤東為戰士們操心，這次則是輪到大夥為他慶祝了。
然而石廂子村實在太窮了，這個連飯都吃不上的小村子什麼也沒有，其條件艱苦到人無法想象，大年夜到了，這四百多個人的小村子甚至有很多老鄉連爆竹都放不起。
在來的路上，大夥還想著這個年，怎麼也得多整點雞鴨魚肉之類的來為毛澤東慶祝一下的，沒曾想到會是這個情況。
由於條件受限，這頓飯大家就給毛澤東做了他平生最喜歡吃的兩樣菜，一樣是紅燒肉，另一樣便是辣椒。
毛澤東很開心，不過他並沒有吃紅燒肉，而只是選擇了辣椒。
張聞天周恩來朱老總他們力勸他多少要吃一點，但他還是謝絕了大夥的好意，他的理由是:
傷病員比我更需要營養，這肉得讓他們吃才行嘛。
於是，這個年，為主席做的紅燒肉便全留給了傷病員。
讀完這三個故事，想來為什麼毛澤東帶領的隊伍打不垮，其答案已經是一目瞭然了，再說都是多餘。
因為，他是實實在在的在為老百姓做事，是實實在在的關心下屬。這樣的領導，不但宅心仁厚，而且能力又那麼非凡出眾，試問誰不喜歡？這樣的領導帶領的隊伍，試問誰不想參加？
想想我們現在的老闆們，動不動就996是福報，715是勵志，巴之不得我們個個都是奶牛，哎，也不知他們站在五星紅旗下會不會汗顏……
石廂子村會議紀念址
三
故事講完，又到了總結的時候了。
我在上文中寫過一句話:
一個小小的春節，對我們普通人來說，只是一個節日，但對風雲人物卻儼然是個人思想上不同之處的一個側面寫照。
這句話現在來看，是不是就清晰得多了。
你連佔全國百分之八九十九十的人們需要什麼都還不知道，而你的對手卻已經成了他們全心全意擁護的人，你說你拿什麼去打敗你的對手？
我覺得把這句話拿來送給蔣介石還是挺適合的。
番外
這是一個有點尬篇的番外。這一節的內容和春節無關，但我覺得挺有意思，因為它更能體現出毛澤東和蔣介石二人格局的不同，所以就決定將之挪來讓各位老鐵品味品味。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和毛澤東曾在重慶談判期間有過一次閒聊式的交流。
這事，發生在林園。
毛澤東到重慶後，受蔣介石的邀請曾在林園住了一晚。由於習慣了延安窯洞的簡樸，外加有長期夜裡工作的習慣，毛澤東在當天夜裡一直沒休息好。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起床出去散步去了。
恰逢蔣介石也起的早，此時也正出屋鍛鍊，二人就這樣不期而遇，繼而聊了起來。
根據資料顯示，二人此次聊天並無既定，算得是信馬由韁，說到啥就聊啥。但在聊到國家問題的時候，則留下了一段經典的對話。
蔣:
“一個國家最好只有一種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要不就會像那些樹杈，各長各的。”
毛:
“我覺得還是枝繁葉茂好嘛，只有壞死的樹才會沒有樹葉。今日之中國，奉獻最多者為幹，只有為人民利益努力奉獻之主義之政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向民族復興。”
蔣:
“潤之兄高論，中正非常贊同，你誤解我的意思了，我並不是想做這個什麼主幹，國家統一後，總統一職，潤之擔當也可以。”
毛:
委員長啊，一國之權柄，哪有私自相授。只要有和平、有團結、有民主，不管誰當總統，中國都會迎來光明。到那時，潤之倒樂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咯。”
我們來看這段對話，雖然很短，但卻充分地體現了二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格局。先說蔣介石，在這段對話中他的核心就是“一種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幾個詞，充滿了妥妥的獨裁政治味道，強調的就是權力的統一。再看他之後的辯解，“總統一職，潤之擔當也可以”，則又是一種“英雄論”的味道，頗有點曹操的“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的感覺。由此我們可知，這個“幹”，他蔣介石其實太想當了。
說完蔣介石，我們再來看毛澤東主席。
在和蔣介石的對話中，毛澤東主席從來就沒強調過權力，他一直強調的都是“民主”、“團結”、“奉獻”、“為人民謀利益”。對於執政觀點，“奉獻最大者為幹”是毛主席傳達的核心。這句話至少包含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大家對國家人民要談奉獻，不要索取；第二個層面就是隻要奉獻大，不管是誰，都可以來擔這副擔子。在這之間，毛澤東主席的指向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他所指的範圍可不止侷限於國共。所以當蔣介石說到當總統的事時，毛澤東又再次強調了一遍，其意思就是告訴蔣介石，總統誰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中國人能團結，能和平，能不互相廝殺，能共同和平發展中國。
兩相比較，高下立分。蔣介石的格局，終歸是差了一個檔次，自始至終都還在“黨派”的籠子裡守成，而毛澤東想的，則是怎麼才能讓所有中國人團結，至於他自己，他根本就沒考慮過要得到什麼地位。“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毛澤東不是在說空話，那是他實實在在的追求。毛澤東晚年就對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說，他這輩子最開心的就是他在長沙教書的那段日子，參加革命，是不得已的事，他身上的那些頭銜，以後是要通通去掉的，唯獨保留一個，那就是他教書時候的“教員”身份。
可惜，為了中國人民能站起來，毛澤東終歸是不能馬放南山的，因為這副擔子太重了，只有他能挑的起來。
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偉大境界，想必當時的蔣介石是無法領悟的，因為彼時的他受抗戰勝利的實惠，個人聲譽無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都達到了他人生裡的一段巔峰，那一刻的他很驕傲。
多年後，在海那邊，蔣介石應該是對毛澤東的格局和境界有所體悟了的，所以在他晚年時，僅管依然抱著美國的大腿不放，但始終一直都在堅持“一箇中國”的概念，便委派陳立夫負責和大陸商談“兩岸一統”的事宜，保持了一個民族主義者的清醒。
遺憾的是，因為對權力的迷戀，他終歸是給我們後人留下了缺憾，乃至今天還在讓所有中國人對“一統”翹首以盼，悲乎!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林園閒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