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讀書人的榜樣

作者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 閆晶明

毛澤東評價文學藝術向來具有超越性，具有站在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分析作家作品的意識和能力。他評《水滸傳》《紅樓夢》等小說就首先是作社會分析，透過小說分析和考察當時的社會狀況。不過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認定，毛澤東就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評價文學。他對文學作品的藝術分析，尤其是詩詞方面的藝術判斷力是很高的。比如認為杜甫、白居易等太過現實主義，哭哭啼啼，不好。喜歡並主張來點李白、李賀、李商隱，多點幻想和浪漫主義。

或許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確有從文學細節中解讀出社會大道理的特長。這種特長，從文學批評角度講，似有過度闡釋、強制闡釋的意味。但令人折服的是，所論常能切中要害，並極大提升了作品內涵。比如對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詩意的拔高，對《紅樓夢》裡林黛玉“東風西風”說的當代解讀，都可謂是創造性昇華。

1939年5月5日傍晚，毛澤東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訪蕭三，談文學問題。蕭三是毛澤東少年時的同學，是一位著名詩人和翻譯家，曾與魯迅多有往來。毛澤東說：《聊齋志異》是封建主義的一種溫情主義，作者蒲松齡反對強迫婚姻，主張自由戀愛，反對貪官汙吏，但是不反對一夫多妻，他的這種主張在封建社會不能明講，所以借鬼狐說教。《聊齋志異》其實是一部社會小說，魯迅把它歸入“怪異小說”，是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魯迅關於《聊齋志異》的看法，集中體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其中把《聊齋志異》稱為“志怪”，是指作者“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志怪”而非“怪異”，還是有一點區別的。魯迅又稱《聊齋志異》為“擬古派”，認為從寫法上，雜合了六朝志怪和唐傳奇。不過，魯迅確實沒有把《聊齋志異》看成是社會小說，他重點強調了《聊齋志異》描寫“詳細而委曲，用筆變幻而熟達。說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覺得可親，並不覺得很可怕，不過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從中可見，魯迅談的是小說史鏈條上的《聊齋志異》，而毛澤東要分析的是世道人心。魯迅的觀點顯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但其實魯迅一樣很擅長從社會分析的角度談論文學。比如，他一向認為，從古以來，並沒有什麼純粹的“山林文學”，任何文學都是時代、社會、生存的折射。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如果沒有吃得飽作前提，也不可能悠然起來。這同毛澤東後來對陶淵明的看法十分相似。他們二人分析文學作品如有什麼不同，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有無，另一方面，也或許可以說，魯迅作為小說家，卻多從詩詞中讀出社會生活，而願意談談小說的藝術要素。毛澤東作為詩人，多把小說看作社會生活的記錄，而在詩歌方面又更欣賞浪漫主義。如此則更好理解為什麼他對杜甫的認同反而不及對李白李賀李商隱。

當然，我們從毛澤東這段談話裡讀出的另外一點也很重要，這就是他一貫強調的不迷信。他無疑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且熟讀馬列經典，但他同時最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對此甚至上升到“打倒奴隸”的高度。也是在1939這一年，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是魯迅的知音，他稱魯迅是現代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但他對魯迅一樣不迷信。凡讀，總有自己的看點、發現、立場、觀點。具體問題上的觀點另當別論。把研究物件偶像化這一點上，我們總是沒有辦法完全克服。寫傳記，往往容易變成傳主的辯護者、傳聲筒，而不能跳出來站到新的歷史方位上，更加縱橫有致地加以分析和評判。毛澤東真是讀書人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