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蕃軍實行了一種類似於現代軍銜的官階制度，蕃史稱之為“由倉”（ཡིག་ཚང），唐史開始譯為“官章飾”，後來譯為“告身”。
吐蕃官階實行所謂“告身”制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敦煌吐蕃歷史文書之《贊布傳記》漢文譯文中，雲：
“乃任命娘·尚囊為大論之職，並授予小銀子告身。”[1]
其歷史背景是，吐蕃32代贊布南日倫贊（གནམ་རི་སློན་བཙན།）時期征服森波、塔波、藏蕃等邦國後，贊布與有功之臣舉行大型慶功喜宴，給功臣們論功行賞，分封奴戶土地，封授官職、爵位時，記載了給娘·尚囊封官授告身事件。
（一）告身的概念
什麼是“告身”？陳楠《吐蕃告身制度》一文說：“藏文作‘藝倉’或‘藝倉周’。筆者以為，‘藝倉’或‘藝倉周’不是從漢文‘告身’二字翻譯而來，相反，是唐人將吐蕃人稱之為‘藝倉’的東西譯為告身。”
陳楠所說‘藝倉’，是蕃語（ཡིགས་ཚངས）的意譯，應該讀“由倉”，而“藝倉”的譯法不太準確，“藝倉周”可能是指六種告身。
但是，唐朝早期史書《通典》中還沒有將“由倉”譯為告身，而意譯為“官章飾”：
“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2]
《通典》關於“官章飾”的譯法，似乎不太全面，因為“由倉”並不僅僅授予有官銜者，還可以授予巫師、僧人、馬伕、士兵以及作戰勇敢之人。
《新唐書·吐蕃傳》所載內容可能源於《通典》：
“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3]
北宋景德二年（1005）成書的著名史書《冊府元龜》中，同時出現了“爵位”和“告身”兩詞：
“自號吐蕃為寶髻，爵位則以寶珠、大瑟瑟、小瑟瑟、大銀、小銀、大俞石、小俞石、大銅、小銅等為告身，以別高下。”[4]
《通典》之後經過140多年後成書的《舊唐書》，並沒有介紹吐蕃所謂“官章飾”的情況，只是在《舊唐書·南蠻傳》中出現了所謂“告身”之詞：
“十二年，韋皋於雅州會野路招收得投降蠻首領高萬唐等六十九人，戶約七千，兼萬唐等先受吐蕃金字告身五十片。”[5]
由此可知，唐史書已經確定將吐蕃的“由倉”譯為“告身”了。唐人為什麼將吐蕃“由倉”譯為“告身”呢？陳楠《吐蕃告身制度》給出了答案：
“漢族人在翻譯方面一向有這樣的傳統，但凡能找到相似的事物可以類比，總不願相接音譯過來，在有關吐蕃的史料記載中就是這樣，除了人名以外，大多是意譯，人們理解起來更為方便直接。”[6]
（二）告身的起源
中央民族大學陳楠教授《吐蕃告身制度》中，針對老前輩藏學家王堯、黃顥老師關於吐蕃告身制度模仿唐制所做的斷言，作了進一步考察，指出與唐朝告身制度大相徑庭，“從形式到內容，均與唐代告身不同。”吐蕃模仿唐朝告身制度的說法，當今研史文書中屢見不鮮。而唐代《通典》、兩唐書等唐史介紹吐蕃實行告身制的做法，並未證實仿之唐制，吐蕃史料也未見告身源於唐朝的說法。為此，吐蕃告身仿之唐朝的說法，大體上是一種揣測，缺乏確鑿依據。當然，不少史家試圖將吐蕃由倉（ཡིག་ཚངས）制度執意和唐朝的告身制度混淆在一起，也有它的原因，因為唐朝實行了一種告身服飾區別制度。《武周時期百官章服的變化》說：
“入唐之後，……官員們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高宗時，再次下詔完善服色制度。規定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銙，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銙，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玉石帶，九銙，以銙的數量和質料來區別品級尊卑。”[7]
兩者有下列區別：一是時間不同。《大事記年》記載了吐蕃32代贊布南日倫贊（གནམ་རི་སློན་བཙན།）時期，給娘·尚囊（མྱང་ཞང་སྣང།）封大臣授告身事件：
“如此歌唱完畢，此歌詞甚為贊布喜愛，乃任命娘·尚囊為大論，並授予小銀子告身。”[8]
松贊干布嗣位不久，與大論韋·義策（དབྱྀ་ཚབ）盟誓，贊布誓詞雲：
“義策忠貞不二，你死後，我為爾營葬，殺馬百匹以行糧，子孫後代中一人，賜以金子告身，不會斷絕。”[9]
這兩個時期，吐蕃的金、銀告身已經存在，但是吐蕃和唐朝還沒有建立聯絡。兩唐書均明確記載：“吐蕃……未通於中國”“然未始與中國通。”吐蕃既然未通於中國，模仿唐朝告身制度無從談起。蕃唐雙方還沒有遣使互訪，仍然處在不瞭解的狀態。二是名稱不同。唐朝將吐蕃“由倉”譯為“告身”，是一種意譯。發生在杜佑撰寫《通典》之後的《舊唐書》《新唐書》和《冊府元龜》等史書中。《通典》將吐蕃的“由倉”制度稱之為“官章飾”，未發現“告身”的提法。吐蕃“官章飾”並沒有與唐告身加以比較，似乎各自分立獨處，看不出有什麼聯絡。三是授予物件不同。唐朝的告身授予有一定身份和職務的本國人員，而吐蕃的告身授予範圍更加廣泛，巫師和士兵都可以授予告身，同時也授予被征服地區的軍將。四是授予方式不同。唐朝的告身，在朝野活動中顯得很平常，並沒有發現舉行什麼儀式，而吐蕃一般都要舉行告身儀式，有的場面張揚，贊布還要親臨現場。五是佩戴告身標誌的章飾不同。唐朝的告身寫在一定規格的麻紙上，記錄在案，另備冊文。各級官員品級是按照服飾的顏色來區分的。而吐蕃是否有這些程式，史料缺載。吐蕃的告身特點展示在所佩戴的章飾上，共有6級12等，質地款式清楚，尺寸規格鮮明。
顯而易見，吐蕃特色的告身在當時可能屬於獨創。至於是否受到了世界各地軍政體制的影響，雖然無史料記載，但也有可能獲得相關資訊。西歐大約從公元6世紀開始劃分封建等級制度，諸如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等，爵位只授給那些有一定身份的貴族階層。波斯、突厥軍隊有各自特色的等級制度，唐朝早期就實行了告身制度，這些對吐蕃也許會產生一定影響。吐蕃的這種佩戴官章飾的告身制度，也引起了唐朝等國的關注和傾慕，大多唐史都記載了這一體制。
（三）告身的等級、種類與頒授物件
藏文史書《弟吳佛教源流》《賢者喜宴》，唐史書《通典》《新唐書》《冊府元龜》都做了記載，各史書記載告身章飾名稱略有差異，按照《吐蕃史稿》和《西藏古近代軍事研究》兩書的歸納，共有六種十二級。最上為金玉兩種，其次為銀與頗羅彌，再次為銅與鐵共六種。告身十二等級如下：
大玉（གཡུ་ཡི་ཡིག་ཚང་ཆེ་བ）文字告身，授予大貢論（དགུང་བློན་ཆེན་པོ）。
小玉（གཡུ་ཡི་ཡིག་ཚང་ཆུང）文字告身，授予中貢論（དགུང་བློན་འབྲིང）、內大相（ ནངབློན་ཆེན་པོ）。
大金（གསེར་གྱི་ཡིག་ཚང་ཆེ་བ）文字告身，授予小貢論 （དགུང་བློན་ཐ་ཆུང）中內相（ནང་བློན་འབྲང）、大整事（བཀའི་བློན་ཆེ་བ）。
小金（ གསེར་གྱི་ཡིག་ཚང་ཆེ་བ）文字告身，授予小內相（ ནངབློན་ཐ་ཆུང）。
頗羅彌（ཕྲ་མེན་ཡིག་ཚང）告身，授予小整事（བཀའི་བློན་བ་ཆུང）。
大銀（དངུལ་གྱི་ཡིག་ཚངཆེན་པོ）文字告身，授予御前咒師、經師（ཆོས་གྲའི་སློབ་དཔོན་།）、御前咒師（སྐུ་སྔགས།）、上下權臣（སྟོད་སྨད་ཀྱི་དབང་བློན）
小銀（དངུལ་གྱི་ཡིག་ཚང་ཆུང）文字告身；授予守護王臣座前苯教師、侍寢官員守衛宮廷最高處之官員等。
青銅（ འཁར་བའི་ཡིག་ཚང）告身，授予父氏六族（ཡབ་འབངས་རུས་དྲུག།）。
紅銅（ཟངས་ཀྱི་ཡིག་ཚང）文字告身，授予茹本（རུ་དཔོན）、千戶長（སྟོང་དཔོན）。
鉄（ལྕགས་ཀྱི་ཡིག་ཚང）文字告身，授予作戰勇士（གཡུལ་དུ་དཔའ་བོ）。
水紋白色木（ཐ་ཤིང་སྐྱ་ཆུ་རུས་ཀྱི་ཡིག་ཚང）告身，授予平民（འབངས་ཕལ་པ）。
《弟吳佛教源流》則記載了12級，增加了黃銅文字告身。隨著吐蕃疆域的擴充套件和人口的增加，告身種類也相應變化，但大體上無顯著差別。
（四）告身在法律許可權與經濟利益上的表現
阿旺《吐蕃法律綜述》一文說：
吐蕃法律對不同告身的人，採取區別對待的原則。如《狩獵傷人賠償律》規定：大論大囊論，贊布舅氏任平章政事之職者，任大論助理，因狩獵等被射中，死，賠償（銀）一萬兩，傷，賠償五千兩。而俞石告身商論等狩獵被射中，死，賠償價六千兩，傷，賠償三千兩。金子告身商論等狩獵被射中，死，賠償命價五千兩，傷，賠償命價二千五百兩。可以看出由於告身不同而身價大有差別。[10]
同時，告身也表現土地分封方面的差別。陳楠《吐蕃告身制度》列舉了新疆諾羌米蘭地區出土的吐蕃簡牘內容：
“庫窮及庫登芒巴，領受小銅告身者之農田三突，一名耕田人……告身不僅僅是官階的章飾，更重要的還是領取土地與耕人的憑證。”[11]
（五）告身等級的晉升、世襲和剝奪
《賢者喜宴》載，贊布赤松德贊下令，派遣使者前往唐國，如果完成贊布願望，則在大銀告身之上再賜以貴子名號。其後任命禪藏謝為使者之長官，桑希為副官，巴塞囊為佛法檢察官。為酬謝塞囊、桑希獻漢地佛法有功，賜予賽囊在銀雍仲之上又加賜大金告身。對於桑希，在頗羅彌雍仲告身之上又加賜小金告身。由此可知，對有特殊貢獻者，在原告身之上再授予更高階告身。告身的世襲。《恩蘭·達扎路恭記功碑》有一段記載：
“達扎路恭子孫後代享有大銀字告身，以後每代贊布子孫均不得予以降低。論達扎路恭之後代子孫，值其手執盟誓文書時絕嗣或遭罪遣，其大銀告身上方不予收回。聽其永遠轉給達扎路恭或大貢子孫後代中任何一同族兄弟。”[12]
這段記載明確了以下幾點：一是以後每屆贊布王廷，無權降低授予達扎路恭大銀告身等級；二是達扎路恭後代子孫手執盟誓文書時，遭罪譴或絕嗣，其大銀告身資格，王廷不予收回；三是達扎路恭子孫後代中任何同族兄弟，擁有大銀告身世襲權。表明告身地位可以世襲，也可以撤銷。然而，僅憑達扎路恭大銀告身一列，就斷定所有告身都可以世襲或者撤銷，未免有點牽強，還缺乏充足的依據。像達扎路恭那樣專門立碑記功的畢竟是鳳毛麟角。為此，可以推測，只有那些做出突出貢獻和重大業績、得到贊布詔命、吐蕃中央王廷認可的人物才有世襲告身的特權，並非所有告身者皆如此。
告身是否可以撤銷？從現有史料看，無明確記載。但從“論達扎路恭之後代子孫，值其手執盟誓文書時絕嗣或遭罪遣，其大銀告身上方不予收回。”的記載來看，似乎存在告身可以撤銷的規定。同樣的道理，享有達扎路恭特殊待遇的將領未見記載，當事人即使犯錯誤，銀子告身資格不會取消，子孫後代可以繼承，榮譽永存。此種情況極為少見。大部分無論多高級別的告身者，一旦犯法或獲罪，隨著當事人的懲處，告身待遇也隨之失效，同時也無從談起繼承權。吐蕃王朝懲處的將臣時有所聞，他們的告身地位也就隨行終止。
（六）告身授予許可權
隨著吐蕃地域的擴大，編制的擴充和官員的增加，告身的種類品級也有所變化。吐蕃實行的告身制，對官階等級和尊卑貴賤的區分，規定十分明確有效。同時，告身還可以升級和繼承，吐蕃統治敦煌和隴右地區後，同樣將告身制推行與仕蕃漢人官職中，其中有不少由低階向高階升級的告身任命。但從目前研究的進展來看，大概知道那些大貢論和顯赫將領之告身由贊布親自詔令授予。但越往下層告身授予範圍越廣越多，不可能全由贊布逐一批准。尚不清楚告身授予許可權、是否可以越級升級。
（七）告身章飾的式樣及其製作
告身級別一旦確定，就要佩戴相應的官章飾。
1.章飾式樣和佩戴位置。《新唐書》載：
“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綴臂前，以辨貴賤。”[13]
這一記載講明瞭告身章飾的材質、襯墊大小和佩戴位置，但其章飾形狀、圖文沒有留下更多資訊，只好做一番推測了。作為章飾襯墊的褐子是一種用牛羊毛織成的粗布料，在直徑約為10釐米褐子上綴釘各種質地的告身徽章，這些徽章應該有洞眼，以便緊貼縫製於褐子上，然後又用毛線縫製或者綴釘於胳膊衣袖上。徽章的大小形狀，既然它的墊片是一片方圓3寸的褐子，徽章本身應該小於方圓3寸。形狀不會是四方形或有角形，因為玉石打磨較為費力，加之佩戴有角章飾容易被衣物刮扯，為此，章飾形狀可能為圓形，章飾表面可能刻有佩戴者的姓名和職務，也許刻有簡單的圖紋。佩戴位置是胳膊衣袖上，左臂還是右臂，還待考察。
2.章飾製作。各種告身章飾製作，吐蕃冶煉技術較高，金銀銅鐵的金屬物可以鍛造或鑄造，而玉石頗羅彌只能磨製而成，木質的也要經過削制打磨，還有褐子的紡織剪裁以及綴釘等，都是很嚴謹繁重的體力勞動，可見需要耗費不少人力物力，吐蕃可能設有專門的作坊場地，調配專業技術人員製作。
（八）告身的意義
1.軍事化管理思想。吐蕃的職官，除了國王，大論軍將均授予高級別告身。“堅不可摧的贊布陛下頒佈詔令，要求他那佩戴玉瑟、英勇善戰的大臣們，迫使敵人向他的統治就範。”[14]《賢者喜宴》說，吐蕃九大尚論分別授予碧玉、雍仲、珍寶、黃色寶石、金子、綠松石等文字告身，同時擁有勇武之標誌。擁有勇武之標誌意味著，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領受軍事將領的官職，統領大軍展開軍事行動。茹本和東本一般都授予黃銅告身者，也有個別瑟瑟告身者。[15]可見告身制度在吐蕃軍事化管理中發揮的作用。當今各國軍隊實行的軍銜制，大約15世紀開始出現於法國。中國清朝末年從西方引進軍銜制，但不叫軍銜，而叫“等級、軍階”。發展到今天，世界各國軍隊都在實行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吐蕃在千年前就建立起類似軍銜的告身制，真可謂社會發展的一個進步，明確軍政人員身份的一種創新。
2.公開透明，確認身份，凝聚民心，增強自豪感。告身6等12級制度，將各級各類人員的高低貴賤劃分得一清二楚，佩戴各種質地的章飾，使人一目瞭然。特別在議事活動中的話語權，重要場合的座次排列等，不同的告身章飾是個參考依據。根據告身章飾等級，人們將自行擺正各自的位置。使告身制深入人心，使之制度化，規範化。
3.獎懲分明，公平競爭的思想。前述對告身的晉升、世襲和撤銷已做了分析，告身也是有效的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1) 王堯. 王堯藏學文集[M].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2.225
(2) 張雲《通典·吐蕃傳》的史料價值[J].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2, 012(003):105.
(3) 金雅聲, 束錫紅, 才讓. 敦煌古藏文文獻論文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433.
(4) 金雅聲, 束錫紅, 才讓. 敦煌古藏文文獻論文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433.
(5) 劉煦. 舊唐書.南蠻傳[M]. 中華書局, 1975.5284.
(6) 金雅聲, 束錫紅, 才讓. 敦煌古藏文文獻論文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433
(7) 王晶. 武周時期百官章服的變化[J]. 乾陵文化研究, 2010, 000(001):P.41-44.
(8) 王堯. 王堯藏學文集[M].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2.225
(9) 王堯. 王堯藏學文集[M].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2.226
(10) 阿旺. 吐蕃法律綜述[J]. 中國藏學, 1989(03):44-59.
(11) 王堯. 王堯藏學文集[M].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2.437
(12) 王堯. 王堯藏學文集（卷二）[M].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1.89
(13) 金雅聲, 束錫紅, 才讓. 敦煌古藏文文獻論文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433.
(14) 次旦扎西, 楊永紅. 西藏古近代軍事史研究資料選輯[M].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0.33
(15) 巴臥·祖拉陳瓦.賢者喜宴[M]黃顥.周潤年.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