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假期陸續整理一些不小心寫成文章的問答成文。
提起諸葛亮，即便他的敵人也坦率承認其才能、人品都是上上之選，並極力稱頌他公忠體國，功高而不震主，雖然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卻並未引起“垂拱而治”的後主劉禪多少不安和猜忌。
但令許多人費解的是，這位功高而不震主的“漢丞相”，卻在入朝時享受看上去很“刺眼”的“甲仗百人入殿”待遇，這一待遇因簡文帝鹹安元年（當在公元372年初），迫於“廢立”威懾的新即位皇帝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而變得十分敏感，因為這既坐實了諸葛亮的確曾有如此“宰相威儀”，也在無形中將他和“野心家”桓溫的跋扈行為相提並論。
那麼，諸葛亮在蜀漢何以要“甲仗百人入殿”？其目的是為了自身安全，還是別的什麼緣故？
這就要從丞相（宰相，二者實際上遠不是同一個概念）的職能說起。
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鑑於丞相權力太大，廢丞相，以其權分屬三公，此後直到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整整209年中國沒有丞相，曹操稱丞相實際上是為了架空皇帝，將權力集中在自己“霸府”手裡，他手下文武要員一度只有夏侯惇一人未掛職“霸府”而只有漢朝官員頭銜，這樣的“丞相”實際上是“真正的皇帝”，並以自加的“九錫”之禮凸顯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
自此之後除了自立名號的東吳和少數民族建立的十六國諸國外，魏、蜀漢、晉等以“正統”自居的漢族政權，絕大多數丞相都是攘奪皇權後自己加封，且往往透過加九錫為子孫謀取帝位做準備，如果沒有這樣的權臣則通常也不設丞相，以免權力過於集中於一人。
當然例外總是有的，唯二的例外一是蜀漢“功高而不鎮主”的諸葛亮，二是東晉初年扶立晉元帝的王導，這二人中王導更多時候改稱司徒，且軍權被其從弟王敦掌握，晚年因朝廷猜忌王導和王敦造反，實際上弄得很尷尬。
桓溫“廢立”後的局勢十分微妙，朝廷既要設法安撫鋒芒畢露、野心勃勃的桓溫，又不希望他有機會效仿曹操、司馬懿一類“丞相”，就只能給他提供“諸葛亮模板”，希望能多少滿足桓溫的饕餮之慾，卻又不至於真的從根本上撼動司馬氏皇權。
諸葛亮“甲仗百人入殿”並非意在安全，而是一種儀仗——且並不是丞相的儀仗。
諸葛亮因為他在後主時期不僅是丞相，還開府總督中外諸軍，此外還兼任益州牧，並以益州牧身份總理地方民政。他指揮“中外諸軍”的機構並非朝廷以大司馬、大將軍和徵鎮、四方為核心的軍事體系，而是以自己這個“都督中外軍”為核心所開的幕府，北伐時最重要的文武輔佐楊儀、蔣琬、魏延、姜維，就分別以丞相府長史、參軍、軍師、司馬等職位參與軍務，而不是以朝廷官職行事（儘管他們中許多人也帶有朝廷將軍職銜，但只有將軍頭銜而無幕府職稱者並不能參與北伐軍務，如地位很高的劉琰在被解除“中軍師”的幕府職銜後，儘管高居衛尉、後將軍，卻被排斥在北伐軍務之外），賜桓溫同樣的規格，意思是承認其早已擁有的開府領兵之權，但暗示他“止步於此”。
“甲仗百人入殿”看似威武，但實則是“都督中外軍事”所特有的儀仗，真正象徵丞相、三公的儀仗是“班劍、虎賁”，即扈從入殿的武官，蕭何時多至八十人，而王莽、曹操要求的“九錫”中第三項，則是“虎賁三百人”。東晉時最多的王敦也不過二十人，桓溫一開始只被加十人，孝武帝繼位後加到六十人，他因擔心物議“讓不受”。並沒有記載說諸葛亮入朝有班劍、虎賁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加桓溫“班劍十人”是在“廢立”前夕，不久後詔“甲仗百人入殿”，而加至六十人則在“甲仗百人入朝”之後，此時他已患重病。也就是說，“班劍六十”的規格，要遠高於“甲仗百人入殿”，因為後者仍是純軍事威儀的範疇，而後者則是象徵權臣的“宰相威儀”。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有王彪之、王坦之、謝安等為皇帝設法，東晉朝廷一直巧妙搪塞桓溫的“非分之念”：簡文帝鹹安二年（公元372年）駕崩時曾遺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還說“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結果被王坦之否決，改為“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由於桓溫期待的是簡文帝禪位或至少讓他居攝，對“如武侯、王公故事”非常不滿，曾對弟弟桓衝抱怨。翌年他病危之際退而求其次要求朝廷加九錫，結果被猜到他病重的王、謝等人故意拖延，因其病死不了了之。
實際上，“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是劉備臨終時說給諸葛亮的話，也算“諸葛武侯故事”，但王、謝知道桓溫不是諸葛亮，如果有了這樣一個口實他百分百會藉口“不可”而“自取之”（已經廢立過一次），所以才只讓他效仿“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而不敢讓他比附“可輔則輔”的諸葛亮。
後世純為安全給宰相安排甲仗入殿的，是唐朝：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河北藩鎮在長安城派遣刺客刺殺宰相武元衡，刺傷宰相裴度，震驚中外，此後由皇帝親自下詔，讓甲仗扈從宰相上下朝，直到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甘露之變”才被宦官脅迫取消。諸葛亮、桓溫的“甲仗百人”只是正常的“督中軍事、開府”儀仗，並非安全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