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大正改革失敗了。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就是日本出現了一幫少壯派憤青。當時整個世界都流行極端思潮，日本也深受影響，出現了一大群態度激烈的憤青。這幫人動不動蠢血沸騰，覺得別人都不愛國，都在賣國，就他們最愛國。
對賣國者怎麼辦？就得殺掉。以前日本就有暗殺政治人物的惡習，到了三十年代，這簡直就成了一種時髦。
首相浜口雄幸簽了一個《倫敦海軍條約》，轉眼就被人刺殺了。
首相犬養毅不太贊成跟中國打仗，轉眼也被人刺殺了。
前首相齋藤實老老實實啥也沒幹，也被人衝進來拿槍打死了。
首相尚且如此，普通的大臣被幹掉的就更多了。最瘋狂的時候，憤青們甚至打算攻進皇宮，把天皇給廢黜掉，換成雍仁親王。他們覺得自己理直氣壯。首相不愛國，我殺他怎麼了？我是愛國者，看你賣國就幹你！愛國誰能說不對呢？所以輿論還真向著他們。老百姓都說他們是英雄，就連法院也不敢重判謀殺者。
這就產生了一個可怕的結果。大家都害怕他們，只好爭先恐後表現自己的愛國熱情。一個個都跟打了雞血似的，扯著嗓子喊：皇國萬歲，有進無退！
如果只是老百姓受到影響，可能還不要緊。可高階官員也這麼幹，那風險可就太大了。本來，政治是最需要理性的，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權衡利弊的時候權衡利弊，但是這種氛圍下，誰敢權衡利弊呢？誰敢妥協呢？誰敢說“要適可而止”呢？
說到底，誰敢被別人當成懦夫，當成賣國賊呢？政治家都是昭和男兒滿腔雞血，那還怎麼得了？整個日本就像蒙上眼睛的怪獸一樣，使勁往前衝。如果我們站在日本的角度考慮，在三十年代後期，他最理性的策略就是保持現狀，消化掉中國東北。這個過程最少要持續二三十年。只有瘋子才會想去全面進攻中國。原來軍部一直強調，把戰爭侷限在華北和上海一帶，結果軍隊一激動就打到華中了。戰線越拉越大，可問題也就越來越大。其實日本人也知道，中國太大了，他們不可能滅亡中國。就算是最狂妄的將軍，也沒有過佔領全中國的打算。他們的想法是打敗中國，讓中國認輸。但是如果中國不認輸，怎麼辦？他們也不知道。這個時候，美國出來壓制日本，要求它從中國關內全部撤軍，其實幾乎所有日本高官都知道，日本打不過美國，可他們還是決定偷襲珍珠港。為什麼呢？就是沒有人敢負責。
就像海軍大將永野修身，平時他叫的很厲害，“我們海軍不怕戰爭！晚打不如早打！絕不退縮！”可真到別人正式問他意見的時候，他就開始推卸責任了：“我當然覺得應該打。但是如果外相（當時的外相為豐田貞次郎）覺得還有希望，那我也贊成繼續談判.....這不是我們軍隊的事情啊。”
其實他就是盼著外相頂上這個屎盆子，自己繼續當一個愛國英雄。如果可要是外相真屈服了，他自己就會跳出來臭罵外相，扣著他腦袋把這個屎盆子按得更瓷實一些。就連天皇也在推卸責任。
他曾質問總參謀長杉山元：你當初說一個月就能打敗中國，可現在四年都過去了，也沒打敗中國。現在又要打，那需要多久才能結束？杉山元辯解說：中國太遼闊了……裕仁說：太平洋不更遼闊麼？
裕仁對情況並不是不瞭解。他也不願意打仗。可事到臨頭，他也在推卸責任。
裕仁說：內閣主張打仗。天皇推翻內閣的決議，這沒有先例啊。
天皇是日本最高領袖，統帥陸海軍。碰到關係到國家存亡的時刻，居然拿“沒有先例”來說事，其實這就是推卸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