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粵珍奇勝碧霞”之清代廣東銅元
（GUANGDONG/KWANGTUNG)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開制
清代輪隆年間，廣東進士宋湘，為官清廉，勤政發民，才氣豪邁，賦詩敏捷，曾經將當時廣東各府州縣的地名，集結寫成了一首詩，其中以“東粵珍奇勝碧霞”描寫廣東的好山好水，令人印象深刻。清末中英爆發鴉片戰爭，1842年中國戰敗簽訂《南京條約》制讓了香港，自此，由於香港的關係，廣東成為受到西風影響的重要省份之一，很多“洋玩意兒”都是粵省開風氣之先大膽使用的。
廣東首創，銅元肇始
方孔銅錢是中國古來由政府發行的貨幣，以“文”為基本單位，具備貨幣的價值衡量、流通、儲藏與支付等功能，是商民經濟活動的基礎。雍正十一年以後，限定以一錢二分（約為4.5克）為鑄錢的標準重量，自此成為定製，故亦稱“制錢”。但隨著國力的衰弱，制錢減重的情況逐年加劇。此外，由於清末太平天國運動與雲南回民起義等動亂，使得雲南銅產銳減，銅價逐年上漲，造成清末許多鑄錢局關閉，奸商囤積制錢私毀牟利，因而更加重各地錢荒，導致錢價逐年高升。為了解決制錢缺乏的問題，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準成立廣東造幣廠，光緒十三年（1887年）四月與英商伯明翰造幣廠簽訂合同，訂購可日產“機造制錢”260萬枚，兼造銀錢10萬枚的造幣機器，於廣州擇地建廠。廣東造幣廠十三年七月興工，十五年二月落成，四月廿六日開制機造制錢，擁有造幣機器90臺，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造幣廠［01].
廣東造幣廠初期用機器製造重一錢的黃銅“光緒通寶／庫平一錢，滿漢文廣”方孔制錢，後來為了降低成本，改制重八分的“光緒通寶／滿文寶廣”，光緒二十年因虧損甚巨而停造，其間粵廠曾試製了少數“光緒重寶當十”方孔樣錢，探討發行大值銅元的可行性，後可能因未被核准而沒有發行。光緒三十二年再因制錢缺乏，生產重三分二釐的黃銅圓孔機造制錢，度支部（原戶部）也曾一度要求各省仿效粵廠製作。宣統二年粵廠收歸總廠後，地方錢幣一律停產，總計清末廣東造幣廠共生產機造制錢約52.5億枚【02].
GDQ01
中國第一枚有記載的機制方孔錢，英商伯明翰造幣廠樣幣，級別3級
GDQ02
光緒重寶／寶廣當十，機制幣，級別3級
由於廣東的機造制錢虧損嚴重，時造時停。錢荒日甚，民計愈困，“銀賤錢貴，物價劇增”的現象更行嚴峻。此時，香港政府趁機大量製造銅仙輸往廣東，獲利頗豐。於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兩廣總督李鴻章擬仿香港銅仙，以機器製造“每枚重二錢”的銅幣，開始時以“每百枚換一圓”（即銅重二百錢約可換銀七錢二分）為銀圓、銅元的法定兌換比，行情遠遠超過制錢千枚換銀一兩（即銅重一千錢約可換銀一兩），除補錢荒，也因而得利。當時海關負責編纂《貿易情形總論》冊處稅務司馬士（H.B.Morse)即指出“各廠無暇鑄造銀圓之故，即為趕鑄銅元”，認為銅元興起在於：“並非百姓厭故喜新樂於使用，實因制錢大缺，無處兌換，不得不用銅元以便流行”，所以，銅元的出現適足以成為制錢的有效代用品。
廣東首先推行的ONE CENT銅元（“CENT”應譯成“分”，廣東、香港等地音譯成“仙”），錢幣面版書寫為“光緒元寶每百枚換一圓”，背版設計為“ONE CENT飛龍”圖案，在同年六月面世，開我國發行西式銅元的先河。然而，粵省開始時發行的銅元是以銀圓為換算基準的，和中國傳統社會以制錢為單位的用錢習慣不合，當時民眾平日生活的工資、雜費、民生物品價格等皆以“文”為計價基礎，因此造成日常使用銅元的不便。
此外，國際銀價長期的滑落，也是造成銅元當作銀圓輔幣無法順利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古代的貨幣制度，沒有類似西方國家的貨幣本位制度，也無主輔幣之分，有學者說清代貨幣制度是“銅製錢”與“稱重銀兩”的雙軌制，兩種貨幣同時在市場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也各自有不同的使用範圍。制錢以文為單位，清代初期法定一千文為一串，合銀一兩，但在實際流通中，銀、錢比價隨著市場需求變化而頻繁波動，銀兩和銅錢不僅是兩種貨幣，而且也是兩類金屬商品，銀和銅自身的商品價格，決定了貨幣的價值。18、19世紀間，由於墨西哥等拉美地區的新銀礦的大量開採、技術的改良、政府的補貼等因素，使全球銀產量逐年遞增，國際銀價呈現長期下跌的趨勢，因此，自19世紀70年代以後，印度、日本、俄國等也先後放棄銀本位制而採用金本位制。
在“銀賤錢貴”造成錢荒的情況下，廣東當局開始以公信力規定銅元作為銀圓的輔幣，使得銅元發行初期大為暢旺，常以高出“法定價值”來行用。如前述，後來因銀價下跌與銀、銅比價不穩定等因素，以銀圓作價的“每百枚換一（銀）圓背ONE CENT”銅元（簡稱仙幣）推行不順，造成民眾日常使用的不便與困擾。因此，粵省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改成以制錢作價的“每元當制錢十文背TEN CASH”銅元（簡稱文幣），這才順利通行無礙，從此，廣東銅元才真正開始蓬勃發展。據欽差考查銅幣大臣陳璧的統計資料，粵廠自光緒二十六年開辦至光緒三十二年底共造當十銅幣近9.6億枚，規模應僅次於湖北與江寧兩廠。此外，參考其他資料，粵廠在光緒三十年生產了近1.5億枚，光緒三十一年生產了約4億枚［02],由此得知廣東銅元文幣的數量要比仙幣來得多。
GDQ03
每百枚換一圓／ONE CENT飛龍，中國第一枚機制銅元，
伍（周）譜編號A-1(KT.02),級別C(10級）
GDQ04
廣東高寶／TEN CASH飛龍，廣東文幣早期混配版，伍（周）譜編號B-3(KT.05),級別S(8級）
GDQ05
廣東低寶／TEN CASH飛龍，廣東文幣中期版，伍（周）譜編號C-3(KT.07);級別C(10級）
追尋伍譜廣東混配的軌跡
廣東“仙文”混配銅元
所謂“銅元混配”現象在清未各省局普遍存在，也饒富銅元收藏的獨特趣味。廣東造幣廠在“仙文”版別轉換的過渡時期，也發生了而背版混配情況，筆者多年追尋伍譜記載的三種廣東光緒元寶的銅元混版，先後有幸得自張璜的舊藏。
GDQ06
廣東“仙面文背”混配。每百枚換一圓混配TEN CASH飛龍，面為“粗頭一”，仙幣晚期版。幣背英文H一般所見都是斷開的，此枚完整好品少見，應為十文龍早期版，張璜舊藏，伍（周）譜編號A-3(KT.03),級別ER(5級）.
GDQ07
廣東高寶“文面仙背”混配。高寶版混配ONE CENT飛龍，張璜舊藏，伍（周）譜編號B-1(KT.06),級別ER(6級）
GDQ08
廣東低寶“文面仙背”混配。低寶版混配ONE CENT飛龍，張璜舊藏，伍（周）譜編號C-1(KT.09),級別ER(5級）
廣東小字肥緒銅元
今人稱為廣東“肥緒”銅元，前人名曰“廣東小字”，很早就為收藏家們所重視，此枚廣東小字肥緒的包漿為典型張璜（或漢南）藏品，幣面上隱約有鉛筆書寫“E4”的痕跡。新中國成立前，當時有位德籍的銅元收藏家漢南，僑居上海，也應是伍德華的“粉絲”。此君有個收藏習慣，喜歡將伍譜的編號用鉛筆寫在幣面上。漢南與張璜的私交甚好，以常常討論銅元而成為好友。“二戰”結束，德國僑民要被遣返，漢南在回國前將所有藏品轉交張璜。所以現今所謂“張璜舊藏”銅元應大都來自漢南。其藏品特色以版別全且品相好著稱，此外也有珍稀的名譽品，包括大名鼎鼎的“哈爾濱軍艦”銅元（後來張璜帶到香港，可能即筆者的現藏品）與廣西十文（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等。
GDQ09
廣東小字肥緒，又稱異緒，從龍版推算，應是廣東光緒元寶銅元的後期版，張璜／漢南舊藏，伍（周）譜編號E-4(KT.10),級別ER(5級）
有名的中國機制幣錢幣商張璜，祖籍杭州，後移居上海，早年以收藏銅元為主，由於與馬定祥有同鄉和同好的淵源，後來成為莫逆之交。張璜的英文流利，和當時在上海的洋人錢幣收藏圈頗為熱絡。民國35年（1946年）在上海開設“金海錢幣店”，以經營機制幣為主，並且主持了中國首次錢幣拍賣會，吸引了許多中外藏家。1950年離滬赴港前，張璜將大部分銅元留給了上海家人，到香港後從事高檔機制幣買賣，當時海外收藏大家的珍品，很多皆由其經手。1981年，張璜出版了《中國銀圓及銀兩幣目錄》，該書迄今仍是中國銀幣收藏者的重要參考依據。
清末銅元時代生活史
廣東始制銅元，初期績效良好，後清廷命沿江沿海各督撫仿辦，於是各省紛紛仿效籌辦開廠，銅元餘利主要用於該省練兵與學堂新政之用。此後，由於各省利之所趨且中央也未即時立法管制，各地銅元濫造情形逐年加劇，尤其南方各省如粵、閩、寧（蘇）、浙、鄂等更是大量製造銅元傾銷他省，造成銅元價值逐年降低。此外，國際銀價雖在19世紀末呈現下降的趨勢，但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歷史低點起逐漸呈現反彈回升的趨勢，一圓銀圓兌得的制錢數逐年上升，一改光緒元寶銅元前期所謂“銀賤錢貴”的現象。
方孔銅錢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經濟活動的計價基礎，如宣統元年（1909年）六月三日《申報》所言：“吾國以農立國，四民之中農佔多數······然其副產品如柴薪、蔬菜、雞鴨之類，其傭工如春米、插秧、耘草之類，皆以錢計值。”所以當銀價上漲，相對於基本計值單位“文”就漲價，而實際上當時制錢缺乏，取代制錢行用的是每枚重二錢（7.4克）的虛值大錢“十文銅元”，所以上述的“銀貴錢賤”就是“銀貴銅元賤”，民眾雖然日常生活以“文”來計價，但是買賣大宗物資或交稅都以銀圓（兩）來計算，基於銅元濫造與銀價上漲等因素，人民生活日益艱困，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同年六月，上海的《東方雜誌》記載：“松江華亭縣亭林、葉榭兩鎮各商家，因銅元充斥，洋價（大洋銀圓的市價）飛漲，決議於四月初一日起將銅元每枚折當制錢八文，鄉民大譁，同時搗毀店肆數家，以致罷市。”
此外，再從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紫銅塊（銅元材料）價格變化對銅元製造成本的影響。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兩江總督周馥《各省傾銷兩江銅元貶值請予禁止》的奏摺中說：“（銅元）開辦之初，銅賤錢貴，獲利頗巨。”參考張家驤的《中華幣制史》附錄“紫銅錠塊每擔值關平銀平均值”的記錄中發現：紫銅錠塊相對於銀價從19世紀末呈現穩定上漲的趨勢，剛好在光緒二十八年達到歷史的高點，次年暴跌，不過，從光緒二十九年到光緒三十三年重拾升勢，逐年上漲。
筆者解讀周馥的“開辦之初，銅賤錢貴”論點：在光緒二十八年底以前的粵、閩、蘇三省開制銅元，國際紫銅塊價格雖然在高點，但是各廠沒有過去的可比性，且當時銅元產量不大，銅元兌換制錢的比價穩定，所以此時如前所述在“銀賤錢貴”之下，產生了周馥所說的“銅賤錢貴”的情形，此“銅”指的是製作銅元的紫銅塊。我們可如此解讀：此時相對於制錢的基礎，以較“賤”的銀兩來買較“賤”的紫銅塊，所以製作銅元“本低利厚”。光緒二十九年間國際紫銅價暴跌，為五年間新低，相比前幾年，此時“銅賤錢貴”的現象就更為明顯，這可能也是引發後來中國各省競相設廠，瘋狂濫造銅元的重要原因之一［03].
但從光緒二十九年到三十二年國際銀價與紫銅塊穩定齊漲之下，也就是形成了“銀貴銅貴”的情況，導致了光緒元寶銅元后期的“銀貴銅貴，但錢賤”的社會現象，此時“當十”銅元已取代制錢使用，所以“錢賤”意即“銅元賤”。故如周馥在該奏摺後面所說：“近來又因銅貴錢賤，餘利遽減。”此時由於紫銅塊上漲、銀價上漲與銅元濫造等因素，造成銅元逐年貶值，各省銅元製造利潤逐年降低，甚至達到虧損的局面。
從光緒二十六年廣東始造銅元起，各省就紛紛仿效，以致造成後來銅元“濫造成災”，到民國2年（1913年）底統計全國各廠造額，已達三百多億枚02].為了能更清楚瞭解清末民初的銅元貶值情況，筆者找出一份民國15年9月發表的銅元上海價格統計表，從表中可看出法價原本定一圓銀圓兌換十文銅元100枚，初時還可以低於法價，獲利頗豐，隨著各省濫造，貶值每況愈下，民國時期此情形更加嚴重，銅元在上海市場的兌換價格，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時的88枚至民國15年（192),一十多年間，銅元價值僅為原來的三分之一[04].
為了解決上述的各省濫造銅元造成貶值的情況，清政府不得不進行大力整頓，逐步對各省設廠造幣採取限制的措施。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戶部造幣總廠開制後逐步收回各地造幣權。首先於同年五月戶部限制各省設立銅元廠，十月限制各省銅元產量，後各省大員雖紛紛呈請勿限，也皆被駁回。此外，戶部更要求各省現有的廠不得沿用舊名，應統名戶部造幣分廠並冠某省字樣，過去所用的祖模一律廢止，以戶部總廠的大清銅幣為標準，頒定統一的祖模，由各分廠派員至總廠承領祖模，各省局須在幣面中心加刻省名一字，以便查考。更名後的“廣東戶部造幣分廠”也依令從光緒三十二年起逐年製造了中心“粵”大清銅幣，幣面左右標示“戶部”，標誌著地方廠歸屬中央的時代來臨了。同年七月後，戶部合併了其他小分廠，留存了九處分廠。九月，戶部改組成度支部，並將財政處歸屬於度支部。
GDQ10
戊申粵錯配宣統龍，伍德華定為僅見品，品相帶光更是稀少，馬定祥舊藏，伍（周）譜編號H-8(KT.17),級別U(3級）
GDQ11
己酉粵錯配光緒龍，馬定祥舊藏，伍（周）譜編號J-7(KT.19),級別ER(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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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粵彎頭清／部頒龍，光緒三十一年底按部頒祖模開制中心粵大清銅幣，伍（周）譜編號F-6(KT.11),級別C(9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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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粵／光緒細雲龍，品相帶光者較少，伍（周）譜編號G-7（KT.15),級別C(10級）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度支部為了更嚴格管理圜法，根據考查銅幣大臣陳璧的整理建議，推行統一章程十六條，為下一步整併成清廷所能完全控制的分廠做準備，此時廣東分廠再度更名為“度支部造幣粵廠”。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清廷下令各省均停造銅元，後雖經由各省的力爭，僅同意四川因偏遠的關係暫緩停產，其他省局一律將已（訂）購之銅斤，各按該廠原來每日產量，盡數生產銅元，直到庫存原料用完，即行停產103].所以，光緒三十四年（歲次戊申）至宣統元年（歲次己酉）期間，除四川省外，其他各省的銅元產量都相對較少，上述停產令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別於他省，粵廠是唯一在大清銅幣時代（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元年），逐年都以新幹支模具來造幣的造幣廠，雖廣東銅元產量很大，但由於該廠制度完善且製作規範，所以版別相對較少，年號混配也較為少見。中心粵大清銅幣，由於中央的停產命令，戊申與己酉年份的產量相對較少，相比之下存在的“干支混配”也比光緒元寶時代的“仙文混配”來得稀少，品相好的更是難得，為廣東銅元難得的珍品。
宣統二年四月，度支部再度大刀闊斧裁撤各省造幣廠，考慮中國幅員遼闊，僅將漢口（武昌）、廣州、成都、雲南、江寧與奉天六處改為分廠，統歸天津總廠管理，此時粵廠第三度更名為“度支部廣州造幣分廠”，五月，度支部指派各分廠總幫辦（廠長），以總廠副監督錫廉為廣州造幣分廠的總幫辦，並稽核其餘各五分廠。從以上粵廠名稱的改變，似乎也透露出清代各省局從原本“諸侯割據”的地方造幣廠，逐漸轉變為中央度支部造幣總廠所控制的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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