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霸陵確切位置最終確認，成為一段時間以來的文化熱點話題。這件事之所以能夠引發廣泛關注，主要還是因為漢文帝曾經開啟了歷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時代。漢文帝之後，漢景帝繼續勵精圖治，使這一盛世圖景得以持續，為後世所津津樂道。那麼，漢景帝採取了怎樣的治國之策，方才取得這樣的歷史成就？
從《史記》《漢書》等記載來看，漢景帝在有些方面繼承了文帝乃至漢高祖以來的政策，如繼續實行恢復農業、與匈奴和親等做法，有效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有些則因時因地而調整，體現出很強的靈活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不喜好文學，對文人相對疏遠。比如，大名鼎鼎的司馬相如，在景帝朝只做了一個小官，以至這位辭賦高手常有不遇知音之嘆。晁錯位居顯要，也以文章名世，但對於景帝而言，晁錯更是一位出色的文臣，而非只喜雕章琢句的文人。
作為一位明智的君主，漢景帝處理政事，自有聰明的取捨之道，對於前朝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蕭規曹隨可省心省力，又何樂而不為？所以，我們看到，為了安定邊境，漢景帝繼續實行和親政策。同文帝一樣，以休養生息為根本，為了促進農業生產，他鼓勵農桑，並下田耕作，親作表率；遇到饑荒年份，同樣下詔減輕租稅。《漢書》中記載，後元二年，漢景帝曾下詔專門提到，“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這些政策的推行，確實有效調動和保護了農民從事生產的積極性，也使國力獲得快速提升。
再比如，他繼續保留了商賈不能當官的政策，對商人從政保持著高度警惕。在後元二年的一個詔書中，漢景帝曾提到，“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意思是說，按照規定，那些商賈雖然有錢，但不能做官，一些廉潔之士沒足夠的錢也沒法做官，作為皇帝，自己對這種情況也感到很惋惜。於是，漢景帝下令，“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即有財產四萬錢的就可以做官，以免那些廉潔之士因為錢不足進身無門，不能為官，反而讓那些貪婪之徒得以長期居於官位而獲利。在這之前，規定“訾算十以上乃得宦”，也即擁有十萬錢才能做官的，在漢景帝看來，這樣的規定，對那些才能傑出的廉潔之士而言，無疑增加一個為朝廷效力的障礙，所以他下詔降低了“錢”的門檻。
當然了，“錢”的門檻雖然降低，但身份的稽核標準依然不變。如果身份是商人，錢再多，也仍然沒有做官的機會，即前所引“有市籍不得宦”。士農工商，商居末位。在漢朝，那些從事商品買賣的商賈，要另立戶籍，被稱為“市籍”，對這些人而言，做官是“禁區”。這裡所說的商賈，主要是指那種財力雄厚，有能力從政並且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富商巨賈。因為，在朝廷眼裡，這些有經濟實力的商人，一旦有了其他心思，很可能會把財富轉換為政治權力，從而形成不受朝廷控制乃至對抗朝廷的政治勢力。有些商人也可能透過行賄等手段，擾亂正常的官員選拔秩序。正因此，西漢才給商賈劃了一個不能為官的“禁區”。
在這方面，西漢政權有切膚之痛。按《史記》記載，漢初，因長期戰亂，百業凋敝，財物匱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連皇帝出行都找不出毛色一樣的四匹馬，可見財物之窘迫。但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有些商人卻鑽到“錢眼”裡，大行投機倒把之事，擾亂市場，聚斂財富。漢朝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看在眼裡，在形勢基本穩定後，特別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規定商人不能穿好布料，不能乘好車，對商人還要加重收取租稅，以打擊削弱他們的力量。高祖晏駕，至漢惠帝、呂后時，“復弛商賈之律”，對商賈的禁律有所鬆弛，但商賈及後代不能做官的規定仍然明確執行。
只不過，在社會現實執行中，商人還是透過各種途徑，包括利用朝廷頒佈的加爵機會，逐漸取得了做官的機會，獲取政治權力。至漢武帝時，雖然依然推行抑商的政策，但又同時選拔了一些商人為官，結果，有的商人如桑弘羊，還成為政壇風雲人物，風頭一時無兩。這時的抑商之舉，實際已經名存實亡了。
漢景帝能成就“文景之治”的盛世，有沿用前朝政策之處，當然也絕非僅僅依賴前朝的“發展慣性”，而是多有創新創造。例如，他下令允許民眾自由遷移，鼓勵民眾從貧瘠之地遷移到適合農業生產的地方，開墾更多良田。前元元年春，他下詔稱，因為年景不好，莊稼歉收，老百姓缺少糧食，甚至出現餓死人的情況，自己也很痛惜，現實的情況是，有的郡國土地貧瘠，沒法種植農桑，養殖牲畜，有的郡國土地寬廣肥沃，水利條件也非常優越，但是沒法移民開發，所以明確“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按史書記載，鼓勵移民的舉措，大大提高了農民開墾土地、種植農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局面大大改觀。
而且漢景帝行政絕不僵化，視現實需要靈活變化。漢文帝時，曾下詔命令“除關不用傳”，即廢除關卡的檢查制度。老百姓過關時，必須持“傳”也就是相關證件，才能順利透過關卡。漢文帝直接把這項規定廢止了。至漢景帝前元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亦即重新恢復進出關卡必須持“傳”的規定。之所以恢復這一政策，一是吸取了“七國之亂”的教訓，二是由此收取稅費，當然也大大增加了國庫的收入。
相對於文帝的節儉，景帝其實是逐漸往奢侈裡走的。如《史記》稱景帝“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不斷增修宮室苑囿，顯然已漸離節儉之道。
年景不好時，景帝也曾下詔禁止賣酒，以節約糧食。但逢著國有喜事，心下高興時，他又下令“大酺五日，民得酤酒”，放開酒禁，大家可盡情聚會飲酒五天，老百姓也可以自由買賣酒水。可以想象，面對河清海晏、時和歲豐的大好局面，景帝又怎能拒絕舉觴歡慶，開懷暢飲。與文帝相比，景帝此舉也顯出別樣的豪爽。
令人有點遺憾的是，漢景帝“不好辭賦”，因此，那些想象中君臣唱和的熱鬧場景，就這樣與景帝擦肩而過。司馬相如曾事漢景帝，但只做了個武騎常侍，這個職位對於司馬相如而言，也是“非其好也”，在景帝朝的鬱悶之情可想而知。好在，漢武帝曾感嘆“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在司馬相如入朝後一度極欣賞他，司馬相如感此知遇之恩，洋洋灑灑寫了一篇《上林賦》，極盡鋪張之能事，留下了一段君臣相知的千古佳話。晁錯文章寫得好，魯迅先生曾評價晁錯的文章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然而晁錯與漢景帝的“文緣”，也不過是晁錯不斷遞上的遊說景帝削藩等策論，而景帝因為聽從這些言論削藩，引發“七國之亂”，晁錯終被景帝賜死。
如此看來，景帝身邊，雖少了點詩文之趣，好在有酒，也並不怎麼影響暢飲的心情，畢竟眼前是一派前所未有的盛世繁華。（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於國鵬 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