釆購,自古就有,明清之際叫“採買”、“採辦”、“買辦”:現在時髦的稱呼是“採購員”、“外勤員”;調侃的稱謂是“跑腿匠”、“外交大臣”、“釆購二娃”。
採購有很多種類,那種列有國家計劃,不費吹灰之力就將物資調撥到手的,叫“坐堂採購”,又叫“公爺採購”;那種“自謀生路”、四處鑽營的,叫“散眼子”、“剷剷客”。這後一種人大多是街道工業或鄉鎮企業的集體小單位單派出來的。此外,採購的名稱還可從各自主辦的物資品種來區分,調撥木材的,叫“木疙瘩”;組織鋼材的,叫“電貓兒”收羅土產山貨的,叫“穿山甲”……還有“汽車採購”、“日雜採購”、“棉紗採購”、“建材採購”、“伙食採購”等等,品種繁多,名目也繁多。
在改革開放之前,採購的政治地位是很低下的,很少有人入黨、當先進、當幹部。在人們的心目中,這號人好像都有問題,每逢開展什麼運動,首先就在這號人身上打主意,尤其是反貪汙、反腐化、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大吃大喝……採購員更是重點物件,大倒其黴。六十年代初,四川搞了一次“財貿採購集訓”運動,資中縣把採購全部集中起來,人人過關,交待問題,先後折騰了兩個多月,被“集訓”的人員無一漏網,紛紛交出“貪汙贓款”,有的數百元,有的數千元,還有“拒不退贓”而“畏罪”自殺的。自那以後,好些人都對採購一職視若畏途。
採購員的春天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們的才能從此得到施展,成績受到肯定,政治地位也空前提高,好些廠礦企業的供銷科長或供銷廠長,都是由從前的採購員擔任的。這些人大多具有經濟頭腦,為企業的生存發展和興旺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為了促進和擴大同國外的雙邊貿易與合作,從去年10月開始,先後派出了好幾個大型採購代表團出訪美國和歐洲共同體,這些採購代表成了名副其實的“外交大臣”這在改革開放之前,是誰也料想不到的。
我也當過採購,斷斷續續幹了二十多年,既當過層次最低的散眼子”,也當過腰纏萬貫的“大公爺”,對於此中甘苦,略知一、二。
一、初出茅廬遇老辣
我首次為公家出差採購物資,是在一次近乎兒戲的機遇中開始的。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生產箱子的二輕企業當學徒,這個單位的採購姓徐,在“財貿釆購集訓”中,他首當其衝,被“集訓”了300多元,不由怒氣沖天,賭咒發誓地表示今後再也不幹這背時的行當了。不久,庫房裡的皮膠快要用完了,須到成都購買,支部書記就叫他去,他說:“我是貪汙分子,沒有資格再搞採購工作,你老人家做點好事,另請高明吧。”有前車之鑑,其他的師傅們也膽戰心驚,誰都不願去。支部書記便向我半開玩笑地說:“你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棒娃兒,敢不敢到成都去操哇?”我當時不滿20歲,年少氣盛,滿不在乎地回答:“怎麼不敢,到北京都敢!”他偏著頭將我看了又看:“出了差錯怎麼辦?”我說:“賠嘛,這輩子賠不清,有兒子,兒子賠不清,有孫子,世世代代賠下去,總有一天要賠清!”支部書記似乎被我的豪言壯語鎮住了,竟出乎意料地指示出納員取了200元現金給我,叫我買100斤廣漢皮膠。
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免不了心情激動,晚上興奮得徹夜難眠。次日,我向別人借了個軍用挎包,周身穿得嶄新,一見到熟人就主動打招呼:“我到成都去出差,跟公家辦事情,馬上就走,坐火車,你帶不帶啥子?”惹得好些人似信非信,無比羨慕。值得慶幸的是,我很走運,第一次出差就首戰告捷,只用了4天時間就凱旋而歸,買回了80斤皮膠,使得全廠震驚,支部書記也樂得笑逐顏開,在會上多次表揚。從此之後,便把出縣採購物資的重任交給我這乳臭未乾的“奶油小生”了。
我雖然一舉成功,卻無人知道我幹了一些笨事。首先,我不知道商品還有什麼批發價、零售價、調撥價和出廠價,我競全買的零售價,使單位上損失了好兒十元,其次,我不知道交通運輸可以辦理包裹和行李的託運,就買了一根扁擔,將兩袋皮膠挑上火車,到站後又從火車站挑到廠裡,壓得彎腰駝背。
最大的一件笨事是我在成都梁家巷遇到扒手行竊,我高喊“抓小偷”。那扒手只有十多歲,挨在一個女人身邊,剛要動手,聽我一賊,連忙把手縮了回來。那女人見自己並未受到損失,竟捂著包揚長而去。她一走,忽然之間就竄出七八個少年出來,內中還有一個是女的,一擁而上,對我拳打腳踢,邊打邊罵我是“土耳其”、“厭二毛”、“屁眼蟲”。我被打得暈頭轉向。那些圍觀的人又不站出來幫我的忙,直到這時我才想起雷鋒叔叔,要是有他在場,該多好啊!
我的得救是一位紅鼻子老漢幫了大忙,他在人堆外高聲佯喊:“公安局的來啦!”才把那群扒手嚇跑。那老漢害怕扒手卷土重來,喊了輛三輪車,叫我快跑。跑了很遠很遠,我才猛然想起連那老漢的名字都忘了問。“有仇不報非君子,有恩不報是小人”,我可不願意當小人啊!
誰知無巧不成書,數月之後,我到內江出差,在一家小店吃麵,一下就把我的救命恩人看到了。他獨自一人坐在一張靠牆的桌邊喝酒,鼻子越喝越紅,很像個朝天海椒。我親熱地向他打招呼,他卻楞楞地望著我,當我說出成都梁家巷的事情,他才微微一笑:“啊!你就是那挨黑打的哈包娃兒嗎?怎麼又跑到這裡來了?”我說我是資中人,這次是到內江木材公司聯絡邊角餘料。他說:“還看不出你是個公事人,不簡單,小小年紀就出來跑採購。打好旅館了嗎?”我說住在民樂旅館。他問幾號房間,我說住的過道鋪。他笑著說:“怎麼住過道鋪呢?我去跟你退了,同我住一個房間。”這位紅鼻子老頭,將我介紹給旅館的登記員,從那以後,我到內江就可以住進房間裡了。
後來,我們透過擺談和多次的接觸,我才知道此人是採購界的一個怪傑。他姓江,由於處事老練,鼻子又紅紅的象個辣椒,人們便叫他“江老辣”。他解放前就走南闖北,從事行商的職業,解放後進入威遠縣一個區供銷社當採購。他經驗豐富,老謀深算,在採購界威望極高,很多人遇到棘手的事情都愛找他幫忙,他也俠肝義膽,盡力而為。
他對於我的涉足採購工作,很是不以為然,認為我不是這號材料。他說:“採購員的基本條件是“六得’,要“累得、餓得、耍得、吹得、喝得、纏得’。當採購東奔西跑,是相當辛苦的,這就必須“累得’;採購員的生活是沒有規律的,因事誤餐是常事,尤其在山區出差,往往是前不挨村,後不接店,太陽落坡了還未吃午飯是時常都會遇到的,所以要“餓得’;在外面辦事,有時經辦人不在,又不知哪一天才會回來,就必須耐心地等待,要是不習慣,會感到毛焦火辣,所以要‘耍得’這個耍字,還包含陪著對方打牌、釣魚、看戲等等。所謂‘吹得’,就是會吹牛、要具備兩張臉皮,一張笑臉,一張哭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至於‘喝得’是指喝酒,這一環相當重要,許多交易都是在吃吃喝喝的筷子和酒杯上達成的;最後一條是“纏得”,也叫‘涎得’,要涎皮賴臉,軟纏硬磨。在這六得’之中依,我看前面四條你勉強夠格,但最為關鍵的後面兩條你就差勁了,你連酒都喝不來,怎麼同別人聯絡感情呢?你這人又還傲氣十足,不會低聲下氣,說話氣莽聲壯,梆硬三撬,誰會賣你的帳呢?”
他還說,採購員是“五子登科”,即“出門像公子,擠車像耗子,隨機應變像猴子,聯絡貨源像叫化子,回家報帳像龜兒子。”因此,他勸我趁年輕多學點技術,不要幹這出力不討好的營生。對於我在成都被扒手毆打一事,他叫我要特別吸取教訓,說是社會上的事情複雜得很,要睜隻眼,閉隻眼,今後千萬不要再管那些閒事。
遺憾的是,這番忠告對我起的作用不大,他說的道理很簡單,也很中肯,但要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在我後來的人生旅程中,看到了很多比扒手行竊嚴重得多的不平之事,也受到了很多很多比扒手毆打慘痛得多的沉重打擊,然而,我這唐·吉訶德式的“俠士風度”至今難改。
他那“五子登科”的高論我也難以接受。我說:“你說採購員“出門像公子’,為什麼你又不把衣服穿好點呢?”他說:“我說的‘公子’是指氣質而言,要隨隨便便,瀟灑自如,衣著上只要乾淨就行了,並不要求新。你看逢年過節那些農村姑娘和小夥子們,穿得透身新,實際上是最窮的,因為他一年之中只有那麼一套。而那些殷實人家就不同,隨時都有新衣服穿,到了過年反而不講究了。”
“你這番見解很具有辯證法,我佩服。”我說,“但還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找你幫忙辦事情,你大部分都能夠落實,你有什麼法術嗎?”他說:“這也叫做辯證法:找我幫忙的人越多,我能夠幫忙的事情也就越多,越有把握。比如說呢,你叫我幫忙買了一批油漆,我請你在單位上做一架質優價廉的繃子床,該沒有問題吧?而這繃子床是一位糧站的站長需要,我幫他落實了,他大筆一揮,批一張條子,我就可以買到許多牌價清油和花生,將這些東西轉讓給五金公司或百貨公司的實權人物,又可以買腳踏車或縫紉機,發揮更大的用途,就這樣轉來轉去,我就似乎成了無所不能的多寶法師了。我這人還有個特點:不管誰找我幫忙,我都要事先付度一番,辦不到的事情決不便答應,答應了事情就一定要辦到,使大家都知道是個說話算數的人,信任感一建立,辦事也就容易了。”
以上的經驗之談,他是在喝了酒之後才向我吐露的。我同他接觸得越多,瞭解也就越深。他一再苦口婆心地叫我少管閒事,可是他本人有時閒得無聊,又喜歡“製造”一些閒事:
生活困難時期,他長住成都,俄得發慌,又閒得發慌。一天早上,他約上另一個採購,一本正經地站在一家賣花圈的店鋪外面,花圈店還未開門,許多外地人不知道店內賣的什麼東西,小心翼翼地向他們打聽,他二人愛理不理地說:“要買就排隊,不買就請走,不要東問西問,這裡不是擺龍門陣的地方。”發問的人心想人家這麼早就在這裡排隊,一定是好吃的東西,便心安理得地排在後面。就這樣,越排越長,足有20多人,江老辣便向那另一個採購說:“我去買包煙,馬上就轉來。我是第一個,請你幫忙守好,不許別人搶佔”。他走了之後不久,那另一個採購又採購又向他後面的人說:“我去解個小便,我是第二個,在你前面,請你站攏一點,可能很快就要開門了。”
待到店門開啟,只見裡面花花綠綠,全是花圈,使得排隊的人們又驚又氣,連稱晦氣;那賣花圈的人也大吃一驚,不知外面出了什麼重大事故,死了多少人,要不然,怎麼買花圈也爭先恐後排隊呢?
這件令人捧腹的趣事也是他酒醉之後親口擺出來的,由此可見,他還是個相當幽默而風趣的人,但在平時沒有喝酒的時候,他在我面前是相當嚴肅的,板著面孔,以老前輩自居,絕不同我亂開玩笑。他很喜歡我,幫我介紹了不少的業務關係,凡是我有求於他的,他都有求必應,還經常在他們供銷社幫我開菸酒白糖。總之,他幫了我不少的忙,他是我步入採購生涯的第一個啟蒙老師。
可惜我同這位老師只打了兩年多的交道,就再也沒有在民樂旅館見到過他了,我以為他到其它地方出差去了,沒有放在意下,久而久之,便將他忘了。直到十餘年後,“四人幫”都被打倒了,我到威遠五金公司開會,才從供銷社的一位主任口中得知,他早就命歸黃泉了。他是在“四清”運動中被“清”出來的,說他政治上解放前參加過偽商會,經濟上有投機倒把行為,組織上參加過袍哥,思想上又同黨離心離德,滿腦殼的壞主意,是“四不清”分子,開除公職,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他從來沒有種過莊稼,又是孤身一人,下鄉後一貧如洗,晚景十分淒涼,不到兩年就死了。
聽到這位老師的可悲遭遇,我心情沉重,久久不能平靜,此刻我撰文至此,仍然止不住鼻孔酸澀,可憐的紅鼻子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