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喪失了政治與文化話語權，“歷史中國”都是由西洋和東洋來書寫。兄弟手足對彼此的認知，都是由外來學術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漢族主義觀點認為“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有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則認為“滿蒙回藏非中國”。這都是當年“東洋史”的遺毒。
比如，有些史家試圖用“意識形態”來對標西洋史。當西方說“大一統”是專制原罪時，他們就將“專制”歸罪於元清兩朝。說漢唐宋本來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開明專制”，離西方不算遠，結果被遊牧民族的“主奴觀念”改造成了“野蠻專制”，明朝的高度集權是元朝軍事制度的殘餘，中國沒產生資本主義是因為被清朝斷了萌芽。得出如此結論，是因為他們沒深入研究中國未能誕生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
西藏拉薩的民俗——泥塑“金猴獻桃”
比如，當西方認為中國因缺少“自由傳統”沒有發展出民主制度時，有些史家就開始論證，“農耕文明”代表專制，“遊牧文明”代表自由。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國早在13世紀就有了一個商業與律法之上的社會形態。他們沒弄清，“自由精神”的殊榮只屬於西方的哥特與日耳曼人，從不屬於東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鳩筆下，同樣是征服，哥特人傳播的是“自由”，而韃靼（蒙古）人傳播的是“專制”（《論法的精神》）。在黑格爾筆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臘羅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體東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歷史哲學》） 。
這些紛爭與攻訐，都來自於我們總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維的益處，卻也經常受制於國際政治的裹挾。過去如此，未來亦是如此。
中華文明並非沒有過“種族”觀念，但另有一股更強大的“天下”精神將其超越。隋朝大隱士王通，教出了初唐幾乎整個將相集團。他身為漢人，卻說中國之正統，不在漢人之南朝，而在鮮卑之孝文帝 。因為孝文帝“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 。此為真正的天下精神。
位於河南洛陽的北魏孝文帝長陵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與蒙古族信奉佛教，無論藏傳漢傳，都有“消除分別心”的教義 。中國穆斯林“伊儒匯通”傳統中也有“西域聖人之道同於中國聖人之道。其立教本於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綱常倫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 之訓導。這種打破族群壁壘的天下精神，是中華文明的底色。一部中華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歷史。
中華民族融合中還充滿著深沉情感。寫於晚明的蒙古《黃金史》中說，永樂皇帝是元順帝的遺腹子，透過靖難之役讓明朝皇統又秘密回到了元朝，直到滿人入關才結束“元的天命”；寫於明初的《漢藏史集》中說，元朝是“蒙古人執掌了漢地大唐之朝政” ，宋末帝（蠻子合尊）並沒有在崖山投海，而是前往西藏修習佛法，成為薩思迦派的高僧，最後轉世為一位漢僧叫朱元璋，奪取了蒙古皇位，還生了一個面貌酷似蒙古人的兒子叫朱棣。用“輪迴”與“因果”把宋元明三朝編排成“互為前生後世”，這不是正史，而是宗教野史傳說，是當時的人們對大中華你我互有的樸素共識，是不同族群表達“命運共同體”情感的不同方式。這些情感，是僅憑外來理論描述中國的人難以理解的。
深沉的情感才能產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實的構建。最終，中華民族的故事還要由我們自己來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