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無意與誰翻案，只為了最大限度的還原歷史事實。

內帑

明朝皇帝內帑錢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大部分依靠的是南直隸地區的田賦。

名為內庫，那麼內庫所有收支都歸皇帝分配嗎？

清朝可以，但在明代並不完全是這樣。內庫的錢戶部也有很強話語權，並且一定程度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干預和管理。

萬曆內帑用處

張居正死後，萬曆透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但礦稅銀除補貼內帑用於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於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用錢：

如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邊疆用兵需數十萬錢糧，請撥內帑，朱翊鈞批覆同意。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請神宗撥內帑，朱翊鈞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並且不要因為有內帑而有恃無恐，但仍迅速撥發內府庫銀救急。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餉告急，請撥內帑百萬兩，朱翊鈞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照數撥用。

另外，含礦稅銀的內帑也用於國家救災，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饑荒，撥內帑三萬三千兩用於賑災。

礦稅收了多少錢，以及用在了哪裡？

說萬曆收礦稅的錢主要用於萬曆三大徵，這個說法可能有些不太嚴謹。

因為三大徵起自萬曆二十年，開礦稅是在萬曆二十四年，上面萬曆二十年甘肅巡撫田樂請撥內帑，可以算做邊鎮用錢，萬曆用內帑的錢撥給的。但較真來說此時萬曆還並未開始徵收礦稅，或許是此前國家對於用錢方面還沒有太大的缺口吧。（但萬曆礦稅的錢大多補貼用於國家是個不爭的事實。）

說點實際的，開礦真的弄了很多錢，並可以解決國家問題嗎？

也未必，只能說開礦能解決一部分當下的問題，卻不是個治世的良方。

而且開礦的錢總共算下來也沒多少。

《明史》中對於礦稅的記載一共算下來是三百萬兩。另有據文秉撰寫的《定陵注略》記載，其資料如下：

萬曆二十五年，銀9790兩；

二十六年，金816.9兩，銀147047兩，

二十七年，金875兩，銀318590兩。

二十八年，金179.93兩，銀458168兩。

二十九年，金1930.8兩，銀1035844.6兩，

三十年，金1737.5兩，銀705794兩，

三十一年，金1715.8兩、銀 1129004 兩。

三十二年 , 金 1167. 6 兩、銀 714827 兩。

三十三年 ,金 1108. 2 兩、銀535914兩。

此外，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的《萬曆邸鈔》影印本中也有一些礦稅監進奉內庫的情況記載，約莫估計從萬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礦稅監進奉內庫共計：金9953兩，銀5401273兩。

八年時間，揹負著幾百年的罵名弄個礦稅，一共只收了五百萬兩，而萬曆三十一年四月北部邊疆兵餉告急，一次性就支出了百萬兩，這皇帝你要不要噹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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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去世，礦稅停收

國家財政困難時，能搞到錢，這就算你有辦法，開礦一定動了某些人的飯碗，也確實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萬曆雖然不怕揹負罵名，但後面的天啟和崇禎，就不這麼想了。

對於礦稅，光宗上任後直接就給廢除了，後面的熹宗秉持了光宗的政策，不許開礦。

天啟

天啟元年十月丙子，府軍右衛百戶陳有繼奏請開礦，

上曰：前者戶部上本榷稅，朕不忍小民重苦，陳有繼今又以開礦起釁，本內有名的，俱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行究問。

這個所謂的戶部上本榷稅是指時任戶部署部事左侍郎臧爾勸提議，增關稅、稅契、典鋪，以助遼餉。

（天啟不是文盲，更不是整天只做木匠活不理朝政，他的很多執政理念並不差，比如在與袁崇煥探討遼東問題時，熹宗對時局的看法就比袁崇煥要高出很多，改天萬曆說完了回頭說說天啟）

不過在礦稅的問題上，熹宗看到的都是負面，所以一直對礦稅是持否定看法的，到天啟七年，豐城侯李承祚疏請開採珠池時，最後的結果，仍然是被熹宗一通責罵。

崇禎

崇禎繼位後，延續了這個政策，但崇禎傻了幾年後清醒過來了，到崇禎九年開始，國家入不敷出，逐漸認識到了開礦的好處，然後對開礦的態度有所轉變，開始命地方採銅、鉄、鉛、銀等以儲國用。

後面在崇禎十一年，又同意了兵部尚書楊嗣昌的上奏，開採山西、陝西、河南三省金銀等礦。

一直到崇禎十七年的二月末，思宗也諭令山東一帶開礦，但遠水難解近渴。

大明無限責任公司實在是支援不下去了，思宗以死殉國。

後記

收礦稅如果真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是萬曆用於個人揮霍，那麼明亡於萬曆這句話我不會有任何異議，但我看到的資料告訴我，事實不是這樣的。

不上朝是他不光彩的點，但除了不上朝以外，他把一個皇帝應該做的，基本都做到位了，也能做到知人善任。其實我們有理由來說一句，萬曆的缺點被過份的放大了，他是一個人，不是聖人，他做的也不夠好，但我們也應該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而不是隻記住了他的不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