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四川的黃渝祥教授，把四川老鄉鄧小平視為改變他一生命運的人。
這源於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在力主恢復高考的同時，還要求派遣一批知識分子去西方學習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冠名為“訪問學者”。這是為改革開放儲備人才，當時還是同濟大學青年教師的黃渝祥就是受益者之一。
人生的際遇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大學時期一次偶然加修英語課的經歷，讓黃渝祥成了為數不多符合出國條件的人。從歷史維度看，開啟國門擁抱世界，則是不可逆的時代必然。或許，從1980年踏上波音707客機飛往加拿大的那一刻，“開放”二字就已深深嵌入他的生命軌跡中。
回國後，黃渝祥受聘擔任世界銀行的諮詢專家，將費用效益分析、可行性評價等先進技術和思想引入中國，制定了一系列指導地方進行專案建設的標準。
出生於上世紀40年代的黃渝祥，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程，讓他對經濟效益有了深刻的認識，對市場規則抱有深切的尊重。在參與南浦大橋、京滬高鐵等多項重大工程的決策諮詢中，這些信念貫穿在他工作的方方面面。
記者在一棟普通的單元樓裡，見到了黃渝祥。雖已桃李滿天下，甚至不少學生已身居高位，黃教授的生活仍然十分簡樸。一幕幕往事歷歷在目，那些參與國家建設、擁抱世界的光輝歲月成了他一生珍視的財富。
人物檔案
黃渝祥：1940年生。同濟大學教授，技術經濟及管理專業博士生導師，曾任同濟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現為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等職，長期從事技術經濟、專案評價方面的研究和教學，主要論著有《工程經濟學》《費用效益分析》《建設專案經濟評價方法與引數》等。
老教授講課一點“疙瘩”都沒有
問：當時為什麼選擇建築工業經濟與組織專業？
黃渝祥：我是1958年考入同濟大學的，剛開始報的專業是工業與民用建築，報到後，學校把我轉到建築工業經濟與組織專業。當時大部分同學都想學工科，不願意學經濟管理相關的專業，但我沒法做選擇，就這麼轉過去了。
現在回顧覺得也蠻好，建築工業經濟與組織專業的特點是建築和經濟兩面兼顧，學制五年，前三年半學習建築學和力學等課程，後一年半學經濟管理，當時的經濟管理主要是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
問：在同濟學習期間，專業的辦學情況如何？
黃渝祥：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以後，同濟大學成為以土木建築學科為主的學校。當時我們這個大系包括建築學、規劃、建築工程、工業與民用建築、建築工業經濟與組織5個專業。我所在的專業由於是新創辦的，師資力量相對較弱，而偏重於建築造型的建築學專業，師資力量比較強。當時我們的系主任是馮紀忠，他在聖約翰大學唸書時和貝聿銘是同班同學。
問：還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老師？
黃渝祥：有一位教我們數學的教授叫王福保，當時50多歲，他是同濟版《高等數學》的編者之一，全國的大部分工科院校都用這本教材。當時這些編教材的教授，學術能力很強，但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學上面，一心一意把教材編好，而且要適合工程類學生使用，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年我們還在用這部教材的原因。
現在我到其他高校去看，基本上還是這些內容，幾十年沒有太大變化，說明這是經過千錘百煉的。
問：還記得老師怎麼上課嗎？
黃渝祥：王福保老師上課從不帶書，也不帶講課筆記，就拿一支粉筆，他清楚記得上次講到哪裡，直接在黑板上邊寫邊講。對於重要的問題，他甚至可以講十來遍，給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講課一點“疙瘩”都沒有，非常流暢，推導的板書也非常清楚。
當時教我們的老先生大部分都是國外留學回來的碩博士，專業能力非常強。我記得有一位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博士教我們理論力學，有一次，他發現我的解法跟他講的思路不同，他看了好久，覺得我這樣答是錯的。但他還是按照我的思路演算了一下，發現沒錯，他謙遜地說這是另一種解法。
交卷後去江灣體育場游泳
問：您當時成績怎麼樣？
黃渝祥：成績還算不錯，高等數學、力學都是很難的課程，老師也都很嚴格，僅力學就要學理論力學、材料力學、結構力學這三門，我本身對數理就很感興趣，基礎也比較好，所以學得比較快。
我記得當時教結構力學的是個年輕老師，他給我們出的考題都不算難，結果我第一個做完就交卷了。老師看看周圍沒人交卷，他當場就批改了，寫了個100分。
我想做完了幹啥呢，就到江灣體育場去游泳，沒想到游完泳回來他們還沒考完。前面三年主要就學這些東西，我基礎比較好，評三好學生都有我的份。
問：除了專業課，還學些什麼？
黃渝祥：三年級下學期，學校從全校範圍內選拔一批成績好的學生，可以加修一門英語課。當時我們的第一外語是俄語，從高中到大學，我學的都是俄語。教我們英語的老師很厲害，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鄒廼之，當時英語老師很少，他教了我們一年，班上大概有20多個同學，都是來自不同專業成績比較優秀的學生。後來才明白，這是一件對我一生都很重要的事。
問：為什麼這麼說？
黃渝祥：對我來說，學英語是一個很大的轉折。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同時要選派一批像我們這樣的中青年教師到國外進修，叫作“訪問學者”，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學過來，然後才可以教大學生，為改革開放做準備。
因此，1979年同濟大學宣佈了出國進修計劃，選拔的人員需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40歲以下，第二個條件是在“文革”前畢業，符合這兩條的已經不多了，我是1963年畢業的，那個時候是39歲，正好符合這兩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就麻煩了，要考英語，國家出錢派你到國外去，不懂英語怎麼行？英語考試實行全國統考，筆試和口試我都過了，跟那個英語班有很大關係，可以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要知道在上英語班之前，我只在初中學過英語，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後來我發現，透過英語考試的人，大部分都是當年我們這個英語班裡的同學。
黃渝祥參與編纂的部分圖書教材（顧傑 攝）
畢業後去建築工地做木工
問：聽說您畢業後曾經去工地勞動，這是怎麼回事？
黃渝祥：1963年我畢業後就留在學校當老師。從1964年到1965年，我到工地參加勞動，因為當時教育部有規定，新的老師或者助教一定要參加專業實習勞動，所以我們那一批留校的青年教師就去了工地，當時我是去吳涇的建築工地做木工活。
問：您在工地上具體做些什麼？
黃渝祥：當時要建吳涇化工廠，鋸鋸子、釘釘子，甚至搬運木料等體力活我們都得做。不過我才20來歲，這些體力活都能對付得了。
後期就和專業結合了，在我們這些學生去工地之前，設計院的圖紙一般的木工是看不懂的，只有退下來的高階木工讀得懂。但我們學過建築製圖的課程，所以能讀懂圖紙成了我們的優勢。師傅就讓我專門幹這活，由我負責把一項項任務分配下去，後來我相當於成了木工隊的隊長。我在工地幹了一年，這一年對我幫助還是挺大的，那是正兒八經在第一線勞動。
問：您和工地的工人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黃渝祥：我們是正經拜師的，真正把工人當老師看待。師傅們人也挺好，手把手教我們，平時吃住都在一起，晚上睡在工地的臨時工棚裡，還經常跟他們聊天。他們對我們這些大學生也很尊重，雖然有些師傅不識字，但人都很聰明，經驗也很豐富，大部分都是祖傳的手藝活，腦子很靈。
問：當時和工人師傅之間有什麼難忘的故事嗎？
黃渝祥：有一次，我把某個方案給木工師傅做，我去檢查的時候，發現有個老師傅沒有按照我的要求做，少做了一根梁。剛開始那位老師傅還不服氣，我就把圖紙拿出來給他看，他看後發現果然是自己錯了，於是一句話沒說連忙拆了重新做。
我們和師傅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臨別時，他們還把自己祖傳的全套工具都送給了我，有刨子、錘子、斧頭、鋸子。後來我用這套工具在家裡做了很多木工，有小板凳、椅子、沙發等。
出國在大衣領子寫上名字
問：講講您的出國經歷吧。
黃渝祥：剛開始我還不當回事，因為覺得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夠根紅苗正，還有點海外關係，出國應該輪不上我。
後來人事處來通知時，我說你別開玩笑，對方說這怎麼能開玩笑，確實派你去。當時同濟大學大概有二三十個人去，後來因為去的人實在太少，條件放寬了一些，年齡大的也能去了。
問：出國前需要作哪些準備？
黃渝祥：出國前參加了幾次紀律教育方面的培訓，那時候我們收入比較低，沒有像樣的衣服，怎麼代表國家出去？於是給每個人800元制裝費，當時我一個月工資只有65塊，但這個錢不能亂花，只能到規定商店去定做。雖然料子都很好，但每個人的式樣都一樣，包括襯衫、兩套西裝，還有很厚的呢子大衣和皮鞋等。
問：怎麼出發的還記得嗎？
黃渝祥：1980年2月，我們從北京首都機場出發，隊伍裡不只有同濟的，全國各地學校的人都有。我們去加拿大的組成一個小隊，大概有20多人，有一個年紀比我們稍大的團長，給每個人發1美元在路上用，其實連買瓶水都不夠，這些美元都集中歸團長保管。
我記得乘坐的飛機是波音707，當時我們只有一條航線到加拿大，得先到卡拉奇，然後轉到巴黎，在戴高樂機場待了十幾個小時，再飛蒙特利爾。
問：下飛機後是什麼感覺？
黃渝祥：眼前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太不一樣了，比我們先進很多。其實當時我們下飛機後還覺得挺自豪的，因為穿的是呢子大衣，沒想到我聽到旁邊幾個加拿大小女孩在輕聲嘀咕，我記得很清楚，她們說這幫人可能是越南難民。
我們聽了當然很生氣，後來我們發現自己確實跟加拿大當地人不一樣。他們穿的衣服沒一件是一樣的，我們的式樣和料子都一模一樣，身高也差不多，自己也搞不清哪件大衣是誰的。為了不拿錯，我們在領子上寫上自己的名字。
問：您去的是加拿大哪所學校？
黃渝祥：加拿大有很多學校，有人留在蒙特利爾，我一個人去了多倫多大學。當時已經有一些像我這樣的中國訪問學者在那裡，他們是之前被派去的。當時出國進修的人裡面醫生比較多，很多是醫學院和大醫院的骨幹，他們英語比較好，此外還有科學院系統派出去的理工專業學者。
1980年在多倫多大學工學院
在加拿大研究費用效益分析
問：在加拿大您學的是什麼專業？
黃渝祥：同濟教師去多倫多大學的就我一個，當時有點尷尬的是，我出國前在同濟是教結構力學的，不是經濟管理，所以我在加拿大繼續學土木工程還是學經濟管理，這是一個問題。當時我也是40歲的人了，如果再學經濟管理，起點等於零。
剛開始，我還到多倫多大學的工學院去看了看，發現他們的專業裝置還不如同濟，顯然不是強項，所以最後我選了工程經濟方向，主要是費用效益分析。工程經濟的好處是既有工程方面的內容，又有經濟方面的內容。這個專業當時在國內叫技術經濟，實際上研究的物件差不多，也就是研究工程技術的經濟方面。工程技術是為社會經濟服務的，現在我們的5G、人工智慧、導彈等都是技術，無論技術為社會服務還是為國防服務，經濟賬總要算。
問：當時選擇這個專業，和您的老師有關係嗎？
黃渝祥：有關係。我們經濟管理的老前輩叫翟立林，他就是研究工程經濟的，也是同濟大學管理工程學科的奠基人。出國前他就勸我還是要回到經濟管理領域來，因為我們國家需要，儘管這專業沒有很深的學術內涵，但是比較實用。我也覺得，工程經濟對百廢待興的國家來說是馬上就能用的。
問：當時研究學習的內容中，有什麼令你印象深刻？
黃渝祥：費用效益分析給我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這是關於公共專案或者基礎設施專案的經濟分析。和一般的投資回報不一樣，公共專案是要考慮社會經濟效益的。比如我們修高鐵、水利、博物館、醫院、學校等，不能都按照商業模式來建，因為有些專案沒辦法量化為錢，而且私人老闆也不願意投資，所以要用另外一種公共支出的模型來分析，這就是費用效益分析。
問：可以舉例談談嗎?
黃渝祥：當時多倫多大學正在研究紙張的重複再利用問題，其實加拿大的木材很多，紙張不成問題，但他們說不行，要節省木材，教授帶頭去垃圾桶裡把廢紙拿出來繼續用，這對我觸動很大。
到中南海起草重要檔案
問：您是什麼時候回國的？
黃渝祥：1982年，我按照國家規定回國，當時我已經結婚，妻子孩子都在上海。我想，國家花了那麼多錢讓你出去學習了兩年，應該趕快回國幹活，為國家發展做貢獻，所以我一天也沒拖就回來了。回來以後我們這批人就被學校當成寶貝，整個國家都把我們當寶貝。
問：您當時做了哪些事？
黃渝祥：從1982年到1986年，整個國家的形勢是對外開放。世界銀行、聯合國、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大量的貸款專案都過來了，按照規定，這些專案都要進行經濟評價，也就是要做可行性研究。其實投資一個專案，甚至制定一個政策，都要做一個決策前的研究，概括地說就是這個專案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在經濟上是否合理，我當時主要做這方面的工作。
問：當時國家缺少這方面的人才嗎?
黃渝祥：當時從國家一直到基層的政府工作人員，對這套東西都不是很熟悉，因為在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往往是立項設計結束後就施工，甚至有些決策是“拍腦袋”的。當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很歡迎很支援的，因為他們資本多、勞動力少，而我們勞動力多、資本少，投資者很願意到中國來，所以國內要有人來幫著做這些溝通的事。
問：做這些工作有什麼要求?
黃渝祥：首先英語要過關，當時世界銀行來了很多專家教授，但很多專案專業上的名字和術語，一般外語學院的老師翻譯不了，所以我在回國後被派去接待專家，同時還做了很多翻譯方面的工作。
1985年左右，我一邊做翻譯，一邊做可行性研究，當時有個單位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地點就在中南海，他們把我找去，參與起草制定了第一版《建設專案經濟評價的方法與引數》，並以國家計委檔案的名義釋出。這是一份指導性檔案，從上到下建設專案都要參照這份檔案。
參加《方法與引數》研究的部分人員，約1987年攝於北京上園飯店（前排左一為黃渝祥）
兩座大橋的決策幕後
問：您曾參與南浦大橋的專案決策諮詢，這個專案有何背景？
黃渝祥：當時上海很多人住在浦東，需要坐輪渡跨過黃浦江到浦西上班，也有人從浦西到浦東上班。但當時浦東還沒開發，人們的交通工具仍然以腳踏車和輪渡為主。鑑於這種情況，上海決定在市區建造黃浦江通道，選址就在南碼頭的位置。
問：您參與了哪些工作？
黃渝祥：當時可行性研究已經得到推廣，按照規定，專案建設一定要請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的評估，請專家出具評審意見後再報到國家計委審批，這個流程是不能少的。市裡面請我做專案經濟組的組長，還請了橋樑方面的專家，我們主要是開會並審查相關的報告，具體的設計則由設計院負責。
問：您還參與了杭州灣跨海大橋的決策諮詢，能否談談這個過程？
黃渝祥：對於遠洋航運來說，大噸位的船隻更顯示其經濟性，但當時上海長江口的航道只能透過兩萬噸的船。按理說長江是一個很好的航道，但長江口有“攔門沙”，這個地方水深只有7米多，兩萬噸載重的貨船要潮漲的時候才能開進來。
因此要想辦法開出航道來，所以就有了長江口航道疏浚工程，但這項工程很艱鉅，動用了很多工程院院士做了很大的實驗室模型，但由於颱風和水流的變化，航道整治後並不穩定。
當時，從港口和自然條件來說，寧波比上海優越，但經濟基礎不如上海。上世紀90年代末，寧波提出籌建杭州灣大橋，延伸寧波港的腹地，以港興市。我負責承擔經濟分析的部分，我當時帶的幾位學生也參加了這項工作。
問：當時提出的方案是怎樣的？
黃渝祥：杭州灣很寬，大部分是淺灣，航道要求不高，所以投資不太大。原先南北兩岸交通要繞行杭州，建橋後上海到寧波的行駛距離可以縮短100多公里，節約的行駛費、過路費和時間很可觀，即使收較高的過橋費還是有很高的交通量，效益是很好的。原來的方案是橋北岸接上海的金山衛，橋長一些，但繞行距離更短，後來，橋北段移到嘉興的平湖附近，也就是現在的杭州灣跨海大橋。
1985年和翟立林先生考察揚州港口
汶川地震後赴都江堰考察
問：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您曾去都江堰考察，當時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
黃渝祥：當時上海對口援建都江堰，有些當地的規劃主要是同濟大學來做，那時上海援建都江堰的一位領導是我曾經的學生，因為他知道我是搞工程經濟的，所以他和同濟大學聯絡，希望把我請過去。雖然我2005年已經退休了，但其實還一直在做相關的研究。
問：到達都江堰後看到怎樣一個場面？
黃渝祥：我們是5月20號出發的，一起去的有上海市的有關領導，還有一些研究規劃重建和土木工程的教授，以及上海市的對口單位負責人，大概有20人左右。
都江堰的情況其實還好，我是研究工程經濟的，我認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工程就是都江堰。雖然看上去一點都不起眼，但是花很小的代價實現了很大的效益。我到當地一看，發現這個工程幾乎沒損壞，還在發揮著作用。
問：您提出了什麼建議嗎？
黃渝祥：都江堰的領導召集我們開座談會，我只提了一個建議，就是應該儘可能保留古老的工程設施，不要統統拆除。既然還能用就應該保留，現在哪個工程能夠維持幾千年呢？只要稍微維修更新一下，就能保留原始的操作辦法，為後代留住古代的文明。其實，這也符合工程經濟的原理。
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辦學
問：您曾參與同濟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辦學方面的工作，這件事最早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黃渝祥：早在1987年，我們就開始與歐洲學校交流學生，最早的交流生來自位於德國的商學院，是一個很小的私立學校，就在萊茵河邊上。他們的院長來中國訪問時與我們談好，可以考慮學生交流，互免學費，他們還可以為中國學生提供食宿。
學院就讓我負責此事，我就一個人去了德國那所學校。那天正值假日，一個學生把學校的大門鑰匙交給我就走了，當晚整個學校就我一個人。第二天，我和學校討論了交流名額等事項，這件事就算定了。
2019年為留學生講課
問：交流還順利嗎？
黃渝祥：私立學校辦事比較快，大約在1987到1988年交流了兩批，每批7-8人，對方來的是學生，我們派出的是年輕教師。他們的學生英語水平很高，對工商管理的知識已達到相當水準，而我們在這方面相對較弱，安排他們的學習可費勁了。
我給他們講了中國的專案經濟評價和影子價格，翟立林先生用德語教他們中國文化，例如“床前明月光”之類的。我還請一些官員為他們介紹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經濟政策，我做翻譯。德國學生覺得很解渴，提了很多問題，對我來說收穫也不少。
問：您覺得國際交流給學生帶來了什麼？
黃渝祥：這對學生來說當然有很多好處，我覺得了解其他國家是怎麼做的，我們自己又是怎麼做的，能夠促進文化之間的交流，至少能開闊眼界，沒什麼壞處。我一直主張要走向世界，走向開放，要多接觸，這不僅有利於豐富自己的知識，也能夠學習很多國外的長處。
欄目主編：陳抒怡 文字編輯：陳抒怡 題圖來源：採訪物件提供 圖片編輯：蘇唯
來源：作者：顧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