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早年間拍電影時，幾乎每個片子都是打出來的，誰看誰急眼了，就是一頓胖揍。
常常是他在吃著便當，旁邊幾個人就扭一起了，侯孝賢見狀，本能地放下便當，在亂局中噼裡啪啦把他們捶一頓，整過癮了就繼續扒拉他的盒飯，那邊該打的繼續打，他就湊個熱鬧。
1980年，電影《就是溜溜的她》拍攝現場，製片人突然掄著拳頭狂追攝影助理，嘴上罵罵咧咧，侯孝賢二話不說跟著跑起來，跑著跑著忽然發現不對勁：
「從今天開始，我就是正式的導演了，不能再打了」，那一瞬間，侯孝賢從良了。
在這之後，他每每想發火，總是把暴力對著自己，不是使勁兒薅自己頭髮，就是對著牆拳打腳踢。
急起來衝著一個黑心木做的衣缽就重重打了下去，骨頭咔咔斷了。
這對侯孝賢來說，都是常事兒。
合作多年的朱天文總是譏諷他：「草莽未做到頂，改邪歸正，一不小心便成了導演，但內心的黑道精神卻一直縈繞腦際。」
自打識字開始，侯孝賢就沉迷於武俠不可自拔，整天跟著哥哥泡在租書店裡，一租就是一個菜籃，幾年下來，租書店跟路邊攤的武俠都看光了，之後把黑社會題材的也掃了個遍，最後沒得看了，只能把瓊瑤類的言情也包了。
一鍋大亂燉之後，侯孝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走江湖的方式--流氓。
他不似金庸筆下的大英雄，只可被膜拜，無法被超越，而是為兄弟兩肋插刀，抄起傢伙就乾的那種。
據他的經驗，只要你打過一次大的，別人看你的眼光就不一樣了，這種膨脹感沒經歷過的人不懂。
後來侯孝賢說「假使沒有乾電影的話，我一定是個大流氓」。
當然也不忘加一句：「你曉得，不是真正的流氓，而是俠客，跟流氓有點像。」
02
侯孝賢的《童年往事》頗有些自傳色彩。
片中的祖母總是時不時的離家出走，想要回大陸，還常常會拉上孫子。
在祖母的記憶裡，只要走到梅江橋，離故鄉就近了，但家裡人都知道，大陸是怎麼都回不去的。
他們的返鄉之旅，最大的收穫無非就是採點兒路邊的芭樂回家。
對於大陸，侯孝賢是沒有記憶的，但他知道，祖母尋的那條路，就是他們來時的路。
1947年，侯孝賢出生在廣東梅縣，4個月大的時候，他就被抱去了臺灣。
父親曾是梅縣的教育局長，後來經同學推薦，便去了臺灣，彼時臺灣剛剛光復，硬體條件不錯，普通人家就能用上自來水，於是他寫信回去，把全家都接了過來。
本打算只待個兩三年，但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後，大陸就成了那一代人永遠的夢，正如朱天心說：「這是一群沒有祖墳的人。」
父親不喜歡參政，情願在教育系統裡打轉，常常臺南臺北地奔波。
雖然工作體面，但每個月620塊錢要養活八個人，還是捉襟見肘，孩子們根本沒有零花錢，看在洗碗很勤奮的份兒上，媽媽偶爾才會給個一毛兩毛。
家裡的氛圍並不好，父親得了肺病，早早去世了，媽媽一個人操持全家，心力交瘁。
小時候的侯孝賢，總是喜歡往外跑，因為媽媽脖子上有一條疤痕。
小孩子不敢過問，大人也不會主動提起，但他分明感受到了母親身上的愁苦，這種氛圍讓他想要逃。
長大之後才聽姐姐說，母親一直想要自殺，那時候的縫針並不細緻，所以那條疤痕粗粗的，醜陋又可怖。
童年時的侯孝賢，有種無可救藥的壞。
愛打架、好賭博，常常把家裡的救命錢偷去賭場上霍霍，只玩賭賠比率最大的那種。
後來母親與祖母相繼去世，家裡只剩下一群孩子，侯孝賢感覺到內心裡有一塊永遠地塌下去了，但前路依然迷茫，他依然壞到沒救。
侯孝賢的影片中，總是透露著一股蒼涼與悲情，無論如何都揮之不去。
他曾問過自己：「怎麼會這樣呢？我是這麼熱情的一個人。」
回頭看時他才意識到，這種悲傷源自於從小對世界的看法，源自於他始終無法直視的，母親脖子上的那條疤。
高二那年，侯孝賢依然四處茬架，有一回幫班上同學出氣，把腳踏車的橫槓拆下來就打，打完之後去到同學家。
同學的母親是小學校長，她主動談起了侯孝賢的父親，言辭間滿是敬佩。
此時父親已經去世了四五年，在他的記憶中，與父親的交流並不多，但腦海中關於父親的影像一下子湧來，博學的、儒雅的、正直的...
那一刻侯孝賢知道，自己不會，也不可能再壞下去了。
03
電影，是侯孝賢童年記憶中為數不多的暖色。
那時候一家人都住在高雄的鳳山，家旁邊就是城隍廟，每年這裡都會有各種戲劇比賽，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一比賽就是一兩個月，他每次都會去湊熱鬧。
平日戲院裡會放電影，掏錢買票自是不可能，但他總有辦法能進去。
小的時候看到大人買票，他會扯著別人衣角「阿伯阿伯帶我進去呀」，這一招常常管用，稍大之後不好意思了，就開始爬牆、剪鐵絲網、做假票...只要想看的電影，就總有辦法能白嫖。
日積月累，侯孝賢看了不少電影。
20歲那年，他收到了兵役單，原本是可以延期的，但他毫不猶豫去了，他想要跟過去的生活做一個了斷。
當兵如同一個男孩的成人禮，退役後就要面臨獨立生活，或者養家餬口。
侯孝賢自覺看不到未來，假期時依然泡在電影院，有時候一天能看四場，青春的時光揮霍起來毫不心疼，直到有一天他看了英國那部的《十字路口》（Up the Junction）。
走出電影院時已是深夜，沒有回部隊的車了，只能走回去，一路上心裡充滿了感動，那晚他在日記上寫，一定要花十年的時間走進電影這個行業。
退伍之後，侯孝賢一邊在工廠上班，一邊考學，五個志願全申請的電影，結果第一個就考上了。
那時候電影業不景氣，畢業之後他沒啥用武之地，只能去推銷計算器，每天打個領帶，人模人樣的遞名片，人家轉頭就扔了他再撿起來。
後來李行導演拍片時需要一個場記，學校老師就找了他，別的孩子都去當兵了，他是先當了兵再來上學的，輕鬆撿了個漏。
1973年，26歲的侯孝賢在李行導演的《心有千千結》裡擔任場記，算是入了行，後來逐漸變成了副導演和編劇，一路做到了導演，中間積累了七八年。
侯孝賢在片場很會來事兒，現場大大小小的事情，基本都由他來擺平，似乎又回到了當年做大哥時的狀態。
阿城曾這樣描寫過他：「孝賢個頭不高，很溫和，但我曉得民間鎮得住場面的常常是小個子，三言兩語就把事情擺平了。」
侯孝賢這人挺好處，跟陳坤厚合作得很愉快，倆人後來建立了自己的團隊，從1980年到1985年，合作拍攝了十二部電影作品，多是觀眾喜歡的愛情喜劇，部部賣座，把商業片玩得明明白白。
在學校學電影那三年，沒人教什麼正兒八經的理論，真正上場拍電影時，還是靠的直覺。
侯孝賢拍電影很快，從開始寫劇本到電影上映，三個月就能通通搞定，熟絡得很，直到新電影那幫人的出現。
1980年，楊德昌風風火火回到了臺灣，在他家的日式大宅子裡，常常聚集著一幫狂熱的新人導演，他們聊著最新的技術和理論，思想的交鋒間夾雜的全是專業名詞和大師級導演的名字，侯孝賢聽不懂，直犯困。
當時他正在拍《風櫃來的人》，本來計劃好好的，被密集的理論轟炸了一番後，整不會了。
朱天文看他整天耷拉著臉好笑，送給了他一本《從文自傳》，當年沈從文的書在臺灣算是禁書，侯孝賢如獲至寶。
看完後他感嘆道：「沈從文筆下的死是在陽光下的死，看起來是沒有一點悲傷的，這種冷靜和遠距離的角度，實在了不起。」
電影開拍時，侯孝賢不斷讓攝影師往後退，最後展示出來的長鏡頭如同一個旁觀者，距離間流淌著清醒與溫情。
新的講述方式讓臺灣的評論界和觀眾直呼看不懂，上映七天就被迫撤檔了，自那之後他在自我的路上越走越遠，也從票房寵兒淪為了票房毒藥。
後來侯孝賢開玩笑說，臺灣電影就是被自己和楊德昌搞死的。
04
1947年，為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臺灣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國民黨出動軍警鎮壓，死者將近三萬人，史稱“二二八事件”。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人敢討論這個話題。
1987年臺灣解嚴，某些黑暗的痛史才得以透了點微弱的光，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橫空出世，拿下了當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
知道這個訊息時，賈樟柯覺得一片殺氣卡住了脖頸，這人太有種。
近三個小時的影片，一個家族的浮浮沉沉，賈樟柯說：「整部電影像擺在先人畫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
在往後的二十餘年裡,沒有第二位導演像侯孝賢那樣，勇敢地去正視和討論這種題材。
這部影片當年的票房爆表，有人喝彩，有人謾罵，但侯孝賢不管，他說「我又不是在拍歷史，而是在拍人，一種殘酷境遇下的，人的尊嚴。」
人們總喜歡把侯孝賢和楊德昌相提並論，他們同樣是清醒的、入世的。
但楊德昌是「看什麼都不順眼」，把墮落的、黑暗的一面拍給你看，而侯孝賢永遠是非批判的，他鏡頭前的人與土地都很溫暖，他說「批判人是小事，把人拍活了才是大事」。
正因為如此，侯孝賢總是對「真實」有種苛刻的要求。
他喜歡用大量的非演員拍戲，農夫角色就真的找農夫，郵差也真的找郵差，他們身上才能展現出來一種生活的積累，這種味道是再優秀的演員都演不出來的。
拍攝《刺客聶隱娘》時，一束光、一片雲、一陣風都要等，他固執地認為電風扇吹出來的風跟自然風就是不一樣的。
電影拖拖拉拉拍了四年，錢不夠就把房子抵押了承擔風險，憑著這部片他拿到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但觀眾一片罵聲，總體說來：美得一塌糊塗，然而你不知道他講了什麼。
大概是從《悲情城市》開始吧，侯孝賢與票房徹底決裂了，他說這條路打死也不會回頭。
05
1997年，法國導演阿薩亞斯拍了部紀錄片《侯孝賢畫像》。
片中的他全無電影大師的風采，就是個普通的老人，故地重遊，往事重溫，毫無顧忌地嚼檳榔、吃地攤、唱卡拉OK，每天混跡在百姓中間，捕捉著生活的點點滴滴。
侯孝賢的電影，正如他的生活那樣平實，「什麼樣的人拍什麼樣的電影，一點都逃不掉」。
從早期大賣的商業電影，到後來的迴歸自身，侯孝賢的電影之路就像是個剛開始不停打裝備，到後來又逐漸丟掉，赤手空拳去戰鬥的過程。
侯孝賢曾說過一件事：
小學的時候，自己總喜歡爬到芒果樹上偷芒果，吃完了再帶，帶足了就走。
因為怕被抓，所以始終很專注，腳踏車嘎吱嘎吱的聲音、風和蟬的聲音都一清二楚，最微小的細節都可以分辨。
那一刻，時間是凝結的，所有情感在這凝結中被無限放大。
後來他慢慢自覺到，這就是鏡頭要講述的事情，這就是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