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在1927年3月5日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敢支援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從而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
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書記毛澤東用32天步行1400多里，實地考察了湘鄉、湘潭、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情況。
此時北伐勢如破竹，但是國共兩黨的裂痕也越來越大，國民黨新老右派叛變革命的危險越來越大。毛澤東的調查，是見微知著，為處於困境、面臨巨大危險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尋求出路。可惜的是，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沒有避免這個歷史悲劇，這篇報告發表僅僅37天，就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這篇報告給我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始終抓住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
緊接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報告著重分析了農村中的階級構成，主要包括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而農民又分為富農、中農和貧農。
不同的階級、階層對革命的態度不一樣。地主階級是革命的物件，富農的態度是消極的，中農的態度是遊移的，而貧農是“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團結真正的朋友，攻擊真正的敵人，分辨敵友始終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階級分析則是分辨敵友的基本原則。
二、始終抓住革命的本質和主流。
首先指出革命的性質是階級鬥爭，是武裝暴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
這裡反覆使用雙重否定來強調革命的階級性和暴力性。
同時，針對“糟得很”和“好得很”、所謂“過分”問題，提出這首先是革命立場問題，其次偉人也指出“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隻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那麼，對這些“少數不良分子”，“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他還特別強調“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三、始終強調正確的鬥爭策略。
在談到農民協會的第七件大事：“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時，偉人指出“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大革命中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首先是成立農會，把農民組織起來，集中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因此偉人指出，首先是政治鬥爭，其次是經濟鬥爭，然後才能談得上破壞其他三項權力。如果“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如地主利用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給革命造成不利影響。
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鄭重告誡全黨：“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事實上，先政治鬥爭、再經濟鬥爭，然後再是思想整頓、移風易俗，這是偉人從那時起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始終堅強的鬥爭策略。
四、始終要學會教育群眾、引領群眾、發動群眾，要善於做思想工作。
偉人特別強調：“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需旁人過早的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他在報告中現身說法――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汙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汙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
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的很囉，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裡、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的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
但要不是農民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的農民都笑起來。
用這樣的思想啟發，農民很容易就破除迷信思想，認識到革命的道理，相信只有跟著共產黨，才能打倒土豪劣紳，才會有幸福生活。
怎樣團結最主要的同盟軍？偉人的這篇報告給我們生動而又深刻的啟發，值得一讀再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