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前文：大明的朝堂（序） 歷史上諸皇朝權力格局的變遷
朱元璋建立大明登基稱帝后，有感於宋元以來皇帝們的弱勢，官吏們的恣意妄為、勢力膨脹，強力推行制度改革重新加強皇權。對於表現出抗拒不合作的官員們，朱元璋則是毫不猶豫地拿起手中的刀，別說是抗拒、反對，就連不積極合作的都要全部斬殺。
對於軍隊，太祖深知軍隊才是皇帝掌握權力的根本保障。他拉攏軍隊的主要方法是將軍隊職務作為獎賞，封給有功人員世襲繼承（後世皇帝們也採取這種方法）。把軍官及其後代的利益與皇權捆綁在一起。
出警入蹕圖 區域性 護衛皇帝的錦衣衛和武將
說明：錦衣衛不僅僅是作為一個特務組織。它的另一個主要功能是勳貴贍養所。有明一代，皇帝大量地將錦衣官職作為賞賜，封賞於有功之人世襲。明朝初期文官們還不接受這個封賞，但是憲宗之後文官們也樂於為後人獲取錦衣世官（怎麼說也是鐵飯碗）。後期這類封賞被太監和文官們大肆濫用，有時候一次戰鬥能封出幾百個錦衣衛出來。這也是錦衣衛數量膨脹的根本原因。
軍隊的世襲官職有九等，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衛鎮撫、正千戶、副千戶、百戶、副百戶、所鎮撫。雖然世襲官職最高只能到一個衛的指揮使（類似現在加強旅旅長），但是指揮使之上的都指揮使（類似現在軍長）、總兵官，一般只有擁有世襲指揮使職務的人才有資格被任命。
有明一代的絕大部分軍官是世官，例如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努爾哈赤實際上也算明朝的世官）。普通人想要從軍做官，基本只有走武舉這一條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毛文龍），所以數量寥寥。
朱太祖也深知，軍隊權力膨脹之後的可怕，所以穩定邊界後，就開始削弱軍隊權力。他將明軍的指揮中樞大都督府一分為五，讓軍隊互相牽制，弱化他們的實力。同時地方上將民政（尤其是財務這塊）與軍政分開，取消了軍隊的後勤組織能力，以此讓皇帝可以透過朝廷牢牢控制軍權。
對於軍隊中的高階軍官，願意老實交出權力並從此安分守己的（當然確認權歸太祖所有），太祖封爵賞田讓你頤養天年，否則全部送上謀逆的罪名（太祖立國後大發免死鐵劵，不過這種鐵劵不赦謀逆之罪）。
明代免死鐵劵實物
太祖就是透過這些方法，在清洗的同時，牢牢地控制著軍隊。
對於朝廷制度的改革，太祖用了翻天覆地的大手筆。首先以通達下情的名義在朝廷裡設定了一個全新的機構，通政使司。皇帝不經過中書省（也就是丞相）也可直接處理政務，開始弱化丞相權力。
隨後太祖以胡惟庸謀逆案為藉口，正式關閉了中書省，廢除了丞相制度。朝廷裡原隸屬於中書的各部司由皇帝直接指揮，將朝廷組織扁平化。廢除了御史臺改建都察院（主要是增加了巡查御史系統以監控地方官員），加強對文官的監督職能。並在各部設定科道官員（給事中），並賦予他們封駁權，意在時時監察官員處理政務的情況。
太祖將地方權力一分為三，分別是承宣布政使司（民政）、按察使司（司法）、都指揮使司（軍事），這三司平級、互相牽制，誰也無法單獨控制地方。為防止官員在地方經營勢力，一是採取流官制，二是將行政機構只設置到縣，縣以下嚴禁官員干預。
說明：明朝縣以下的日常社會管理依靠的是鄉老和裡甲制度，日常糾紛和矛盾基本都是在鄉里自行解決。
同時太祖還大規模地打擊天下富戶，將他們集中遷居到京師（南京和鳳陽），並沒收他們的田產。
可見太祖的改革主要就是三個方面，一是大量回收決策權到皇帝手中；二是朝廷組織儘可能地扁平化，進一步削弱文官權力；三是割裂、摧毀文官和地方勢力之間的聯絡。
文官集團同意洪武削弱他們的權力麼？不同意。但是他們又能怎麼樣呢？洪武牢牢地掌握著軍隊，他不需要文官集團來認可他的權力。而且洪武只需要動用軍隊中的一小部分— 錦衣衛，文官集團就已經無力反抗了。大權在握的洪武也沒有了絲毫憐憫，活生生的鋼刀在手，天下我有。
胡惟庸案、空印案將文官集團從頭洗到腳；郭桓案將天下中產、富戶掃蕩一空。尤其是郭恆案更是目的性非常明確的政治案件，因為朱元璋的說法屬實的話，那就是他在自證無能。郭恆真能在他眼皮底下能聯絡朝野內外幾萬人，貪墨整個皇朝近一年的糧賦。還不如直接把朱元璋拉下馬自己當皇帝算了。
這兩本字字滴血的書也只有大權在握的朱元璋才有能力編寫
志得意滿的太祖對官員的要求就是，安心做奴僕。他一改宋元對官員的優待，別說稍有不順就會下獄論死罪、徒刑。就算是老老實實幹活，也別想有什麼厚報。洪武將官員的俸祿定得低得離譜，也就勉強不餓死（海瑞的清廉、貧寒天下共知，不是他不愛錢愛仗義疏財，是朝廷按規矩就只發那麼點錢）。
權力的高度集中也給太祖帶來了煩惱，繁多的政務讓太祖感覺力不從心。太祖只能設定四輔官（春夏秋冬），從民間選出一些老儒來幫助自己處理政務。但是這些老儒畢竟不是職業官僚，協理政務的能力和效率並不能讓洪武滿意。
由此可見，太祖並沒有真正明白丞相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只是簡單地認為，丞相分了皇帝的權力。
從表面上看，沒有了丞相，皇帝將皇朝的權力全部攬到自己手中。但是這些權力皇帝真的能全部接下來麼？
龐大的皇朝，每日的政務多如牛毛，皇帝要不要處理？很多政務複雜而精細，皇帝有沒有相應的能力去處理？處理不完或者處理不了，怎麼辦？要麼就是撂荒不管讓皇朝衰爛下去。要麼就是委託他人處理，這不就是把權力遞交了出去？
權力只有能夠正常使用的時候，才算真正被掌握。
丞相併不是單獨的一個人。以明朝為例，丞相下屬有平章政事、丞、參政知事、郎中、員外郎、都事、參議、知事等等，除此之外還有私人幕僚。所以丞相實際是一個職業、高效的政務處理系統。
正常情況下丞相由皇帝任免，所以丞相就需要向皇帝負責。他並不是在分皇帝的權力，而是在協助皇帝正確、高效地使用他的權力。實質上就是在幫助皇帝保障他的皇權。
皇帝日常只需要監督丞相，如果他成績不佳或者預謀不軌，換人即可。至於說丞相權力大到讓皇帝無可奈何的地步，那隻能說是皇帝和丞相調換了位置。東漢末年的曹丞相與漢獻帝，你說誰才是真正的皇帝？不能因為個例就否定整個制度的意義。
有丞相的時候，皇帝還可以和丞相（以及附屬於丞相的文官）結成同盟，透過這個團隊，對整個文官集團進行分化，進而實現管理和控制。如果沒有了丞相，皇帝就得獨自面對整個的文官集團。
取消丞相後，太祖實際上自己一個人承擔了原先整個“丞相系統”的大部分工作，雖然政務實際數量沒什麼大的變化，但是由於處理能力和效率的急劇下降，太祖本人被政務硬生生的逼成了“勞模”。
姑且不論實際政務處理的結果是不是高於以往，他也沒有實現將皇朝權力全部集於己身的目的。因為無法有效地使用所有的權力，他不得不將部分權力轉讓給他的兒子們。
明朝北方邊線上的九王，不就是太祖一手造就的麼？原因很簡單，他沒能力一邊在京師處理政務，一邊管理大明的邊防。太祖本人也擔憂過，他們會不會成為明朝的隱患。但是在不願意向文官集團讓渡權力的情況下，太祖也沒有別的選擇。
洪武十五年（關閉中書不到兩年），被繁多政務折騰得喘不過氣的太祖不得不向現實稍微低頭。設定諸殿閣大學士，吸納一些精通政務的官員入閣，協助自己處理政務。此時我們還不能稱之為“內閣”，因為這些大學士手頭沒有任何權力，只是向洪武提供諮詢服務的工具，所以他們對太祖處理政務的實際幫助也是寥寥。
建文登基後，在方孝孺的協助下有意向去改變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但是燕王朱棣沒有給他這個機會，所以到朱棣登基，明朝的權力結構也沒有什麼變化。
登基稱帝的成祖，並沒有高興多久，他父親的問題同樣傳遞到他的身上。皇朝北疆的防禦，也放手交給自己的兒子們麼？
造反上位的成祖，唯一選擇就是他自己，於是營建北京，天子守國門吧。皇帝本人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去防禦蒙古，那繁多的政務怎麼辦？更沒有精力的成祖就不能只諮詢大學士們政務的疑難點了，他需要大學士們拿出具體的處理建議。於是大學士們的作用就被加強了。
不過成祖並不放心這些文臣，首先他把諸殿閣大學士的官品設定得很低（最高五品），而且不給他們決策權和行政權，讓各部官員對他們形成壓制，另外他派自己的兒子領導監督他們。
然而篡位的心理陰影、權力鬥爭的殘酷，讓朱棣也沒有辦法完全信任太子朱高熾（明仁宗），朱高熾也明白自己頭上有一雙懷疑的眼睛。所以他在監國期間並不直接干預政務（避嫌），而是儘量讓文官們自行處理完成。
太祖設計的政務處理流程是官員上報事由，皇帝做出決策併發出命令，收到聖旨的官員具體去執行命令。現在這個流程中的皇帝做出決策，開始轉變成了內閣大學士在太子或皇帝的監督下做出決策。
這實際意味著大明的朝政，文官集團基本上可以獨立完成了。不管朱棣是否情願，他作為皇帝已開始向文官集團返還權力了。
從成祖後期，明朝就開始以內政為主，皇朝龐大的體量、眾多的人口讓政務處理變得複雜而精細，很多政務必須有相當豐富的專業知識、操作技巧，而且處理起來非常地耗費時間和精力。
洪熙登基後在北境漸息兵戈、南方也早就從安南撤退，開始專注境內建設，皇朝的政務決策愈發離不開專業官僚。
到宣德朝皇帝面對繁多、複雜的政務，無法一一去核驗，所以越來越受制於文官集團，開始被動地接受他們的意見（等同於皇帝讓出決策權）。面對不利的局面，宣德皇帝做了影響深遠的變革，讓宦官來幫助自己。
說明：皇帝在政務處理中的被動，為了便於理解，筆者舉個例子。比方說某地災厄，官員申請朝廷運糧賑災。皇帝同意了，但是運多少呢？除非皇帝自己會算，只能讓某些官員拿出方案。官員列出清單，災民幾何，需糧幾何，運輸消耗幾何，管理分發消耗幾何，等等。對於皇帝來說怎麼判斷這數字沒問題？所以他需要人幫他去查以前的檔案來對比，也需要人去調查這些資料是否真實有效。
故宮內書堂畫卷 區域性
宣德在宮中設立內書堂，由翰林學士來教授宦官們讀書（不是識字），然後從中擇優選入司禮監。司禮監太監的主要職責就是幫助皇帝閱讀奏疏（也就是政務），整理要點，收集相關所需資料，以便皇帝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該政務的脈絡並做出正確的判斷或決策。並且為皇帝提供抄寫服務。
說明：司禮監選拔宦官除了文化水平，還挑選一類人才，就是字寫的好的。因為古代沒有打字機，皇帝處理政務時有大量的文書抄寫工作。著名的權閹馮保，就是在嘉慶年間因為字寫的好被選入司禮監。
如果大學士們的建議符合他的想法，就照此擬旨。這是後期明朝政務處理最具代表性的票擬、披紅的雛形。本來這樣下去，內閣就還是隻能提供諮詢意見（最多個別事上欺負皇帝沒精力搗搗漿糊，忽悠下皇帝），司禮監的太監們也只能是整理、收集資料的助手。
但是一個女人決定改變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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