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設立文化部文物局，主管文物、博物館、圖書館事業，局長鄭振鐸、副局長王冶秋。鄭振鐸同時兼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人民政協文教組組長。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文物局和考古事業的設定情況，謝辰生先生2018年在回憶錄設專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物事業”敘述，第一節即“文物局草創”[1]。
該節中，謝辰生先生指出“在文物處剛剛建立的時候，文物處一開始叫古物處，後來考慮到古物無法涵蓋革命文物，就改名為文物處”[2]。約略提到了“古物處”到“文物處”的改名，並據鄭振鐸致夏鼐先生信札中名稱差異，註釋“新中國成立初期該處的名稱變化”。
其中最早一封為10月30日鄭振鐸致夏鼐先生“盼望兄能即日北上，主持‘古物處’，為考古發掘工作的領導者”，第二封為11月5日致夏鼐先生的信中，繼續講“古物處的組織分五科，登記、接收、古建、發掘及檔案”，第三封為12月27日“兄如能指出‘文物處’，對於這方面可以有一個通盤的籌劃，豈不甚好。秉琦兄是可以幫助兄的”[3]。顯示機構名稱的改變，應在11月5日後、12月27日前的兩月之內。
在1992年出版的鄭振鐸先生書信看，11月5日，鄭振鐸先生還在11月10日致信夏鼐先生[4]，不過信中未提文物、古物名稱。《夏鼐日記》1949年10月11日至11月12日間空缺，11月12日記“下午教育廳召集古物保管整理座談會”，表明當時仍用“古物”[5]，此後至年底再無相關記述。因此何時、為何將“古物”改為“文物”的問題並不明確。蘇秉琦先生藏信較明確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11月1日文物局成立當天，蘇秉琦先生向王振鐸去信介紹文物局籌劃，“文物局的人事還在安排中，裴（文中）公在原則上已暫允可任博物館處處長，副處長一職，鄭（振鐸）公屬吾兄，裴（文中）公當然贊成。鄭（振鐸）公又想把古物處請夏作銘來擔任”，與10月30日鄭振鐸先生致夏鼐先生書信內容相符，表明鄭振鐸先生邀夏鼐先生主持“古物處”的意向早已確定，因此之後給夏鼐先生反覆去信邀請自是深思熟慮的結果。11月28日，蘇秉琦先生致王振鐸先生信，則第一次明確了“古物處”為何改名：
文物局內的三處是圖書、博物、文物。“古物”是原擬的名稱，周總理說:“古太多了，不要淨管古的”，所以改為“文物”。“考古”一詞大概從未採用過。[7]
這樣我們也就基本明確，從“古物處”更名為“文物處”的時間應在11月28日之前，不會延至12月。而更名的原因，也確如謝辰生先生言是“考慮到古物無法涵蓋革命文物”，但最重要的是，更名的主張乃是由周恩來總理提出，體現的是國家最高領導集體的管理意志。
有此指引，我們可進一步確定可能的更名時間。據相關文獻，1949年11月21日周恩來總理對在中南海辦公政府機關全體工作人員講話，指出“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在草創中，沒有前例可援。我們根據需要創立的許多機構，並不完備，應該根據實際情況作些變更。……新政府的工作人員不僅要完成政府所決定的工作，還要負責改進這個機構。人民政府不僅要求工作人員有積極性，並且要求有創造性”。因此“古物處”改為“文物處”的時間，很可能是在此前後或不久。即，在“根據需要創立的許多機構”和“根據實際情況作些變更”過程中，考慮到“革命文物”的重要性，因此將之前“古物處”改為了“文物處”。
該信的內容，不僅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建國初期文物局設立初始既高度重視“革命文物”保護，而且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更名也大大豐富了當時既有的文物內涵，是文物學研究的重要“發現”。
當然，建國初期考古人員“稀少”，大規模的考古工作還尚未啟動，自然不會有“考古處”命名，這也就是蘇秉琦先生信中言“‘考古’一詞大概從未採用過”的主要原因。而隨著各地考古工作的大規模開展和重要性的額不斷體現，“考古處”的設立自然順理成章，而這也正是周恩來總理提出政府機構的設定在“沒有前例可援”情況下，“應該根據實際情況作些變更”的具體表現。
[1] 謝辰生：《謝辰生口述：新中國文物事業重大決策紀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19頁。
[2] 謝辰生：《謝辰生口述：新中國文物事業重大決策紀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20頁。
[3] 謝辰生：《謝辰生口述：新中國文物事業重大決策紀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21頁。
[4] 劉哲民、陳政文：《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學林出版社，1992年，331-332頁。
[5] 夏鼐：《夏鼐日記》卷4，華東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1頁。
[6]蘇愷之：《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11-112頁。
（作者：劉瑞）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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