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節,導演李楊在深圳度過。他在梧桐山下讀書創作,準備自己的新作。
他不是一個長年在鎂光燈下的導演,拒絕新的作品中再沿用“盲”系列,大膽啟動90後的年輕元素,還希望自己未來事業可以與深圳關聯。他說,喜歡深圳文藝的萌發和野生,而不是其它城市那種秩序井然。
但是,“豐縣八孩媽媽”事件讓他的作品《盲山》再次成為熱點。由此引發關於中國女性和女性權利的討論空前,也超出導演本人的意料。他覺得應該出來發聲,適時地糾正網路上的一些言論。比如他並沒有放棄《盲山》的版權,只是願意免費共享給大家,以呼籲全社會對買賣婦女犯罪的關注。他說,當年看《盲山》的年輕人長大了,有了妻子女兒,回過頭再看拐賣婦女其實離我們不遠,這種觀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關於《盲》系列三部曲、買賣婦女犯罪、女性和女權,關於深圳和我們的現代化程序,以下為李楊導演2月15日接受《深圳客》採訪的自述。截至發稿前江蘇省委省政府成立“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調查組,對該事件進行全面調查。我們也將持續關注。
以下內容根據李楊採訪口述整理。
01
“盲”代表社會和心理上的病態,
是不辨黑白
拍《盲井》《盲山》《盲道》三部曲的契機很偶然。我很早就從德國回來,但那個時候中國的電影廠都沒辦法生存。後來聽說可以拍一些“地下電影”或者“獨立電影”,我也夢想著要試一把。
我87年出國,2001年回國後已經不太瞭解中國。所以回到北京後就是泡圖書館、買報紙、聽廣播,也經常去泡酒吧,跟不同的人聊天。透過各種渠道盡快了解中國。
同時我還有一個目的要找一個題材,一個好故事。找到一個能低成本拍的故事。
很幸運看到了《神木》,兩個殺人犯和一個小孩的故事,拍電影相對簡單一點,我就決定把這個小說電影版權買下來。
後來我就透過《十月》雜誌聯絡到原著作者劉慶邦老師。六七月份特別熱,我們約在一個小餐館,為了蹭人家的空調,就弄了一盤滷花生,一個拍黃瓜和兩瓶啤酒。我倆聊了一下午,我說就買5年版權,這5年我拍不成就退回去。
拍的時候完全沒有想過名字,原來小說叫《神木》,我們原本想的名字叫黑煤、黑金。最後想電影的名字一定要跟礦有關,跟井有關係,不能叫神木,因為外語不好翻譯。
當時礦井中有一個名詞叫盲巷,特指巷道打不通了,前面有大石頭堵住。但它是專業詞,也不好聽。有一天我和英文翻譯聊天,我說不如叫盲井,因為井在英文中也有陷阱的意思,英文單詞shaft本身也帶有坑蒙拐騙的意思。我提議創造一組英文單詞 blind shaft,可以表達我所需要的多重意思。所以等於這個詞是我創造的。
到電影《盲山》的時候,原來名字叫做“山村茫茫回家路”,想了很多詞兒都不好,後來突然想我們能不能叫盲山。既跟前面聯絡上了,又創造了一個漢語新詞,現在不都叫“盲山式犯罪”嗎?
這兩組詞當時是意外得到,但後來我研究這個詞,我覺得“盲”字是一個死亡的亡和一個目,字面意思是說盲人,但更多說的是社會和心理層面的,比如盲點、盲區。瞎是一個目一個害,是病理上的東西。盲和瞎表達外延是不太一樣的。雖然都是看不見,盲更多代表視而不見。韓非說:不辨黑白謂之盲。
那麼第三部電影就叫《盲道》,路指的是道路,同時它有道德的內涵,所以“盲道”也代表另外一個意思。
02
別人犯罪你旁邊鼓掌,
這也是罪行
每個犯罪會帶來一些後遺症,某些社會性犯罪不是一個簡單的犯罪。
現在大家又關注起電影《盲山》,我覺得重要的是我們的女性、我們的年輕人,他們的自然覺醒。07年《盲山》在國內開始上映,到08年的時候票房就很差了,大家不關注覺得離自己很遠。但現在不一樣,很多人原來看過電影的年輕人,現在有妻子有女兒了,感受是不一樣的。
隨著經濟發展,拐賣婦女兒童事件越來越少,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不能說這些罪行沒有後遺症,沒有延續到現在。因為當年被拐賣的婦女,他們的孩子覺醒了、長大了,他們要尋親要尋根,這是人的基本意識。那麼這種尋根意識使得過去時代的一些罪狀後遺症發酵。同時,豐縣8孩女的這種殘忍的事件是現在的熱點,其實這個表現在《盲山》已經有了,只不過我沒有拴到脖子上,只是拴在腳上,可以說是美化的,沒有把血淋淋的現實放上來。
很多人把拐賣婦女的原因歸結於貧窮,我是反對的。貧窮不能是買賣婦女的重要原因。如果因為是貧窮娶不上老婆,那為什麼不去搶銀行?那就是因為買賣婦女的犯罪成本非常低,尤其是買家,幾乎可以說沒有。刑法上規定買賣婦女罪的買家是三年以下罪行,如果沒有暴力虐待,就不予刑事處罰。如果全村人都證明買家沒打過老婆,沒虐待過她,她身上的傷是舊傷,或者自己摔的,買家是不是可以免於刑事處罰?
在一個商品社會,任何一個人都會考慮犯罪成本,這就是為什麼殺人越貨的事少,因為犯罪成本高,所以買賣婦女背後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貧窮。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這是動物性,都是要躲避危險。
好比現在每個大城市的司機都習慣禮讓行人,很大原因就在於加大了懲罰力度。其實買賣、拐賣人口這個罪,應該加上綁架、強姦、非法拘禁、虐待這5項罪名,最少刑事處罰20年或以上。同時如果主犯是所謂的丈夫,那麼這個男人的父母是不是從犯,當地阻止被拐賣婦女逃脫的村幹部、婦委會主任是否失職,這些人要不要判罪問責?如果犯罪的成本不加大,這種惡行永遠都會存在。
歸根結底不能用貧窮或者要傳宗接代作為藉口,每個人都有傳宗接代的權利,但是不能把你的幸福、把你個人的需求,強加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別人在犯罪,你在旁邊鼓掌,這本身就是鼓勵犯罪,這也是罪行。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從立法層面還有待國家、全國人大去做,需要更廣泛的關注。
我覺得現代化不僅僅是修一個房屋、蓋高樓大廈,更多是人內心的建設。為什麼這次事件得到那麼多關注,而且很多人感同身受,是因為能夠關注和理解他人,是現代化的特徵之一。物質上的窮與富跟個人內心世界是不成正比的,沒有絕對關係的。貧窮、落後、愚昧都不是犯罪的理由。
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中國傳統文化感到驕傲,但是不可否認傳統文化中有很多糟粕,社會的進步就是把好東西保留,對壞的東西批判,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標誌。對父權社會、重男輕女這些東西,我們必須要旗幟鮮明地進行批判。因為男女平等這不是光靠嘴上說的,要用行動、要用一個社會的氛圍來保護婦女的權利。
任何一種犯罪,後邊一定有社會根源,有一定的理由。那麼社會根源在什麼地方,我們怎麼樣解決,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所謂的進步、現代化是什麼?就是解決問題。用文明的手段解決問題,這就是進步。過去是用槍炮、用拳頭,現在就是用文明。
有的影視公司還希望我的新片也帶上盲,我說別帶了。但是我對現實中的這種不公或者不平等的東西,還會旗幟鮮明地去反對。比如說女權就是女人的自覺,我們要什麼,真正的幸福是什麼?其實探討的是這些問題。
03
深圳的驕傲不是高樓大廈是包容和活力,
未來要靠年輕人
深圳可以說是中國的紐約,是全中國平均知識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一個城市,是一個充滿理想創業機會的城市。很多人放棄自己原來的好工作、固定的工作,甚至官位都不要了來闖深圳。離開一個地方,舒適圈就沒有了,所以深圳第一代人是非常有闖勁的。
什麼時候活力沒了,深圳人沒有機會去創造了,深圳就不是當年的深圳了。深圳的魅力不在於高樓大廈,美國匹茲堡鋼鐵之都,比中國早五六十年就有高樓大廈,現在怎麼樣呢?一個城市好不好、有沒有活力關鍵是在人。哪怕全深圳50%都是博士,又怎麼樣?我對深圳的印象依然如此,它充滿活力和包容性,來到這兒你就是深圳人。
如果什麼時候深圳沒有讓大家驕傲的東西了,他們會立刻轉身回到自己家鄉,因為我是湖南人、山西人、內蒙人……毫不猶豫回家鄉。所以深圳的驕傲不是靠根,不是靠宗法或者親戚根深葉茂,靠的是包容和機會。
我覺得深圳應該保持這種創新,保持這種活力,它的這種包容和文明程度,和管理者有關係,管理者能讓創業者做到什麼效果,這很重要的。當年的改革開放就是讓你大膽往前走,走錯了再回來,誰敢保證一輩子不犯錯?
現在其實的一線城市,它需要面對新的問題。接下來往哪走這需要智慧。因為世界在發展,尤其現在中國高科技還落後不少,但怎麼做?用什麼產業更新換代?用什麼方式吸引新的人過來?這都是需要智慧解決的問題。老深圳人已經快“out”了,要靠年輕人創造新的環境,給90後00後一個活力,因為任何一個時候都是青年人闖世界,要讓位子給他們,去扶持他們。
04
重複自己沒意義,
用新的方式講故事
所以我這次新片子《不服》用了兩個90後的作曲,做得很好。年輕人經驗少沒關係,我可以用我的經驗幫助他們,但是他們的創意和想法很重要。
因為勳章代表過去,同時也代表一種牢籠,把你束縛。這次我想開拓新的東西,不完全要拍盲井、盲山這樣紀實性的東西,重複自己沒意義。現在很多人看了我的新片《不服》之後,覺得不像我的電影。我認為那就是一種成功,不管這個電影拍的好壞,至少我跟原來的東西切割了,嘗試新的方式講故事。
我不會去討好觀眾,因為觀眾永遠討好不了了。最好的餐館是不討好食客的,他就有特質的東西,蘿蔔青菜各有所愛。世界這麼大,吸引跟我價值觀差不多的人就夠了。我的電影有自己的特質,是李楊的作品,深深打上這個印章,這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唐宋元明清有無數的詞人詩人,最後留下來多少?任何一個作品、藝術品有沒有生命力,要靠時間和空間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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