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有懂行的遊客參觀上海博物館的中國曆代書法館，大家都喜歡先去鑑賞一下王羲之的書法珍品，也就是那幅赫赫有名的草書《上虞帖》。

究其原因，是因為經過上千年的滄海桑田，王羲之能夠留下來的珍貴字畫已經是寥寥無幾，而現存的墨跡當中，絕大多數都是唐朝人臨摹出來的。

這種臨摹，同樣意義重大，晉代和唐代相距本來就近，再加上人家有一種工匠精神，所以一時間也很難辨別真假，就算不是真跡，臨摹本也同樣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然而，有一件國寶級的書法珍品，差點就被丟入垃圾桶之中。

一念之差差點讓珍寶消失

有這樣一位學界的奇男子，他的名字為萬育仁。

1916年5月，他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處村落當中，不過在15歲那一年，他經過親戚的介紹認識了著名收藏家孫伯淵，在蘇州學藝，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接觸到了文物。

接下來這幾十年的時間裡，他熱衷於字畫，也靠著裝裱字畫維持生計。

多年來的實踐經驗，也讓他練就了好眼力，對於各種各樣的奇珍異寶也能如數家珍。

從50年代開始，萬育仁經過他人介紹，來到上海博物館參加工作，憑藉著他那一副好眼力，鑑定了不少名人字畫。

1969年，上海的一個文物小組要從幾百萬件文物中挑選一批精品出來移交到上海博物館。

品級不夠的，就會低價處理給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用以換取外匯。

令人遺憾的是，一件唐代摹本的王羲之《上虞帖》被人鑑定為贗品，被列入了處理品之中。

從文物角度來看，一旦被列為處理品，那麼就無法被過度重視了。

按照相關處置流程，在處理這批文物之前，還是需要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海關出口文物鑑定組進行復查，讓相關專家鑑定，這也也能避免一部分文物流失。

還好，這幅《上虞帖》最終來到了萬育仁先生的手上，那會他也專門從事文物鑑定和傳拓業務。

可是，這幅已經被鑑定為贗品的字，卻吸引了萬育仁先生極大的興趣。

經過多年的來的經驗和了解，他感覺到這幅字英氣逼人，看起來不像是贗品能夠達到的水平。

而且從歷史文物的角度來看，這幅字上還有一些皇家典藏章，如“御書”、“政和”、“宜和”等，這些印章都很有章法，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仿造的。

於是，這幅畫就被萬育仁先生給留了下來，他決定回去以後再邀請幾位專家研究一番。

可當時兩邊的意見正好相反，所以只能掛起來再說，這一耽擱，又是幾年的時間過去了。

1975年，館長沈之瑜被複職，萬育仁也感覺到機會來了。

他立即向館長反映了《上虞帖》的情況，呼籲再度組織起相關的專家進行研究和鑑定。

如果這裡的專家實在不夠權威，那麼也可以拿到北京去找更高級別的專家鑑定，一定要還《上虞帖》一個真相。

沈館長聽聞情況以後，也感覺到事關重大，因此當即也同意了這件事，還下達了指示：本館若無法鑑定，那麼便送往北京。

沈之瑜

巧合的是，在這段時間，專家謝稚柳也成功復職了，他在這方面很有權威，沈館長激動不已，便將這幅《上虞帖》送到了謝稚柳的家中，希望他能進一步鑑定。

謝稚柳本身也是這方面的名人，他從1943年便開始擔任起中央大學藝術系的教授，在建國以前，他還在重慶、昆明、成都等地舉辦過個人畫展。

在1949年，他便被聘請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一員，後來，他還擔任了上海中國畫院籌備委員會委員，在整個行業都有著重要的地位。

1962年開始，他參加了國家文物局組織的中國書畫鑑定組，審閱過多幅字畫，把自己的才學發揮到了極致，他本人的字畫就非常高超。

謝稚柳本身也是見識過無數字畫，經驗異常豐富，不過當他見到了這幅字的時候，眼睛還是突然一亮，覺得這絕對是一件值得被珍藏的文物。

他仔細看了字卷的書體，還研究了收藏印記和裝潢形式，也初步判斷為唐摹本，這和萬育仁先生所下的結論相差不大。

經過深入的觀察，謝稚柳直接拍案叫好，十分激動地說：

“上海竟然也能看到這麼好的東西，那麼現在我們館裡王羲之、王獻之的東西都有了，這雖然是唐摹本，也應該被當成真跡來看待。”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謝稚柳一直都和這幅《上虞帖》待在一起。

最初的時候，他發現字卷的左下方有一處模糊不清的印記，保險起見，他提出再研究幾天。

經過了十天的調查，他發現這處隱隱約約的內容為“內合同印”朱文方印，這絕對是一個重大的發現。

因為在字卷的左上角，還有一處同一印文的“集賢院御書印”顯得十分清楚。

簡單來說，有了這兩處印記的佐證，直接能夠確定《上虞帖》在南唐文物中的地位。

在遙遠的朝代都被當成是重要文物的東西，更不要提現在了，而它的臨摹時間，最起碼也該推演到唐代。

大致方向確定了，接下來就該進行一些其他研究了。

目鑑，是文物鑑定工作的第一步.

接下來，謝稚柳又透過查閱大量的文獻，比照《淳化閣帖》的摹本，看看這幅《上虞帖》和《淳化閣帖》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最終也論證了《上虞帖》是唐代的鉤摹本。

在南唐和北宋期間，這幅帖子都入藏到內府之中，而且它還是《淳化閣帖》據以臨摹的祖本。

這一研究也同樣具有重要的價值，謝稚柳先生將這一發現寫入《晉王羲之上虞帖唐臨摹本說明》的論文之中，發表在1977年第三期《文物》之中，將這幅《上虞帖》的存在公佈於世。

這也引起了國內外文博界的巨大震動，它背後的價值，簡直不可估量。

謝稚柳先生生前曾說過：

“《上虞帖》經過了千百年來的滄桑，今天終於重耀於世，羲之墨跡既久絕於世，唯有唐摹，猶足為文物之經營，使得千百年後，猶得令人想見王羲之五十之年的翰墨風流。”

他還曾專門感謝過萬育仁先生，正是因為他慧眼識珠，最終使得這份珍貴的文物得以儲存下來.

如果當時真的被當成“垃圾”處理掉了，那麼後果不堪設想。

換言之，萬育仁先生可以說是在垃圾堆裡面撿到了這張“肚子疼的病假條”，多年珍藏之後終於讓它的價值得以被肯定，最終成為鎮館之寶。

《上虞帖》終成鎮館之寶

經過謝稚柳先生的仔細研究，他寫下了一篇《晉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說明》，不僅還原了這幅《上虞帖》的發現過程，還還原了《上虞帖》中的很多內容。

《上虞帖》是唐摹本，後來被北宋內府收藏，至今依然保持著原包裝。

它是硬黃本，長約23釐米，而寬為26釐米，內容為七行草書。

所講的內容是王羲之因為疾病原因沒有見朋友一面，算是一封“請假條”，信中也提到了其他親戚朋友的近況，作品的風貌屬於王羲之晚年的書風。

裡面寫的大致意思為：我本來想要去見你，結果因為肚子實在太痛，所以也去不了了，因此非常遺憾。

由於年代久遠，《上虞帖》的原本應該是很難再找回來了，不過這幅摹本，幾乎完全還原了王羲之的感覺，因此也同樣具有非凡的意義。

這個“請假條”中，大都是用回答的方式來寫的，其中還提到了三個人，其中“修齡”是晉王導的從弟王皮之子王胡之的字，與王羲之為從兄弟。

“重熙”是郡鑑之子鄭晏的字，是王羲之的妻弟，而另一個“不知安所在”的安，當是謝安。

書畫作品都有著它本身的體貌、個性和時代風格，而這些古摹本，也能夠表達出原作的精神面貌，從摹本的整體面貌中，也能感受到年代久遠。

《上虞帖》從行筆來看，它的久經風霜的面貌已經徹底被展現出來，它的年代雖然非常久遠，可是仍然有宋徽宗的金題及朱印，這也證明了《上虞帖》在流傳過程中的重要性。

南唐的朱墨印記，也能夠證明它的流傳上限，說明它有著一段非常悠久的歷史。

謝稚柳先生認為，如果抹殺了《上虞帖》一切流傳的證據，而必須要服從於《淳化閣帖》，因此斷定為偽造，那麼就有點難以解釋了。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刻帖最起碼需要經過四道手續，而摹本也僅僅需要一道摹，這樣一來，摹本對於真跡比刻帖要更加逼真。

這麼長時間過去了，《上虞帖》的真跡還是沒有出現，謝稚柳先生也遺憾的認為，這幅帖子可能早就已經絕跡了。

不然，南唐和晉代相隔並不算特別久遠，一副臨摹本，也很難受到這樣的重視。

而且，宋徽宗竟然能如此重視這幅臨摹本，從他的角度來看，該重視的也應該是真跡，那麼他能夠如此重視這幅臨摹帖，自然是有深層次的用意。

宋徽宗

正是因為萬育仁先生對於這幅字有著說不出來的情感，才沒有將它隨意地丟棄，才給後世留下了極為寶貴的文物。

若他不能慧眼識珠，這幅臨摹本，恐怕也早已被人拋之腦後。

如今，這幅《上虞帖》依舊被儲存到上海博物館之中，也成為了鎮館之寶之一，這一切也要格外感謝萬育仁先生的“火眼金睛”。

而透過《上虞帖》摹本，也能夠幫助專家們繼續研究王羲之的行雲流水。

參考

[1]孫維昌. 搶救國寶晉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始末[J]. 收藏家,2016(03):25-26.

[2]謝稚柳. 晉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說明[J]. 文物,1977(03):61-64.

[3]思維. 東晉王羲之草書《上虞帖》發現記[J]. 文物天地,2000(04):35-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