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紹早期黨員、“左聯”烈士李求實。
李求實，原名國緯，字北平，乳名偉生，筆名偉森，求實是他參加革命後取的名字。1903年生於湖北武昌金口鎮一個日趨潦倒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李秉之雖為晚清秀才，但屢次鄉試不中，在求實出生不久，舉家遷居武昌，以教書為生。母親趙氏，於1918年去世，家務由繼母主持。李求實有兄弟姐妹九人。大哥李國綱客死他鄉，二哥李國紀不幸溺死，三哥李國經因婚姻失意自殺，大姐李國梅出閣不久病故，二姐李國蘭因對婚姻不滿和生活艱辛，服毒自盡，還有一個妹妹早喪。家庭經濟的艱難和兄弟姐妹中的不幸，曾在李求實的心裡烙下痛苦的印記。因此，他從小就懂得艱苦，愛惜衣物，以減輕母親的勞累。他每天上學總是將稻草裹在布鞋上，不使鞋底磨損。散學歸家後，又將稻草藏好，以便明天再用。後來母親知道此事，曾流著淚對人說：“我的幾個孩子裡，只有這個小兒子最懂事，最能體諒人。”李求實求學勤奮，為師生所稱道。他無錢買書，常於課餘去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武昌出售部博覽群書。14歲小學畢業後，即報考武昌高等商業專科學校，有人笑他“不自量力”，但揭榜時卻名列前茅。他的領悟力特強，一年竟把高商三年的課程全部學完。一位曾被他請來教數學的老師看到他一學就會，十分驚歎道：“像你這樣的學生，我怎能教你，你還可以當我的老師呢! ”這時，新文化運動的浪潮興起，李求實也深受其影響。他反對學校在學生中鼓吹孔孟之道；憤怒譴責封建禮教使他的二姐李國蘭成為包辦婚姻的犧牲品，並畫了一個披著長髮的女子跪在地上作祈求狀的畫，以表示對二姐的同情。他經常鼓勵么妹李國橘應該自立，敢於做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並投入到爭取婦女解放的運動中去。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訊息傳到武漢後，李求實和高商的同學們同惲代英、林育南一起積極行動起來，投入這場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他們散發傳單，發表演講，參加集會遊行，足跡遍閱馬場、司門口、黃鶴樓等處。特別是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發生後，面對湖北督軍王佔元的血腥鎮壓，李求實和惲代英、林育南等進步青年，並沒有被嚇倒，而是更加緊密地團結各校學生，揹著鋪蓋，夜臥街頭，將湖北督軍署團團圍住。要求懲辦兇手，釋放被捕學生，終於迫使王佔元做出讓步，答應釋放被捕學生。隨後，他們又發動武漢商界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進一步迫使王佔元致電北京政府，要求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後，李求實受到惲代英計劃組織青年在一起過“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自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的影響，也想脫離學校， 去尋求新的生活之路。他在一封給高商校長的信中，尖銳地抨擊舊教育制度是“腐敗透頂，貽誤青年”，表示以棄學來與舊教育制度徹底決裂。不久，在惲代英的幫助下，他離家到湖北黃陂縣北鄉木蘭山餘家大灣正誼小學教書。 離家時，他給父親寫了一封近萬言的長信。信中痛陳舊社會的罪惡，分析多數中國人貧困的原因，明白地提出改革舊家庭的具體意見。這封信情真意切，真摯感人，以至他父親將孩子們召集一起，反覆朗讀，捨不得放手；鄰里、師友聞訊，也爭相閱誦，無不為之動容。同年秋，李求實去湖南活動。他先到常寧水口山鉛礦調查，寫了《水口山鉛礦調查記》，發表在《湖南》第一卷第三期上。這篇調查，詳細介紹了該礦的組織、歷史、近況以及工人工資等情況，並提出了對該礦的改進意見。1920年2月，湖南長沙學生開展沒收和焚燬日貨的鬥爭，遭到軍閥張敬堯兄弟的鎮壓。李求實目擊此事，胸中極為憤慨。他針對張氏兄弟說什 麼“沒有對不起湖南人民的地方”的虛偽表白，撰文譏諷這種演說是當眾撒謊。張敬堯被驅出湖南後，李求實一面繼續揭露其“搜刮民財，以充個人 的慾望”的罪行，一面為湖南的善後提出意見。這時的李求實，雖然對社會政治有著力求改革的進取精神，但多少染著改良主義的色彩。不久，李求實回到武昌，參加了惲代英等創辦的利群書社。利群書社除代售《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外，還出售《階級爭鬥》《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共產黨宣言》等書，是長江中下游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李求實因而有機會閱讀這些進步書刊，並初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1920年秋天，惲代英應章伯鈞的邀請，赴安徽宣城師範學校執教。李求實同吳華梓、劉茂祥等三個利群書社的成員，隨惲代英來到宣城師範當附讀生，實際幫助惲代英工作。他和同學中的積極分子鄭求堅、王子堂等， 組成“求我社”“互助社”“覺社”“愛智社”“新群社”等進步小團體，作為傳播新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場所。這些團體中的青年，後來大都成為安徽黨組織的最早成員。1921年5月，惲代英被宣城反動勢力以“宣傳赤化”的罪名而下令通緝，只得離開宣師。李求實同吳華梓等六七個青年學生，跟著惲代英在涇縣南陵及黃山山區作了為時半月的農村調查，初步懂得了農村的經濟情況、農民同地主的租佃關係和剝削關係，對農村問題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隨後，李求實去湖北黃岡浚龍山浚新小學教書。浚新小學也是惲代英等創辦的又讀書又勞動的新生活據點和實現鄉村教育的試驗場地。李求實同利群書社成員唐際盛將浚新小學辦得十分活躍，僅招收女生入學一事，就在黃岡鄉間引起很大的震動。社會的實踐，使利群書社的多數成員逐漸認識到他們以前的種種做法, 不過是一種空想，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軍閥豪紳地主的統治。他們決定仿效蘇俄革命黨，成立一個布林什維克式的革命組織。在惲代英等的倡議下，7月16日到20日，林育南、李求實等二十四名青年聚集於浚新小學，討論成立“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鬥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為宗旨的“共存社”。李求實任總務股編印幹事。“共存社”的成立，標誌著這些進步青年的世界觀開始由激進民主主義向著馬克思主義的轉變。同年10月，惲代英受聘到四川瀘縣川南師範學校任教務主任，李求實又跟隨惲代英去那裡附讀，繼續幫助惲代英從事革命活動，並由惲代英介紹，於1922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李求實入黨後，以飽滿的政治熱情，積極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秋, 他從四川回到武漢，參加中共武漢區委的工作，負責編輯《日日新聞》，從事武漢地區工人狀況和工人鬥爭的報道。10月，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教育副主任委員。12月10日，他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參加了漢冶萍工會在漢陽三碼頭老街舉行的有兩千多人參加的慶祝大會，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在稱頌“勞工神聖”之後，著重提出工人在同資本家、軍閥、官僚作鬥爭中應該注意的兩件事：第一，工人解放運動，“不是說把資本家、軍閥、官僚推倒，工人自己起來做資本家、做軍閥、做官僚”；第二，要特別注意混跡於工人中的工賊，一旦發現，“應該不饒他，應該把他驅逐出工界”。1923年1月30日晚，李求實同陳潭秋、施洋、林育南、李漢俊、許白昊等，率領武漢各工團以及新聞界、學生界的代表一百餘人，從江岸乘車北上，到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2月1日，全體代表衝破軍閥吳佩孚的阻撓和軍警的封鎖，齊集普樂園戲院會場，按時召開大會，莊嚴宣佈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在“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的口號下，舉行了總同盟罷工。2月7日，軍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對罷工工人進行了血腥鎮壓，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二七慘案。二七慘案發生後，李求實根據黨的指示，以記者身份來到上海，動員各界聲援京漢鐵路工人的正義鬥爭。2月中旬，當施洋被反動派秘密殺害於武昌洪山的訊息傳到上海，李求實“於萬分痛悼之餘”，連夜奮筆疾書，寫成一篇《施洋底死》的戰鬥檄文。文章首先謳歌了施洋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英雄業績，然後極力鞭撻了軍閥肆意屠戮工人群眾的累累罪行，號召全國同胞聯合起來，打倒軍閥，“建設我們的新國家，謀我們大家的幸福”！ 這年4月，李求實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派遣，來到安源，擔任安源團地委的宣傳科長。他認真調查情況，編寫宣傳材料，併到團員和青年中去演講。他的講演深入淺出，富有哲理，深受歡迎。在安源，他還兼任路礦工人俱樂部的文書股長，並主編《安源月刊》，工作做得有條有理。俱樂部代理主任劉少奇在 《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的報告中，談到文書股時說：“文書股五易其人，各種檔案及手續算是糟極，全無一點整理。往來公函佈告雜件等底冊，均無完全儲存。各股的報告及表冊統計等，也無一個很整齊的規劃。但自李求實君任股長後，前弊已消除。”為了加強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工作，李求實協助劉少奇對俱樂部成立以來組織發展情況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研究，寫成了《俱樂部組織概況》一文。這篇文章特別強調了民主集中制對俱樂部建設的重要意義，指岀只有採用“民主集中制——極嚴密地組織自己的團體，才能與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廝拼，才有戰勝的一日”。9月，當安源路礦工人慶祝大罷工勝利一週年時，李求實在參與寫作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宣言》中，明確地告誡工人不要驕傲，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不僅是同歐美無產階級一樣只須從資本家鐐銬中解脫出來就算完事了，還須加倍努力，更非解除國內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兩重壓迫，殊不足以言解放”。李求實在俱樂部裡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得工人群眾的讚揚。
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 李求實出席了大會，當選為團中央候補委員。不久，即由安源調到上海團中央工作。次年4月，團中央局常務委員會成立，他任農工部主任。這一期間，他對國際政治關係和世界歷史進行了研究，先後寫了《煤油與國際政治關係》《愛爾蘭獨立戰史》《俄國革命與農民》等論文，發表在《新建設》雜誌上。1924年下半年，李求實被派去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在東方大學期間，他還任團中央駐莫斯科總代表，並經常去幫助在莫斯科的中國工人同志補習文化。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李求實奉團中央之命，中斷了在東方大學的學習，提前回國，在上海編輯《中國青年》雜誌。為了幫助廣大青年認清當時的形勢，他在《中國青年》上先後發表《特別關稅會議》《政治之最近一幕》《十四年之回顧》等文章，對民國14年來的形 勢做了深刻分析，對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奴役壓迫中國人民的事實做了有力的揭露。這些透徹的分析，有助於廣大青年提高認識，並積極投入愛國反帝鬥爭。這年9月，胡適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和《答劉治熙》的信，說什麼“群眾運動是不能持久的”；青年學生“跟著大家去吶喊，只能算是發發牢騷，出出氣，算不得真正的愛國”，“在學生時代的青年，應該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裝置，來把自己鑄造個東西”， 完成“救國事業的準備工夫”等等。為了駁斥這些謬論，李求實特意寫了《評胡適之的“新花樣”》的著名論文。他指出：“真正的民眾運動是有力量而且能持久的，因為它有共同的目標、嚴密的組織、領袖和繼續不斷的努力。”他還指出，胡適的“讀書救國論”，“簡直是幫助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來分散民眾的革命勢力”。這年冬，李求實離別上海，來到河南開封，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河南區委書記。1926年春夏之交，李求實又調到上海，擔任《中國青年》主編。當時，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與國家主義派展開論戰最激烈的時候，他即以《中國青年》為陣地，陸續發表文章，針對國家主義派的種種謬論，一一進行駁斥。李求實熱愛青年，關心青年，是青年的良師益友。他在編輯《中國青年》時，特別注意對青年運動、青年的學習和鬥爭的指導。
1926年8月初，李求實來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廣州，擔任共青團廣東區委宣傳部長。他到達廣州時，北伐軍已經挺進兩湖，革命形勢一派大好。但兩廣的青年運動，卻給他一種“沉悶”的感覺。如私塾多於學校，學校盛行讀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辦著青年的婚姻；讀書做官，光宗耀祖，充塞著青年的頭腦，而對工農運動不參加，有時還常表示不滿或憤懣。這種情況，說明青年尚“被圍困在封建宗法社會思想和基督教教義的雙層鐵桶中”，必須設法去“溶解那堅固的鐵板，去救出那重圍中的人們”。為此，他主持創辦了共青團廣東區委機關刊物——《少年先鋒》。為了適應青年的需要，《少年先鋒》闢有論文、小說、詩歌、散文、雜文、劇本、歌曲、通訊等許多欄目，內容以反映青年運動、學生運動為主，兼及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士兵運動，目的在於喚起青年群眾“注意自己的問題, 引導他們殺出一條血路來”。為刊物撰稿的有惲代英等人。而李求實既是作者，又是編者，差不多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李求實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對當時革命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例如，革命者應當怎樣觀察政治軍事形勢。他指出，當時形勢的特點是，一方面是革命軍的北伐已經直趨武漢，革命的烈火照徹了南北東西； 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與張作霖相勾結，美帝國主義與孫傳芳相聯絡；新的“反動勢力聯合戰線已經向我們開始進攻了”。而就革命勢力方面來說，現在所進行的革命運動——北伐，只是整個革命運動中的一部分工作, 大部分的民眾還沒有組織起來。即使就軍事行動本身來說，由於原非革命的軍隊參加北伐，他們自身有許多弱點，甚至完全失去對敵作戰的力量與決心。因此，革命內部潛伏著一定程度的危機。在這樣的形勢下，他認為： “加強我們的戰鬥力以抵禦敵人的進攻，準備給予敵人以最後的一擊，這是我們目前最嚴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便是組織民眾，訓練民眾，引導他們走向最後的決死鬥爭——革命那方向去”。1926年9月間，英帝國主義故伎重演，企圖以“炮艦政策”來撲滅中國革命的烈火，在武漢的英國軍艦直接炮擊北伐軍，在沙面的三艘軍艦強行駛 入，在長江上游的英國軍艦，又製造了萬縣慘案。對此，李求實指出，英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一方面表現了他們“已經被逼到了牆角里，只有’反噬’一條路可走”；另一方面又表現他們“愚蠢”，“沒有認清中國革命運動的程序”。1926年10月，為紀念辛亥革命十五週年，李求實寫了《小子之辛亥革命觀》一文，深刻地提出革命政黨在革命鬥爭中的重要作用的問題。同年11月，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九週年時，他又寫了《十月革命的禮物》一文，闡述了列寧的建黨學說。他號召先進青年加入革命黨，並且“切實地為黨努力，完成他在這’新時期’中的責任”！李求實在主編《少年先鋒》過程中，非常重視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還針對廣州各學校學生會和學聯會因對時局等問題的看法不一致，出現了派別之爭，影響了學生之間的團結的情況，積極地進行疏導。在他的耐心教育下，學生會和學聯會中的派別之爭很快冰釋了，學生之間團結也加強了。為幫助青年樹立正確的婚姻戀愛觀，李求實特地寫了《告失戀和遲婚的朋友們》一文，滿腔熱情地回答了青年們提出的種種問題。李求實發表在《少年先鋒》上的文章，不僅在內容上能夠把握住青年的思想脈搏，給予及時的指導，而且在形式上能夠做到適合青年的特點，使青年們感到具體、生動、親切、自然，深受學生們的歡迎。1927年1月，李求實奉調去湖南長沙，擔任湖南團省委書記。在長沙期間，他為了適應工農運動迅猛發展的需要，舉辦了團幹訓練班，著力培養從事工農運動的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的課程，主要有共產主義與社會主 義理論、工農運動史、時事政治、共青團的任務等。他除了擔任編課和講課外，還親手製定了湖南團組織發展的藍圖。每逢群眾集會，他都主動參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李求實被調到武漢。5月，他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兼團中央宣傳部長。不久，馬日事變發生。當他得知與他共同戰鬥過的湖南團省委負責同志田波揚、史訓川等慘遭殺害時，悲痛萬分，並且說：“我們必須戰勝萬惡的軍閥和一切吃人的野獸！誓為死難烈士報仇! ”在革命形勢急轉直下、政局異常險惡的情況下，李求實堅定地提出： 第一，“我們要積極地發展一廣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要把反帝運動發展到窮鄉僻壤去，徹底趕出帝國主義在下層民眾中的一切物質的精神的勢力”；第二，“我們要打倒背叛革命的蔣介石”；第三, “我們要發展並整頓工農的組織”；第四，我們“要武裝自己”。他的這些見解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統治下，這些正確的意見是很難被接受的。
李求實不僅是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家、青年運動的領袖，還是革命的文學家。大革命失敗後，他隨團中央機關撤往上海，大力從事革命文學和出版工作。青少年時期的李求實，就宣傳進步的文學，運用文學這個武器教育人民、打擊敵人。19歲那年，即1922年2月17日，他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了新詩《小兒的怨語》。這首詩透過對一對男女青年戀愛心理活動的描寫，告訴青年們在戀愛過程中要真誠，要忍耐，要經得起考驗。後來，他還翻譯了法國、美國、英國進步作家的一些小說，鼓吹新思想。他特別推崇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將契訶夫的小說《範伽》介紹給中國人民。1926年夏，李求實編輯了我國最早的一本《革命歌集》，輯錄了《國際歌》《少年先鋒歌》《國民革命歌》《馬賽曲》《赤潮曲》《二七紀念歌》《紀念五一歌》《勞動兒童團歌》等十五首革命歌曲。所有的歌曲均用五線譜和簡譜刊印，同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其中《國際歌》是他1924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學會了由陳喬年和肖三翻譯的歌詞, 回國後再參照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歌詞修改而成的，是我國最早的《國際歌》的另一種譯本。他自己還寫了《前進歌》的歌詞，號召中國民眾起來與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做鬥爭。1928年，李求實因患肺病被迫到滬郊江灣休養。在病中，他毅然編寫了《俄國農民與革命》一書，翻譯了《十年來之俄羅斯》一書，重譯了《朵思退夫斯基》一書，並且在《語絲》和《北新》半月刊上發表了許多文學譯作，為當時文化荒蕪的中國，增添了許多激勵人民革命熱情的讀物。1929年4月17日，上海地區黨的機關報——《上海報》創刊。時在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李求實任該報主編，參加編輯的還有謝覺哉等。當時, 正值革命低潮，為了辦好《上海報》，他和全體編輯部人員克服重重困難, 堅持出刊。公開的報館被查封，就改在秘密的報館工作；原來的報名被禁止，就改換新的報名；編輯和發行人員被逮捕，但報紙仍能照常按時送到讀者手裡。《上海報》創刊一週年後，李求實認真總結了辦報經驗，進一步提出了《上海報》的編輯方針。由於他的積極努力，《上海報》的通訊員曾達到近百名，訂戶僅上海一地就有1800至2000戶。工農群眾稱讚這張報紙“是社會的明燈, 是工人的出路”“是領導無產階級的導師”“是無產階級的喉舌，中國革命的曙光”。在此期間，他還指導上海總工會創辦《工人日報》，參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蘇代會”的領導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李求實以中共文委領導人的身份出席了成立大會，並參加“左聯”的領導工作。他特別強調左翼作家要深入工廠、農村，去傾聽埋藏在人民心底的呼聲，鼓勵人民起來鬥爭。針對黨內許多同志對革命文藝工作不夠重視的情況，他曾對一位紅軍同志語重心長地說：“對於文藝這個武器，我們好像秀才用槍一樣不靈。我們必須學會既能用槍又能用筆，我們才配稱為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文武全才的革命者。”他還說：“學會使用文藝這武器，非常重要。我近一二年有很深的體會。一篇思想正確、內容豐富的能鼓舞人心的小說，其作用往往在一篇普通論文之上。”他殷切希望這位同志回紅軍後，能更多地注重文藝戰線上的活動。從1929年至1930年，由他編譯出版的著作還有《俄國革命畫史》《動盪中的新俄農村》《〈上海報〉週年紀念冊》等。在紀念五卅運動五週年的日子裡，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會後，中共中央和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各地蘇維埃區域積極選出代表，加緊準備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工作。6月，李求實被選為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海辦事處書記。他經常深入基層，指導各工廠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代表；推薦左翼作家馮鏗擔任全國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經常同老戰友惲代英、林育南、何孟雄等交換工作意見；經常向瞿秋白、周恩來等請示工作，從早到晚不肯休息。當有人看到他身體不好，勸他休息一段時間時，他總是回答說：“現在是我們同敵人做生死鬥爭的時候，我們休息一分鐘，即等於饒恕敵人一分鐘，讓他們多活一分鐘，即等於讓民眾多受一分鐘的罪。這對革命事業會帶來多大的損失! ”1930年8月15日，黨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在上海創刊。李求實又參加了該刊的編輯工作，主管工農通訊小組，組織和編寫了有關蘇維埃區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聞報道，謳歌黨領導的紅軍戰爭和土地革命的勝利。透過辦《上海報》的實踐，他對搞好工農通 訊工作的意義有了深刻的體會。1931年1月，王明教條主義者打著共產國際的招牌，藉口批判“立三路線”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錯誤，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上，釆取突然襲擊的方法，取得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李求實和林育南、何孟雄、龍大道、歐陽立安、張金保等及江蘇省委機關負責人旋即開會，商量辦法，發表宣告，揭露王明破壞黨的紀律、破壞黨內民主的行徑，反對王明陰謀奪權。他們還建立了 “文化革命聯合會”（簡稱“文革聯”） 的組織，與王明進行鬥爭。“文革聯”的“綱領是李求實寫的，其內容是如何發動文化戰線的工作者對內反對王明集團及其錯誤路線，對外反對蔣介石、國民黨。’文革聯'的負責人有李求實和譚壽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大搞宗派主義，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將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統統打成“右派”，並開除黨籍（後因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被捕，故未做出書面決議）。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並沒有屈服於王明的政治壓力，他們從黨的利益出發，不計個人得失，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仍然堅持鬥爭。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等七同志在上海三馬路二二二號（現漢口路六六六號）東方旅社開會，研究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問題。由於叛徒出賣，不幸於午後一時四十分，被公共租界捕房探捕與國民黨市警察局聯合組成的行動隊逮捕。李求實不知道東方旅社已經出事。第二天天剛亮，他按原先與林育南的預約，來到愚園路慶雲裡三十一號（現十五號） “全國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機關，找林育南商量工作。剛進門，李蓮珍（林育南的愛人）、胡毓秀（“蘇準會”秘書）便心情沉重地告訴他： “大哥昨天上午出去，現在還未回來。”他頓感詫異，急著向外走，說：“我去找找!”他不顧李蓮珍、胡毓秀的勸阻，於上午九時來到東方旅社，即被繼續探守在那裡的便衣特務逮捕。兩天之中，敵人在東方旅社和中山旅社等地還先後捕去了何孟雄、歐陽立安、龍大道、柔石、馮鏗、胡也頻、殷夫等黨的重要幹部和革命群眾共36人。李求實等先羈押於老閘捕房，19日早上轉到北浙江路的公共租界特別法庭，旋即“審訊”。開庭時，法官簡略地宣告了被告的姓名、年齡、職業及“罪狀”後，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偵緝隊長就要求把李求實等全部 “罪犯”引渡。於是，他們被推上囚車，押送到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十一時，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便開庭分別審判。李求實等志士在敵人的法庭上坦然自若，毫無懼色。他們乘敵人暫時還沒摸清情況之機，各自編出了一套假口供。李求實當時用筆名李偉森，被列為第十號被告。敵人沒有從李求實等口裡得到所需要的任何東西，遂於23日將他們全部轉移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李求實和林育南、何孟雄等把監獄當作特殊的戰場，利用一切可能，互通訊息，互相鼓舞，研究和敵人鬥爭的方法，堅持繼續和敵人鬥爭。其時，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裡秘密建立有黨的組織。他們入獄不久便由李求實和柔石設法與獄中支部取得了聯絡。他和林育南還給黨中央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詳細彙報了他們的被捕經過及鬥爭情況。由於叛徒的指認，國民黨上海反動當局很快就知道李求實等是一批共產黨“要犯”，並從繳獲的會議記錄中知道我們黨內的一些情況。他們一面向南京邀功請賞；一面使用挑撥離間的手段，偽裝“善心好意”，妄圖進行所謂“感化”工作。李求實等雖然受到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但他們對黨沒有絲毫的抱怨情緒，不給敵人任何一點可乘之隙。在又一次審訊中，李求實針對敵人挑撥離間、妄圖拉攏的陰謀，憤怒地指著敵人大聲說道：“禽獸！閉住你們的臭嘴！共產黨人不像你們這些貪生怕死的廢料；共產黨員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用純鋼打成的人！我們的良心和靈魂，永遠屬於自己和自己的黨，永遠不會出賣的。”當敵人以死相威脅時，他付之一笑，輕蔑地說：“你們應當知道，中國人民你們斬不盡，殺不絕！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員你們更無法斬盡殺絕！ 你們要當心的，倒是你們這一小撮衣冠禽獸的末日快要來了，你們受民眾最後審判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敵人立即露出了兇殘的面孔，對李求實等採用酷刑，將他們的雙腳銬上25斤重的鐵鐐，作為要案處理，還宣佈不準保釋，不準會見親屬。1931年2月7日，正是二七大罷工八週年。這天深夜，國民黨反動派詭稱將李求實、林育南、何孟雄、歐陽立安、龍大道、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等二十四人押往南京。當他們被綁著雙手，拖著腳鐐，走過荒地， 來到一座小橋旁時，等在這裡的國民黨法官立即慌忙宣佈他們死刑。李求實等昂首挺胸，視死如歸，不約而同地一齊唱起《國際歌》，並肩走向刑場。這時，行刑隊射出了密集的子彈。李求實等二十四人英勇地倒在血泊中，為黨和人民獻出了壯麗的青春。
李求實的第一任妻子是陳修良。1926年結婚，婚後不久，陳修良就奉命遠赴莫斯科，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和丈夫也就此天各一方。後來，李求實在組織安排下與秦怡君結婚，與陳修良就此分手。陳修良後來與沙文漢結婚，是南京解放時的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
秦怡君（1904-1976）原名陳鳳仙，亦名粹純、陳峰仙。湖北黃陂（今屬武漢市）人。早年家貧，被人收為養女。後受新思想影響，為逃婚離家出走漢口，先後做工於隆茂棉花廠、和記蛋廠、英美菸廠葉子廠。1922年10月參加英美菸廠工人罷工時，聆聽施洋、項英等人演講後，上講臺痛陳身世，贏得聽眾同情，被選為罷工委員會委員。罷工失敗後被廠方開除，由林育南、許白昊轉移到湖南長沙清水塘毛澤東處暫住，參加了黨創辦的補習班學習。後在清水塘文化書社內縫紉組做工。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秦怡君由長沙返回武漢，住中共漢口地方執行委員會機關。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春，秦怡君和許白昊以夫妻名義設立漢口地委機關，5月中共漢口地委機關遭破壞後，奉調江西安源煤礦工人子弟學校任教。不久赴蘇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途中在海參崴作為中國代表出席遠東勞動婦女代表大會，在會上代表中國代表團介紹中國勞動婦女鬥爭情況。與會期間結識德國共產黨領袖、共產國際領導人蔡特金。1925年離莫斯科回國，在上海浦東從事工人運動，曾任中共上海區委婦女部負責人。同年冬調回武漢，歷任中共武漢地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湖北地委工委委員，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湖北省婦女協會主席等職，領匯出版《湖北婦女》刊物。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專任湖北省總工會女工部長一職，並參與勞資仲裁委員會工作。1927年初，秦怡君與許白昊正式結為夫妻，並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孩子，惜大革命失敗後，孩子失蹤。1927年10月到上海楊樹浦小沙渡從事紗廠女工運動。1928年6月任上海北四川路阿瑞裡福民醫院護士，年底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上海報》交通發行工作。1928年組織安排李求實跟秦怡君結婚，育有一子李齊泰。1930年6月，在上海任中共為撫養烈士後代所辦的大同幼稚園負責人。1933年在上海與中共組織失去聯絡。1938年到重慶，任重慶大學女生管理員，因放走受通緝的進步女生而被捕，後獲保釋。1952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接毛澤東專函，安排秦怡君到重慶三區託兒所工作，後調任四區託兒所所長。1961年任武漢市政協委員。1976年11月13日病逝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