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大約從1947年持續到1991年，它是蘇聯及華沙條約組織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和美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的一段極度緊張和不信任的時期。
政治和經濟問題比比皆是，雙方為了爭奪世界霸權，進行了各方面的競爭。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45年發表的文章《1984》裡，創造了“冷戰”一詞，指的是擁有核武器的“可怕的超級大國”之間的僵局。顯然，這個名詞恰到好處。
在這場意識形態戰爭中，發生了幾起影響深遠的事件，比如柏林牆、古巴導彈危機、太空競賽等。
冷戰期間世界觀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地緣政治學說、經濟政策或政治家和專家的言談中，也反映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食物。
從食物往往可以看出很多東西。
在美國方面，“紅色恐慌”導致一些食品品牌進行重塑，某些食物被拒絕食用，還有某些食物會受到特別的青睞。
那麼，當時的人都吃些什麼呢？首先，一個經常擔心被敵對的軍隊襲擊的國家肯定會有一些緊急食物策略。也就是說，人們可能會囤積一些罐頭食品。這些罐頭食品很便宜，而且很容易在掩體以及防空洞裡存放。出於這個原因，當時的美國人會吃豆子和熱狗。
根據美國雜誌《心理牙線》(Mental Floss)的說法，1973年出版的一份食譜包括青豆、土豆和培根。
在冷戰開始波及亞洲的年代，中國的食物也被美國人抵制。事實上，很多人以為起源於紐西蘭的獼猴桃是來自中國的，當時被稱為“中國醋栗”。
1900年代初期，紐西蘭人把獼猴桃種子從中國帶回了紐西蘭。大約在1950年代，紐西蘭試圖向美國人出口獼猴桃，但是美國人不想接觸一種叫“中國醋栗”的“共產主義”水果。
於是，紐西蘭人把“中國醋栗”改名為獼猴桃。這種水果就開始在美國流行起來了。
除了獼猴桃外，香蕉也是被冷戰影響的水果。
在1950年代，金吉達（當時被稱為聯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種植香蕉，利用當地的廣袤土地和廉價勞動力大賺特賺。
瓜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想要對聯合果品公司擁有的閒置土地進行土地改革，這觸犯了聯合國品公司的利益，於是他們出資遊說美國政客，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是親蘇的共產主義者，隨後，美國透過政治、經濟和軍事制裁，推翻了瓜地馬拉政府。
從此，瓜地馬拉成了美國後花園，在聯合果品公司的操縱之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瓜地馬拉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香蕉了。
說完了水果，再來聊聊漢堡。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人已經在狼吞虎嚥地吃快餐，但是因為冷戰的關係，漢堡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全球化。
到了80年代，美蘇緊張局勢開始減弱，麥當勞開始向東半球擴充套件，首先在共產主義的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佔據了一席之地。
當其他連鎖餐廳看到了一個有巨大發展潛力的新市場，這些連鎖餐廳紛紛開始加入競爭，他們的競爭手段有壓低價格、提供玩具以及遊樂區等等。
受到冷戰影響的不僅僅是食物本身，還有對於廚房和烹飪的看法。在1988年《洛杉磯時報》的一篇題為“冷戰期間女性待在家裡”的文章中，作者描述了廚房如何成為美國資本主義和女性家庭生活的象徵，以此來對抗共產主義和職業婦女理念。
1959年，時任副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和蘇聯總理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關於一個家庭應該如何運作的話題進行了一場“廚房辯論”。尼克松認為，理想的家庭生活是資本主義統治之下一個女性可以使用家用電器。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顯然存在差異，這也涉及到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
家用電器和食物一樣具有象徵意義。這些省力的電器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美國，它們塑造了一位魅力四射的全職婦女，和辛勤工作的蘇聯女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種宣傳促使越來越多的美國家庭把廚房作為一個既可以烹飪食物的地方，又可以抵制共產主義的地方。
另外，家用電器的製造商們肯定是喜聞樂見的，這些觀念傳播得越廣，他們的產品也就越受歡迎——也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刺激消費手段了，不是嗎？
蘇聯這邊，尤其是冷戰時期，食物又是怎麼樣的呢？
當然，少不了羅宋湯和捲心菜。
根據一位出生在俄羅斯的作家在《品味》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蘇聯的烹飪融合了整個帝國的菜餚，包括現在的俄羅斯地區、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烏茲別克、亞塞拜然等。”
可以看出，蘇聯和俄羅斯的食物還是有區別的。
事實上，沒有準確的“蘇聯”食物，它是多種食物的混合。蘇聯的美食基本上是由政治領域內發明的。《精通蘇聯烹飪藝術》一書的作者安雅·馮·佈雷姆森說過：“一切由政府種植、包裝和銷售……消化食物的同時，也消化了意識形態。”
根據旅遊網站《文化之旅》的說法，大部分的蘇聯食物是講究平等主義的，比如俄羅斯沙拉、罐頭食品，還有那些以家常食物為主的國營自助餐廳。
從食物之中可以看出人們的思想和文化，當你思考方式改變了，你的食物也會受到影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喜歡研究食物的原因，很多時候，我們攝入的不僅僅是食物，而是一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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