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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嚴飛（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1532年11月16日，在秘魯高原上的卡哈馬卡，來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僅僅率領168名西班牙士兵，就俘虜了擁有8萬士兵的印加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為什麼在如此懸殊的人數對比下，印加帝國仍然輸掉了戰爭？
這一歷史現象在賈雷德·戴蒙德看來，關涉一個有關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在現代世界，是什麼導致了不同民族間的發展差異？為什麼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呈現出當今的格局？“為什麼發明槍炮、揮舞利劍、策馬賓士的不是印加人？為什麼不是印加人把難以抵抗的惡疾帶到歐洲？何以印加人不能打造出堅船利炮，擁有先進的政體和長達數千年的書寫歷史？”
為了解答這些困惑，戴蒙德完成了《槍炮、病菌與鋼鐵》這一鉅著。該書1997年甫一出版，便迅速蜚聲海內外，並於次年獲得了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成為經久不衰的長銷書。
為什麼這部本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著作，在出版25 年之後，依舊值得我們反覆閱讀和思考？
一
在解釋世界各民族發展差異現象時，已有的研究會更加關注種族智力、灌溉系統等因素。戴蒙德認為，種族主義和基因決定論缺乏必要的史實支援——“各族群間的確存在技術發展程度的差異，但是並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各族群間有智力的差異”。相反，在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的案例裡，西班牙征服者的勝利來自四大優勢。第一是軍事技術優勢，即“槍炮”。西班牙人擁有鋼刀大炮、護甲和馬匹，比之印加帝國以石頭、青銅棍和木棒為武器的軍隊，擁有巨大的優勢。第二是病菌，入侵民族帶來了殺傷力更強的病菌，他們自身卻具有更強的免疫力，疾病的傳播又導致了被入侵部落內部的分裂。早在1492年以前，95%的美洲土著是被歐洲人帶來的病菌殺死的。在美洲以外，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譬如1713年歐洲移民把天花帶到了南非，1788年英國人把傳染病帶到了澳大利亞，殺死了大批土著。第三是中央政治組織，行政組織的統一使得航海這種需要資金、技術、人員、裝備的活動成為可能，發達的航海技術又使歐洲民族掌握了侵略的主動權。第四，文字也是造成民族差異的重要因素。西班牙人因為擁有文字，航海的書面記錄激發起後來的探險者的興趣，也為他們提供了經驗指導；印加帝國缺乏文字，也就缺少關於歐洲殖民者的情報，在資訊傳播的能力上也落後很多。
技術、病菌、組織、文字這四個直接因素雖然帶來了社會發展的優勢，幫助西班牙征服者獲得了一場史詩級的勝利，但是在戴蒙德看來，這四個因素並非終極因，繼續向上追溯可以發現，“食物生產及社會間的競爭與兼併，都是終極因，征服的各種近因（病菌、文字、技術、集權政治組織）都是從終極因發展出來的，其間的因果鏈在細節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與定居的生活形態。由於那些終極因在各大洲上有不同的發展模式，故而各大洲上的征服近因也有不同的發展”。
為什麼食物生產是其中的終極因？戴蒙德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類在大部分時間裡靠狩獵—採集來獲得食物，只是在過去的11000年裡，人類才開始轉向食物生產。有的族群從來沒學會過食物生產；在懂得食物生產的族群裡，有的是自己獨立發展出的食物生產（如中國人），而另外一些族群則是靠其他地方傳播而來（如古埃及人）。因此，在不同大陸的民族能否或者什麼時候變成農民和牧民方面的地理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以後的命運。
在此，戴蒙德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論點：“各族群的歷史循著不同的軌跡開展，那是環境而非生物差異造成的。”換言之，各大陸地理環境的差異最終導致了現代世界各個民族間巨大的發展差異—地理環境的差異導致了食物生產的地理差異，包括食物生產起源的地理差異，以及食物生產傳播速度和質量的差異；食物生產這一終極因進一步導致了技術、病菌、文字、政治的差異，從而構成一條完整的因果鏈，決定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發展路徑。
二
首先，地理環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體現在資源稟賦上。以歐亞大陸與美洲大陸的對比為例，歐亞大陸為東西主軸，東西寬度始終如一；美洲大陸是南北主軸，在中美洲陡然收緊。太陽輻射是地球氣候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緯度間氣候和自然環境的差異比不同經度間的差異更為顯著。同時，美洲大陸適宜生產生活的地區分佈不均，會被一些既不適於食物生產也不適於發展密集人口的地區分割開來，處於相對孤立的狀態。地質、海洋資源、地形破碎和隔離程度等條件的差異，造成了兩個大陸社會發展的差異。
在植物方面，人類族群從狩獵-採集向食物生產的過渡需要歷經漫長的歲月。食物生產製度的漸次形成乃是許多關於勞力和時間分配的不同決定疊加的結果，伴隨著氣候的變化，獲得野生動物的可能性減少，馴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如果再加上採收、加工、貯藏技術的發展與人口密度的增加，發展食物生產是人類社會生存的必然選擇。在此背景之下，人們開始馴化植物：“栽種植物，（有意或無心）使它們發生遺傳變化，變得對人類食用者更有用。”
相較而言，歐亞大陸更易發展出農業食物生產，而美洲大陸面積較小，可馴化的植物資源在所有植物種類中本就屬絕對少數，再加上由於缺乏畜牧業帶來的動物糞便肥力和播種脫粒動力，而只能人工點種、撒播，使植物馴化、種植相對困難。同時，不同地理和生物環境使得不同民族得到的野生動植物組合也不盡相同。動植物組合的某些特點，如更高的生物多樣性、更多的一年生植物等，可以有助於它們在自然環境中更穩定地生產糧食；如果某些民族獲得了這些組合，他們就會不自覺地開始馴化植物並發展食物生產，又反過來使植物向更易馴化的方向進化，最終獲得較高的食物生產發展水平。
隨著人們從遷徙到定居，從採用原始技術到掌握更精緻的技巧，能夠馴化的植物種類也不斷增加。戴蒙德透過實證研究，對比論證了馴化動植物的能力與人種無關。植物的馴化能力取決於整個植物群馴化的可能性，只有這種模式能夠產生相對於純粹採集的額外收益，彌補轉變生產方式的機會成本。
在動物方面，動物的馴化機會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依賴動物自身的屬性：“能馴化的動物都是相似的，馴化不成的動物各有各的原因。”戴蒙德發現，歐亞大陸的環境提供了更多可供馴化的食草性哺乳動物，而這類動物既可以用於食物生產，又可以作為食物來源，更可以作為糧食的運輸工具。一種動植物在某一地區接受馴化之後，就會迅速在氣候和環境相似的地區傳播開來，當地的居民則不必重新馴化類似的野生品種，從而能夠更快地發展食物生產。因此，相比緯度差異較大的美洲和非洲，歐亞大陸的食物能夠迅速在同緯度地區傳播，這些地區的氣候更加相似，因此歐亞大陸的民族可以更快地發展食物生產。
食物生產佔優勢的民族，顯然會帶來更快的人口增長和更高的人口密度。人口的增加會帶來三方面的主要影響。第一，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多的潛在發明者、可採用的發明創造、互相競爭的社會，以及更大的使用和保有發明的壓力，這些都為包括金屬冶煉、軍事、動力機械、航海造船等方面的技術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第二，更多的人口加上相對穩定且有所富餘的糧食儲備，能夠養活一批不事生產的人員，負責管理、技術研究類工作，職業軍人以及具有統治權威的官員和君主也因此出現了；人口增長帶來了更大的競爭，競爭之下失敗者或者被殺死，或者成為奴隸，從而促使等級更加森嚴的社會制度成形。這種規模較大、人口稠密、等級森嚴的社會政治組織有著調動大量人力、物力進行長期戰爭的能力，對維持常備軍、派遣探險艦隊、組織征服戰爭至關重要，美洲大部分地區則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第三，家畜飼養帶來了新的病原體，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傳染源，密集的人口又為疾病傳播創造了機會。歐亞大陸族群在這一過程中因禍得福，獲得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的抵抗力。
戴蒙德指出，這三點在歐洲對美洲的入侵中均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金屬冶煉、軍事、機械技術的發展使得歐洲的軍事裝備和力量遠遠超過美洲，武器在歐洲人初達美洲時形成了震懾；航海技術使歐洲人可以到達美洲，而美洲人則尚未具備這種能力。更嚴密的政治組織和專職軍隊使歐洲獲得入侵、征服的力量，並得到全國性的統一支援；美洲的政治組織形式相對鬆散、力量薄弱、不成熟，缺乏組織反抗的能力，當領導者缺位時變得異常脆弱。此外，文字最初主要服務於專門的政治人才，這一需求促使歐亞大陸部分地區形成文字，發揮記錄、傳播的功能，幫助歐洲人獲得更多對人類社會的歷史性認識，以及對不同地區狀況的瞭解，軍情的探查和彙報也為入侵和征服增加了很大勝算。傳染病的洗禮則使歐洲人具備了對這些疾病較強的抵抗力，進入美洲後，他們攜帶的病菌在缺乏抗原的美洲原住民中肆虐，尤其是天花病毒，在西班牙人1520年入侵時殺死了阿茲特克近一半人口，並直接殺死了稱帝沒多久的蒙提祖馬二世。
其次，地理環境的差異也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社會文化的傳播。例如，以南北為軸線的美洲和非洲大陸比起以東西為軸線的歐亞大陸，人類社會之間、動植物物種之間的交流所受到的環境阻力都大很多。在歐亞大陸上可直接挪用的技術和物種資源，在美洲和非洲大陸上則可能受到氣候的限制，需要因地制宜重新改進或無法挪用。此外，在美洲大陸上大多數掌握文字的社會並非自己獨立創造了文字，而是依靠“藍圖複製”、向鄰近社會借用等方式獲得，但是與文字中心的距離和地理阻礙又使得美洲社會擁有文字的難度增大。另外，由於地區間的社會相對獨立，競爭壓力較小，外來威脅少，現有技術即可維持生存需要，對技術的需求也因此相對較小，研發動力不足。技術、作物、文字都是造成歐亞大陸與美洲大陸社會之間差異的重要因素。
此外，戴蒙德對為什麼是歐洲而非更早開始食物生產、早期優勢更顯著的肥沃新月地帶或中國實現征服進行了簡要解釋。戴蒙德認為，肥沃新月地帶所在的地中海地區自然環境較為脆弱，在修建漢志鐵路時，樹木遭到大量砍伐從而導致脆弱的綠洲變成不可修復的沙漠，失去了原有優勢。中國的海岸線相比歐洲較平直，除西南部青藏高原外少有難以逾越的高山，因此形成了更穩定的大一統政權。然而，中國在經濟生產、航海技術上本處於優勢地位，但遠航活動不斷受到內部政治權力鬥爭的攔阻，過於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使得中國的航海活動過於輕易地徹底被中斷。同時，中國與歐亞大陸上其他文明國家之間距離較遠，相對孤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發展。
總而言之，在戴蒙德看來，不同的地理環境影響了不同民族的食物生產，而食物生產能力的提高與人口密度的增長相互促進，生產勞作日漸複雜，集約化的食物生產有力促進了社會的複雜化。因此，在食物生產方面佔優勢的民族，就會在病菌、文化、政治組織和技術等方面佔優勢，進而能輕易地戰勝在食物生產上居於劣勢的民族。由此，民族間產生出不同的發展情況和文明道路。
三
在書中，戴蒙德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族群、部落、酋邦、國家。族群和部落體現出“平等主義”的社會，沒有正式的社會等級，權力執行也是非正式的。隨著人口增長，社會經濟生產和人際關係複雜化，擁有對武力獨佔權的酋長出現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得以管理：“人類開始學習面對陌生人的第一課：如何面對經常遇見的陌生人，不互相殘殺？”此時，世襲酋長和平民階級也開始得到區分。酋長作為公權力的雛形，同時扮演著保護者與掠奪者的角色。酋邦進一步擴大，國家形成，以地域而非族群界限劃分管轄領地，行政管理層更加分化，制度也走向正規化。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社會想要實現從原始酋長部落到國家的質的跨越，意味著必須達到一定的複雜程度。其中，人口是預測社會複雜程度的最有力根據。
前文已討論過人口增長如何與食物生產緊密聯絡在一起。組織食物生產使經濟專門化和社會層次化成為可能，而食物生產與儲存又要求一種定居生活，定居無疑為各種複雜的社會制度的固定化創造了條件。結果，為了更加有效地解決衝突、政治決策、經濟發展和空間擴張，就要求複雜的社會實行中央集權體制，這樣才能維持國家的存在。統一的政府由此建立，為了強化政府的合法性，有組織的宗教也建立起來，並帶來了一系列更深遠的影響—種族對病菌的免疫力增強，政治組織越發複雜，文字體系形成，技術也不斷髮展。在這一發展程序中佔盡天時地利的民族能夠搶佔先機，取得世界形勢中的優勢地位，並可能實現對其他民族的征服。
按照戴蒙德的觀點，“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正規化框架闡明瞭各民族文明發展差異的關鍵，但這種解釋的邏輯鏈還缺失了關鍵的一環——僅看到作為解釋支點的幾個因素，卻沒有指出這些關鍵因素以何種機制在各大陸之間配置，從而一步步導向了民族之間相異的權力格局。
對於這種尋找普遍模式的努力，戴蒙德做出了一些辯解。歷史系統有其終極的確定性，即歷史發展有基本的規律可循；歷史系統也有其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亦即這一規律適用的條件是不可預測的。藉此，戴蒙德否認自己的理論為“地理決定論”，聲稱為歷史中的行動者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留下了空間。不過，依舊不可否認的是，戴蒙德在這本書中強調了地理環境對於不同文明發展軌跡的決定性作用，這一邏輯思路對我們透析歷史給予了巨大的啟示。
在他之後出版的《崩潰》（2005年）、 《 昨日之前的世界》（2012年）、《劇變》（2019年）等著作中，戴蒙德依舊從宏觀歷史比較視角出發，探討不同國家迥異的發展軌跡和共性的週期性危機。其中一條一脈相承的主線，就是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裡提出的對於人類歷史發展互動的假設。
“人類各族群透過征服、流行病與滅族行動而互動的歷史，就是塑造現代世界的力量。族群衝突在歷史上的迴響，經過許多世紀，至今未嘗稍歇，仍在今日世界上某些最動盪不安的區域發酵。”
（本文摘自《槍炮、病菌與鋼鐵》解讀別冊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2022.1。介面新聞獲授權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