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先生一生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創造了三個奇蹟：
第一，自他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後，僅七年時間，清華大學就成為可與世界著名大學比肩的名校。
第二，在抗日戰爭中，他主持西南聯大八年之久，讓西南聯大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座傳奇豐碑。
第三，赴臺後他又辦起另一所清華大學（但梅不贊成叫清華大學，他認為只有北京才有清華大學），這所大學也在短期內名聞遐邇。
一個人一生能創造一個奇蹟就已經不虛此生，而梅先生卻創造了三個。直到1962年逝世，他將自己近50年的心血奉獻給了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在他60歲壽辰之時，傅任敢先生就曾撰文讚揚梅先生“專”的精神：“在這幾十年中，他不是沒有外界功名勢利的誘惑的，但他都已敝履棄之了。我們可以公正地說，清華之所以成為一個國際聞名的大學，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長以一生貢獻給他，要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中國一切事業之所以不上正軌，就人事而論，實是大家缺乏專的精神。結果個人飛黃騰達，事業江河日下。這個專字有三層深度。第一層是說專幹一種職業，決不今天辦教育，明天弄政治，後天搞實業。第二層是說專幹一件事業，決不會今天做甲校的教務，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後天做丙校的校長。第三層是說專心致志，決不東應酬，西交際，幹著校長望著部長。做到第一層的人已經不多，做到第二層的絕少，做到第三層的便絕無僅有了。梅校長的專，便是屬於絕無僅有一層的。”文中還談到梅先生“大”、“公”和“愛”的精神。梅先生一生值得人們學習的地方無疑非常之多，而他在抗戰的炮火聲中，轉移清華校產、儲存學術種子、在大後方主持西南聯大的堅執努力尤為後世傳頌稱揚。
臨危受命，未雨綢繆
梅貽琦1931年12月就任清華大學校長。就在此前的三個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日寇侵佔中國東北地區。梅先生此時出任清華校長，可以說是臨危受命。他在就職演說中對師生們說：“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我們只要看日本對於圖謀中國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諸位都看過了，你看他們那種處心積慮的處在，就該知道我們救國事業的困難了。我們現在，只要緊記住國家這種危急的情勢，刻刻不忘救國的重責，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儘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後，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學生做教師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就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1934年，梅先生在開學典禮上又強調說：“華北的危機，是隨時可以觸發的，但我們仍然要不畏首畏尾的領導大家去努力工作，要冷靜耐心的幹。……我們所注意的，是持久的樹立根基的工作。做這種工作，自然不要求速效，不要慕虛名。所以吾常勸大家在現在的情勢之下，要咬著牙，屏著息去工作。因為張口亂嚷，於實事無一些益處。”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那麼，梅先生是如何腳踏實地開展未雨綢繆工作的呢？一是為學校做好萬一的遷校準備，他派人在湖南長沙附近選擇校址。之所以選擇長沙為校址，是從辦新校的物質條件出發的。早在1935年，為防時局惡化，清華大學曾撥鉅款在長沙嶽麓山下修建了一整套校舍，預計1938年年初可全部完工交付使用。二是秘密南運圖書儀器，讓南遷的師生一到，即可開展教學和研究。盧溝橋事變後，教育部決定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所考慮的一是當時的長沙遠離戰區，二是清華已在此建有校舍。然而，誰也未曾料到事變來得如此突然，規模來得如此大，北平很快陷落，接下來天津又失守，長沙同樣遭到轟炸。梅貽琦手擬的校產損失情況中說：“查本校師生自平變後，除一部分有確息外，尚無傷亡。校產因平校現為敵軍佔領，房舍損失共值三百五十萬元以上。圖書儀器被扣在平校者共值二百五十萬元以上。其中一部被敵軍強取及毀壞者確數無法查明，又本校長沙校舍四月被敵機轟炸，所受損失約值五萬元。”梅貽琦所說的這次轟炸是1938年4月11日敵機三隊轟炸清華在長沙左家壠的校舍。轟炸造成房屋損毀嚴重，所幸臨大師生此時已遷往雲南。關於清華秘密南運圖書儀器，史料中也有記載：“本校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間敵軍佔據豐臺之時，曾將一部分圖書儀器及機器等件運漢九百二十四箱，儲存於漢口上海銀行第一金庫，旋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間此項存箱由漢運輸……現正著手全部由渝移運來滇。其中圖書儀器已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商同全部借用。至於機器一項，將暫不需用者息數移往於安全之僻鄉妥密保管。”這些儀器、圖書的轉運、儲存，為此後三校聯合辦學、成立聯合大學打下了重要的基礎，成為大後方繼續傳播科學、堅持教育救國的重要物質保障。
秉持公心，勉力調和
單純一所大學搬遷到新址辦學都很不容易，長沙臨時大學由三所大學聯合組成，且是在新的校址，情況就更為複雜。學校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組成常務委員會管理學校。張、蔣在重慶均有任職，且不願以年資壓人，所以較少到校，因此實際由梅貽琦一人主持校務。當然，遇有重大事情，三人也會協商辦理。
此時的梅貽琦，既是清華大學的校長，又是西南聯大的常委。西南聯合大學既然是“聯合”辦學，就既有合併，又需獨立。關於合併的成分，主要是三校院系的合併，如文學院、理學院、教務處和總務處。關於獨立的成分，即三校各自的辦事處需保持獨立，不能合併。之所以獨立設定各校的辦事處，當然與辦事處的職能有關。辦事處下轄秘書處和總務處。秘書處管理本校的附設機構，及教師的聘任和辭退、招生和學生學籍、留學生的管理等。總務處管理本校的財務收支情況及經費，還有以本校名義建蓋的房舍及水電等事務。這些對梅先生來說並不是難事，難的是怎樣協調處理好三校之間的關係，這就需要有公允持平的精神和合理切實的辦法。三校團結容易產生裂痕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各院系負責人的產生。在梅先生的通盤考慮下，三個院系合併後，五個學院26個系的領導儘量讓三校都有人擔任。就是學校的教務、總務和訓導三處，也儘量都有三校的人。即便如此，還是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總務處處長沈履原是清華大學教授，因受四川大學之聘辭職離任並推薦北京大學教授鄭天挺來接替。鄭天挺力辭不就，北京大學的一些教授也支援鄭天挺。他們的理由是：“今日校中學術首長屬他人，而行政首長北大均任之，外人將以北大不足以談學術也。且行政首長招怨而學術首長歸譽，若怨歸北大而譽歸他人，將來學校地位不堪設想矣。”梅先生做了很多工作，此事才漸趨平息。
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校，有國立，有私立；有的師生人數多，有的師生人數少；有的圖書儀器較多，有的圖書儀器較少；有的經費充足，有的經費緊張。這幾多幾少，就成了團結容易產生裂痕的另一個地方。因為研究經費問題，某校的一些人提出要求獨立，這讓梅貽琦非常著急，做了很多工作，總算沒有鬧到分家的地步。抗戰後期，物價飛漲，公教人員生活每況愈下，朝不保夕。梅貽琦數次向教育部反映，政府卻一再拖延、不見落實。梅貽琦只得與清華眾教授商議，動用清華的裝置，組織合作社，生產一些日用品，以補貼三校的教職員，幫大家渡過難關。清華教師人數眾多、負擔最重，梅貽琦沒有裁掉任何一人，也沒有壓縮編制。他採取分流的辦法，在清華原有三個研究所的基礎上，根據抗戰和雲南發展的需要，又成立了農業病蟲害、航空、無線電、國情普查和金屬五個特種研究所，將這些研究所合為研究院，由葉企孫教授擔任總負責人。這樣一來，分流了一些教師，清華在聯大中人數就大為減少了。
用真正教育，造就新民
無論是執掌清華，還是主持西南聯大，梅先生始終堅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張辦“真正教育”，即“追隨蔡孑民先生相容幷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造就“新民”。怎麼造就？只能用學術，只能靠大師、靠教授，因為只有他們懂得學術，也懂得怎樣用學術去造就人才。他不僅肯定教授在幫助人們增進智識方面的作用，還肯定教授在幫助人們進行精神修養方面的作用，“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也全有賴教授們的Inspiration”。大師，就是教授中的教授。他認為，教育只有一個目標，即“發展全人格”。在清華任教務長時，梅貽琦就提出以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群育和勞育“六育並重”來發展學生的全人格。
後來他在《大學一解》中還倡導實行中國古代書院那樣的“從遊”，說：“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遊。……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不僅如此，梅先生還認為，教授懂得學術，能讓一個大學學術興旺，所以應發揮教授在治理大學中的主人翁作用。梅貽琦的著作或講話雖沒有公開承認“教授治校”是清華大學的一種制度，但學校所實行的校務會、教授會和評議會的三會制度，都由教授唱主角。
縱觀梅先生關於教育的論著，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當數梅先生擬就大綱、潘光旦先生執筆完成的《大學一解》。這是一篇令人擊節讚歎的妙文，大致可歸納為“五論”和“五個閃光點”。“五論”是新民論、通才教育論、大師和教授作用論、學術自由論、自身修養論。“五個閃光點”是“大學的位育問題”“人文科學也是一門科學”“應鼓勵師生無所不思無所不想”“大學課程設定是‘明明德’的一部分”“大學是一方教化的重鎮”。此文選在清華大學建校30週年暨西南聯大在昆明建校三週年之際發表，其中大有深意。筆者揣測，大致有以下原因：第一，針對國民政府頒行的《抗戰建國綱領》中所主張的大學教育要“通專並重”（實則主張“專才教育”）和“提倡理工，抑制文法”的方針，梅提出通才教育和文理並重的方針。第二，針對中央俱樂部（即國民黨CC系）要控制西南聯大及其他大學的舉措，梅主張維護學術的獨立與自由。第三，針對三校中出現的不和諧音，需要統一師生思想，消除裂痕。第四，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前，關於怎樣進一步辦好西南聯大應有一篇宣言書。從文中可以看出，梅先生是不贊成當時的教育制度的，他在回答中國的大學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路才能辦出自己的特色時，認為既不能將西方的現代大學制度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也不能複製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二者各有優劣。比如西方大學的選修課制，雖可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但滋長了實用主義的功利態度，不利於全人格的培養；中國古代的書院制有利於師生教學的互動，但會讓學生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他，因此應各取所長，以“真正教育”為目標，以通才教育和學術自由為手段，以教授為大學的主人翁，創出一條有自身特色的辦學道路。西南聯大正是這種特色教育的具體體現。
蔣夢麟在為梅貽琦撰寫的碑文中說，梅先生“凡可促進我國科學教育之發展者無不竭誠以赴。一生盡瘁學術垂五十年，對於國家服務之久，貢獻之多，於此可見；其學養毅力尤足為後生學子模楷”。今當梅先生130週年誕辰，謹以此文遙致紀念。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原文刊載於《群言》201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