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產業化驅動,只靠研發投入,從長遠看就沒有下一代技術。這才是最令人憂慮的地方。
文 /《汽車人》孟華
在2021年的中國新能源車銷售榜單上,無論日企、日本品牌,還是細分車型,沒有一個進入前15名。日系品牌在新能源車(EV、PHEV)的商業組合上全面落後,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單論PHEV,豐田、本田仍然保持一定的市場聲望,問題主要出在EV上。
日本本土2021年銷售了446萬輛乘用車,有40%為“電氣化”車型,但EV只佔總銷量的0.4%。其中進口EV為8610輛,佔據了EV銷量的一半(主要是特斯拉)。以至於國際能源署(IEA)只盤點中美歐市場,而將日本EV市場歸類為“其它”。
德國公佈了2020年“脫碳專利綜合排行榜”,在50個細分領域,統計了超過155萬件去碳化專利。以國別劃分,2020年日本佔據首位的是“電動汽車”、“混合動力車”、“全固態電池”三個領域。
如果以企業劃分,豐田排名第二(2015年時排名第一)、松下第七;如果從專利申請數量上來看,豐田仍排第一。
即便不用量化,日企在動力電池的隔膜、陽極陰極技術上也處於領先地位,電池企業有明顯的感知(因為要向上遊採購和繳納專利費),但這些優勢沒有化為日企在整車上的商業優勢,令人費解。
日企“電動化”是真提速嗎?
輿論對此看法莫衷一是,給出了很多解讀。即便不討論原因和意願,只從事實出發,就很明顯地察覺到日企在電動化道路上的擰巴,基本上從自己舒適的空間和既定節奏上被拽下來,被迫跑一條“不情願的賽道”。
日產當前的目標是,到本世紀30年代初期,主要市場的所有新車都實現電氣化。顯然,日產的計劃,從時間節點、市場範圍到實施力度,都存在模糊之處。
馬自達目標是2030年EV產品佔據全球銷量的25%,其餘均為HEV和PHEV。
這兩者對目標的描述都是“希望”,這似乎暗示缺乏信心和目標本身“不值得認真對待”。
而以中國為EV錨定市場的本田,態度明確得多。本田計劃中國為代表的“先進市場”中,EV和燃料電池車的銷量佔比為:2030年達到40%,2035年達到80%,2040年達到100%。
本田CEO三部敏宏稱:“主流家用車的選擇是電動,而對於更大的商用車來說,應該是氫燃料電池。這是迄今為止我們的結論。”這意味著本田其實已經不再考慮10年內規模部署氫能乘用車。
2021年12月,豐田公佈了2030戰略,相對2018年制定的“2030年銷量50%為電氣化(EV、PHEV、HEV、FCV)車型”,修正為“投入4萬億日元開發EV、2030年前釋出30款EV車型、雷克薩斯2035年100%電動化”。
降低技術佔優的HEV和FCV戰略地位,豐田想必是痛苦的。相當於被形勢逼著走,基本喪失戰略主動權。
這還不夠,三部敏宏還稱,本田看到了氫燃料存在相當困難的技術挑戰,10年內不會成為主流,呼籲豐田停止追求氫技術,專注於EV。這其實和賓士、寶馬、福特、通用汽車、大眾汽車等跨國車企如今的態度一致,即將氫燃料方案的戰略地位“降級”。
豐田章男已經連任3屆日本汽車製造商協會(JAMA)主席(任期到2024年5月),三部敏宏的公開喊話雖然很不平常,但有現實意義。豐田章男一直以來的立場,是以“碳排最優”來決定產業方向,而非無條件站隊EV。三部敏宏的表態,相當於敦促整個日本汽車產業界改弦更張。
必須跟隨大國戰略
日企對於EV,為什麼會出現技術身位和現實認知的分裂?
無論日企,還是日本政府,早就認識到,EV戰略不僅意味著電動車本身,更多取決於基礎設施支援。恰恰在這一點上,日本缺乏底氣。
有人認為,日本政策面已經全面轉向電動。日本政府計劃從2022年4月1日起,對新購EV加倍補助,最高額度80萬日元(約合4.45萬人民幣)。該補貼標準與德國6000歐元(約合4.3萬人民幣)補貼,比法國換購最高1.2萬歐元補貼低一半。該計劃預算尚未得到議會批准。
但是,補貼標準建立在銷售額很小的前提下。而且,根據各國經驗,消費補貼從來不是單獨奏效的。生產端的支援、產業鏈的協同構建、對基礎設施運營商的鼓勵政策,應該一起推出,形成一套政策組合拳。
現在這種做法,給人的感覺就是政策面支援了,但又沒全力支援,可以算作是一種“應景式做題”。
這其實符合日本政府的一貫思路。在2010年,日本經產省釋出的“下一代汽車戰略”中,將2030年規劃為傳統燃油車佔據30%-50%,而“下一代汽車”中HEV佔據30%-40%、EV和PHEV合佔20%-30%、FCV佔3%、清潔柴油車佔5%-10%。
當然,該規劃放在今天就是笑話。就算在10年前,這種思路也顯得格局太小。日本政府不是預測出了問題,而是一味想待在“優勢區”,不考慮大國策略。
對於一個以海外市場為重的產業,“視覺盲區”的存在可能是致命的。日本不應該真的以為自己有資格定義賽道。
在2008年之後,中美都選擇了電動化方向。美國經歷了2016年-2020年的相對停滯,如今重回正軌。而早在本世紀初,歐洲就明確了激進的減碳排方向。2015年巴黎協定之後,中美歐都將“電動化”作為國家級戰略全力推動實施。
而這麼多年,日本在做什麼?投入巨大去做氫能源,但迄今為止沒有重量級國家跟進。很長一段時間內,還試圖以“電氣化”應對大國“電動化”戰略,如今則一步一步朝電動化方向調整。
日本的苦衷和調整
這與認知無關,日本有自己的苦衷。
其一,日本在一次能源上自給率只有7%,在發達國家中間最低。在2021年10月,日本政府確定了一攬子能源轉型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檔案當屬《能源基本計劃》(每6年調整一次)。目標是2030年碳排減少46%(相對2013年),2050年實現碳中和。
為此,日本提出措施中比較重要的有:提高能源自給率和強韌性,加強能源、資源安全保障底線不動搖;“最優先”發展次生能源,其實就是指氫能-氨能(利用褐煤、稻秸稈等低成本原料);核電維持在20%-22%,這一點頂住了巨大的民間輿論壓力;大幅度降低煤電和氣電佔比,優先保障“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加快新能源車普及,推動燃料替代。
日本的碳排目標,也是因應輿論批評的強度而調整。此前提出的,是2030年相對2013年碳排減少26%,被全球輿論噴慘。相對於歐美的碳排目標,確實太過舒適。
考慮到日本自己無法掌握煤炭、天然氣的定價權和可靠供應渠道,現在“46%減排目標”也使了吃奶的勁兒,只有這樣才能和巴黎協定中降溫1.5°C總體目標一致,但輿論又批評這個目標高得“不切實際”。
以風力光伏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入網,將抬升電價,日本在2030年電力成本控制目標就難以達成(目標為9.9-10.2日元/kWh)。而且2021年-2022年化石燃料價格直接起飛,控制目標還未出發就沒戲了。
其二,日本城市的公寓、樓宇都是私企管理,每一棟樓改造安裝高功率充電樁,不僅需要電力企業單獨配備變壓器和線路,也需要業主大會投票批准,在居民區推廣高壓充電就變得極不可能。
其實中國城市社群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只不過變成了物業、電力運營商、主機廠之間的博弈。對於車主個人而言,是個天大的麻煩事。但對於城市整體而言,這不過是新能源基礎設施普及出現的細枝末節,政策面可予以一體推動解決,只依靠商業邏輯難以“解釦”。
關鍵在於,日本每一屆政府,都被改變基礎設施的天量政策工程和所需資金量震懾住了。一則唯恐因此失去民眾的選票支援;二則事懼繁難,總想著抓點見效快、代價小的政策,而推動基礎設施改造這種事,顯然不在此列。
其三,日本對保障一次能源、金屬原料供應的信心不足。更深層的原因則是日本市場規模有限,且整車市場慣性力量非常強大(畢竟已經在燃油車節能技術上領先),因此也沒有建立整條電動產業鏈的需要。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日企積累了大量動力電池上游的技術專利,卻只能和中企合作,以收回技術研發成本。對於中企而言,對日企專利的需求,短期內也是剛性的,但正在實現擺脫。
對於技術,日企傾向於維繫高階技術的護城河,而低端技術,則基本放給對手,轉而研究下一代技術以保持技術代差。
當前代差還在。譬如歐陽明高認為,日企在固態電池研發上領先中企5年(不過2022年固態電池上車已經跳票)。
問題在於,所謂的低端技術日本自己無法實現產業化。因為以寧德時代為首的中企,將動力電池價格做到日企的成本價之下,這就很令人為難。日系電池仍然佔據10%的市場份額,但基本為特斯拉需求所牽引。日本整車企業想做電動車,只能和中企、韓企合作。
沒有產業化驅動,只靠研發投入,從長遠看就沒有下一代技術。這才是最令人憂慮的地方。
日本從政府到企業現在轉變思路,多少都看到了這個不妙的前景。參與到大國電動化遊戲中,就成了唯一選擇。至於氫能源,只能仍將作為備胎,而且可能長期都是備胎。【版權宣告】本文系汽車人傳媒原創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