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偉大政治家、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締造者戴高樂將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如此巨大，她就在那裡。當她不存在是一種盲目，更何況她的存在越來越顯著”。

正是在這位政治家任內，中國與法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法國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中法關係也由此走向發展的道路。

近年來，中美戰略競爭對國際戰略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美歐三邊互動也明顯增強。作為歐洲大國，法國自然備受關注。

一、互為“介面”：中法關係的發展與意義

1964年1月27日，中國《人民日報》和法國《世界報》同時在頭版向世界宣佈了中法兩國建交的訊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三個月內任命大使。”中法建交被西方視作作“炸破冷戰堅冰的外交核彈”。

中法建交既是兩國政治、外交的需要，也是冷戰背景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促進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法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第四共和國治下的法國政局動盪不安，頻繁陷入戰爭。

1958年1月，法國駐阿爾及利亞殖民將領馬絮公開叛亂，全國再次陷入混亂狀態。

戴高樂受任於危難之際，果斷採取措施，平息叛亂，穩定國內局勢，並於1958年10月透過全民公投通過了第五共和國憲法，實行總統制。

戴高樂本人也於1959年1月8日宣誓就任總統。第四共和國時期，法國對美國的依附始終令戴高樂不滿。

戴高樂

再度執政後，戴高樂將“重振法國大國地位”和“獨立自主”視為其外交的戰略目標和追求，這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在西方聯盟內部，反對美國的霸權統治，維護法國的獨立自主。

例如，不顧美國反對加速核武器的研製開發，並最終於1960年2月13日取得成功；積極推進歐洲共同市場的建立和發展；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

二是，在歐洲和全球範圍內，尋求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外的力量相結合，形成第三力量，重新樹立法國的大國形象。

例如，實行非殖民化，推行積極地第三世界政策。在這一過程中，戴高樂十分重視同中國的關係。

一方面，中國是亞洲地區內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法國想要重返東南亞無法繞過中國戴高樂曾表示，“在亞洲，如果沒有中國的參加，任何協定、任何條約都將是無效的”。

另一方面，中國也是美蘇爭霸背景下為數不多努力尋求獨立自主的另一大國，透過與中國對話，以期部分實現其制約美國的目的。

而對於中國而言，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霸氣與日俱增，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干涉也越來越多。蘇聯力圖將自己的路線強加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置他國利益於不顧，這是堅持獨立自主的中國所不能接受的。

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中蘇之間簽訂的關於國防技術的協議；1960年，又撤走蘇聯全部援華專家。

這給中國的經濟、工業、國防、科研等工作帶來巨大損失。中蘇矛盾在國際社會迅速公開並擴大。此時的中國，內外交困，迫切需要美蘇之外的大國予以承認和支援。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法走上了接觸，並最終走向了合作。

1963年10月22日，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作為戴高樂總統的代表秘密訪華，向北京表達了中法建立外交關係的主張。

在這次半官方的訪問期間，富爾與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共進行了6次實質性會談，雙方都認為中法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

1964年1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蘭西共和國宣佈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同法國建交，化解了美國對中國的孤立政策，促進了中國同歐洲，特別是東、西歐地區的合作，改善了中國的外貿局面。

中法建交後，法國作為一個“介面”，與中國在經貿、科技、人文等領域展開交流與合作，在多個領域創造了“第一”。

雙方在核能領域的合作是最具戰略意義的。在中國發展核能的道路上，曾去往多個國家考察參觀，然而“中國考察團到蘇聯、美國、歐洲等地核電站參觀時，其他國家均不讓中國科學家進入核心部位，只有法國全面開放，讓我們參觀”。

因此，1978年中方決定向法方購買兩座核電站裝置。1982年，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現法國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員會）與中國核工業部簽署了第一個核能合作議定書。

此後，中國引進法國技術建設大亞灣和嶺澳核電站，四臺機組分別於1994年至2003年投入商業執行。

目前，中國在建的二十多臺機組均採用翻版加改進的法國技術。中法核能合推動著中國核電產業由弱到強。透過學習法國的技術，中國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產業體系，併成功走出一條從引進技術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

在經貿領域，中法貿易的恢復和發展甚至還要早於兩國雙邊關係的建立。

1952年，中國進出口公司率先展開與法國的貿易往來，雙方充分實現優勢互補：中國向法國輸出絲織品和農產品等，法國則向中國輸出工業用品等。

中法建交後，政治關係的密切帶動了經貿發展的進一步增長。中法兩國產業的互補優勢是兩國貿易得以持續並迅猛增長的重要原因。

法國對華出口、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汽車、航空、通訊、化工、水務、醫藥等領域，大部分為生產性企業。

而中國對法出口則多為機電產品、紡織品及原料和傢俱玩具雜項製品。根據外交部網站，法國是中國在歐盟內第三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實際投資來源國、第三大技術引進國。而中國則是法國亞洲第一大、全球第六大貿易伙伴。

二、時過境遷：中法關係的變化

回顧歷史，法國之所以能夠與中國打破重重阻力建立外交關係，併成為連線中國與世界的“介面”，主要得益於以下幾方面：

第一，法國自身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工業能力和較高的科技水平，這為法國保持獨立自主、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第二，強勢領導人的推動是中法關係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不論是戴高樂對獨立自主、大國地位的追求，還是後冷戰時期希拉剋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挑戰和多極化的追求，都表明強勢領導人對法國內政外交具有重要影響。

第三，中國實力的相對弱勢為法國彰顯自身綜合能力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和機遇。

儘管新中國的成立對亞洲、世界的政治格局都產生巨大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彼時的中國在工業、科技、對外貿易等領域都處於落後的地位，急需外部力量的支援、引導和幫助。

然而，世界是永恆發展的，影響中法關係的諸多因素也在近年發生了變化，尤其是中國實力的增長使得各方開始重新思考彼此之間的意義。

中國綜合國力增長對法國造成的影響有很多，其中，在法國看來，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中國“一帶一路”的推進。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國不僅在非洲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在教育、文化等領域也展開了較多合作與發展，中非關係更加密切。

然而歷史上，法國是長期統治非洲的殖民宗主國，就像美國將美洲視為自己的“後花園”那樣，法國也一直將非洲視為自己的“後花園”。

在法國的長期殖民下，一些非洲國家直到現在仍將法語定位自己的官方語言。法國對非洲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領域的滲透和控制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中的其他四常遠無法比擬的。

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在非洲投資建設的擴大，法國開始逐漸感到對非洲控制力的削弱和對非洲影響力的下降。對非洲的“爭奪”將逐漸成為影響中法關係的重要因素。

“一帶一路”的另一發展物件是中東歐地區，這使得法國擔憂中國在該地區推行的政治經濟戰略將會影響到歐盟的團結與合作。

法國總統馬克龍自競選伊始就將推動歐洲重塑、打造一個主權、統一和保護的歐洲作為目標。

英國脫歐後，法國更是成為歐盟內唯一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使得法國在歐洲的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更加凸顯，歐洲輿論也將其視為歐洲新的“領導人”。

2018年5月，法國參議院“一帶一路”專題工作小組向參議院提交一份名為《對法國而言，“一帶一路”是簡單的經濟標籤還是新的世界秩序》的研究報告。

報告指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建立的“16+1”合作機制（希臘於2019年作為正式成員加入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使得“16+1合作”升級為“17+1合作”）涉及較多歐盟成員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歐盟組織機構的相容成為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

此外，作為歐盟主導國的法國也致力於加強對歐盟的內部管理，既保證歐盟作為整體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又防止中東歐國家透過與中國合作而提升自身實力從而削弱法國在歐盟內部的話語權。

除了中國實力增長的因素，法國自身的相對衰弱也使得其重新考慮自己在國際關係中的定位。

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來自中東和非洲的大量難民湧入歐洲，法國和歐洲的社會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各種宗教極端主義都在上升，法國更是連續遭受恐怖主義襲擊，社會不斷受到衝擊。

“難民危機、恐襲危機和宗教極端主義的上升使得法國和歐洲社會強烈意識到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政治忠誠受到的威脅，從而助推了右翼保守勢力及其思想基礎的回潮。”

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慣性依舊存在，在這種複雜的觀念格局影響下，法國社會公眾很容易將對現實和全球化的不滿“外部化”，對以中國為代表的後發新興國家持有消極、負面的觀點，從而影響到雙邊關係的發展。

三、未來走向：矛盾與合作並存

法國對中國的態度是矛盾的，這在眾多領域都有所體現。例如在全球治理領域，法國既將中國視為多邊主義的支持者、對抗美國單邊主義的合作伙伴，又擔心中國在多邊國際組織中影響力的增長；

既希望與中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公共衛生防治，但又強調歐洲應當形成自己的標準和體系。

在以5G為代表的新興技術領域，法國一邊表示不會汙名化特定的公司和國家、不會效仿美國將華為排除在其下一代5G網路之外，但同時又鼓勵更多的歐洲企業參與到5G網路建設的競爭中、支援歐洲建立自己的5G系統。

這些矛盾在反映中法存在分歧的同時，也暗示了中法之間依然存在合作發展的空間和基礎。

以“一帶一路”在非洲的推進為例，中法兩國可以在這一框架下實現優勢互補，中國可以藉助法國在非洲的傳統影響力和地緣優勢為中國在非投資提供安全保障，法國可以利用中國的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挖掘非洲的資源、能源和發展潛力，非洲自身的發展需求也得以在這一過程中得到滿足。

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儘可能多的同西方大國保持良好的關係，防止被美國拖入“新冷戰”的陷阱；法國也需要進一步深化、擴大與中國的合作，以應對來自美國的施壓與威脅。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中法在國際秩序變革時刻的合作顯得尤為重要，新舊秩序的轉換需要協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訴求需要及時溝通。作為兼具大國責任擔當和大國綜合國力的國家，中法兩國的未來依然大有可為。

參考文獻：

1、張驥：《法國外交的獨立性及其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的限度》，《歐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6-31頁。

2、楊成玉：《馬克龍歐盟改革倡議的內涵、思路與前景》，《歐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1-8頁。

3、江凱：《“離心性”與“向心性”：冷戰期間中法外交程序及其啟示》，《西部學刊》，2017年第4期，第65-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