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社會學的，所以很自然地就想到要弄清楚我這個人的社會地位是怎樣的，是屬於哪個社會階層的人？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上個世紀40年代末我寫過的一本書《中國計程車紳》。這本書裡討論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一批特殊的人群，他們絕大多數是地主或是退休官僚；他們有文化，雖然不當官卻和官府關係密切，在社會上有地位，在鄉里說話算數；他們不從事農業勞動，但有的人設館教書，傳授書本知識。這種人物就是我們所謂的紳士，也叫士大夫。用現在的話說，他們是一批知識分子，尋根溯源的話，應該說孔夫子是他們的老祖宗了。
事實上，士紳階層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離開了士紳階層就不容易理解中國的社會。我從小有機會接觸這個階層的人，所以對他們比較熟悉，並且在我的一生經歷中看到了這一個舊中國士紳階層最後走過的路程。
——費孝通
費孝通先生，國際著名學者，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奠基人之一。
暮年漫談
文 | 費孝通
來源 | 《費孝通全集》第十七卷
我的老家吳江縣同裡鎮，歷史上是一個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這些紳士居住的好地方。著名的退思園就是清代光緒年間，安徽鳳潁六泗兵備道任蘭生被解職後在這裡建得住所。到我這一輩人，同裡還有“楊柳松柏”四大戶的說法。“楊”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楊敦頤（楊粹卿）；“柳”是柳亞子，著名詩人；“松”是金松岑，金松岑就是名噪一時的小說《孽海花》前六回的作者，1902年他在同裡創辦同川學堂，教授外語、數理化等新知識；“柏”是張伯儒（“伯”“柏”同音），曾經當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這些大戶人家在鄉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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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外祖父楊敦頤先生（1860-1928）
“大戶人家”也有稱作“世家”的，在我們家鄉還有“牆門人家”的叫法。我覺得這是很形象的稱呼，它表明這種人家住的房子，有高高的圍牆，有氣派的大門，幾重院落，幾道院門；而普通農民的家就沒有這麼講究了，他們的房屋為了生產活動的需要，房屋的門和牆壁都是可以拆卸下來的。牆門人家的子弟被稱作世家子弟、書香子弟、讀書人家等等，名堂很多。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書考科舉，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當官，親親戚戚都沾光。小的時候鄰居就叫我“阿官”。當然，在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這一層人中間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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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敦頤先生的著作
《中國計程車紳》這本書是我的老師派克的女兒Greta Redfield來清華講學時，記錄了我口述的內容，她回美國後用英文整理出來，署了我的名字出版。對於紳權這個問題，我沒有繼續寫下去。後來華盛頓大學有位教授曾經在一本書的序言裡責問我：為什麼對這個問題不再講下去了？我明白他提出這樣責問的用意，因為再講下去，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問題。
事實上，士紳階層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離開了士紳階層就不容易理解中國的社會。我從小有機會接觸這個階層的人，所以對他們比較熟悉，並且在我的一生經歷中看到了這一個舊中國士紳階層最後走過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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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中國紳士》（英文版及中文譯本）
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們家裡最長的一輩是祖母和她的妹妹（孩子們叫她三好婆），我從小是三好婆帶大的，所以同她的感情很深，家裡的不少事情，是從她跟我絮絮叨叨的講話中瞭解到的。祖母家姓周，她在我十幾歲時去世了。我對祖母家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只能從三好婆講的故事裡知道個大概。三好婆給我講過不少關於太平天國“長毛造反”的故事。1851年，洪秀全揭竿而起，這場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矛頭指向了中央的皇權，在地方上，他們造反的物件則是以曾國藩為頭子的地主、士紳階級。1853年和1860年，太平軍兩次攻打到蘇州一帶。我小的時候，雖然這場革命已經過去了四五十年，但是還能經常從祖母和三好婆那裡聽到關於“長毛”的故事，並且知道了由於這次“長毛造反”，周家受到了很大的衝擊——祖母的父親在太平軍打到蘇州一帶時被長毛“擄”了去，從此下落不明、不知生死。在我祖母和她的妹妹心裡，她們的父親沒有死，只不過是失蹤了，因為我見過祖母和她的妹妹在某個日子裡，會把一隻鞋丟到街上去。在我們家鄉這是一種“儀式”，意思是讓失蹤的親人能夠認得回家的路，趕快回來。不管怎樣，可以說祖母家極有可能被太平天國這場風暴沖掉了，一家人四散而失去了聯絡。所以，在我的記憶裡，除了祖母和三好婆之外，周家沒有其他的親戚了。
祖母是個小腳老太太，而且站都站不穩，幹家務活很困難。而三好婆是個“半大腳”，就是曾經纏過腳，後來又放開了。我不知道她們姐妹之間相差多少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不過我知道，太平軍是禁止婦女纏足的，三好婆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才不得不把纏過的腳又放開了？我小的時候就知道，三好婆因為不願讓人看到她的一雙大腳，穿著長裙把腳遮住，沒有把腳纏小，一直是她平生引以為憾的一件事。祖母也有不順心的事，可能也是因為受到太平軍的衝擊，她很小的時候就到費家做童養媳，因此和祖父成親的時候沒有坐花轎進門，對於這件事祖母始終耿耿於懷，感覺抬不起頭，壓力很大，一生都擺脫不掉自己是“童養媳”、“小媳婦”的陰影。後來我在《中國士紳》裡有一段描寫“小媳婦”的文字，就是體會到祖母那時的感覺而寫出來的。要知道，“裹小腳”、“坐花轎”都是那個時代表示是“牆門裡的人”這種身份的標誌，然而，祖母和三好婆卻與之擦肩而過，她們懊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聽祖母說我的祖父很聰明，喜歡研究算學，但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生沒有考過科舉；膝下四兒一女，老二過繼給了別人，我父親費璞按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四阿哥”。費家除了有田產以外，還在同裡開了一家典當鋪。我父親還沒有成家的時候祖父就去世了，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祖父去世後，大伯伯當了家。祖母沒有什麼文化，管教不了大伯，大伯是個不務正業的紈絝子弟，當家以後在同裡開了一家大煙館。歷史上，自19世紀中期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逐步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不僅向中國傾銷他們的棉紡織品、毛紡織品等商品，還別有用心地大量推銷鴉片。由於清政府禁菸失敗，使得許多老百姓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大伯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開了煙館，他為了獨霸市場使盡了手段，竟然逼得一個生意上的對手跑到費家的院子裡吞鴉片自殺。大伯的惡行激起了人們的憤怒，一群人擁進我家裡砸爛了不少東西。據說從這次事件以後大伯的生意一落千丈，費家逐步走向敗落，在家鄉站不住腳，不久全家就搬到了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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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費孝通
我的祖父和楊敦頤是好朋友。楊家在同裡是有名的大戶人家，擁有不少田地，開有一家米行，在蘇州十全街還開了振豐織布廠。在我父親還小的時候，費楊兩家就結下兒女親家，楊敦頤答應把女兒嫁給我父親並且要經常關照費家。祖父去世後，楊敦頤依照諾言，把我父親接到他家，同他的孩子一道上學；嫁女兒的時候，又考慮到費家經濟狀況不好，所以在女兒的嫁妝裡有一份田產，外祖父想用這份田地來保證女兒婚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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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外祖父宅邸
楊敦頤曾經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特意加試的甲辰恩科上考中了舉人，被派到鎮江做學臺，這個官相當於現在教育廳長的職務。可是沒幹多久他就辭官不做，應聘到商務印書館當了一名編輯。參與了《辭海》的編纂工作。外祖父的國學底子很好，尤其在文字學方面很有造詣。記得我小時候聽過他給學生講中國文字起源、文字結構的課，還學會背誦不少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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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敦頤先生的語言學著作
雖然外祖父的國學基礎深厚，卻不守舊。從我母親和幾個舅舅受教育的狀況可以看出，外祖父是個樂於接受新鮮事物的人。
大舅舅楊千里秉承父業，國學基礎紮實，在書法、金石、詩詞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民國時期靠筆桿子做了官，當過相當於行政院秘書長的官職。
另一個舅舅（楊錫仁）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和胡適是同班同學，並一同被送到美國留學，學機械，回國後在天津辦工廠、開洋行，創下“抵羊牌”毛線這個名牌產品。
還有一個楊左陶舅舅也留學美國，後來在好萊塢畫動畫片，參與有名的動畫片《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製作。
六舅舅學西醫，是一名醫生。
最小的楊錫廖舅舅是建築設計師，解放前在上海設計過好幾處像劇場這樣的大型建築；解放後調到北京，參加了北京“十大建築”的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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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大舅楊天驥先生（1882-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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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驥書法
我的母親楊紉蘭畢業於當時最“新潮”的上海務本女學，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學生裡的一個，後來她一直是站在了當時社會潮流的前邊。我手頭有一張1911年媽媽抱著我同哥哥、姐姐一起照的相片，有趣的是，照片上兩個哥哥身穿幼兒園制服，手裡拿著紅十字小旗，這在90年前的中國是很少見的。原來是因為當時母親在家鄉開辦了吳江縣有史以來的第一家蒙養院（幼兒園）。兩個哥哥是蒙養院的學生，所以穿著統一的服裝（後來我也成了蒙養院的學生）。蒙養院的學生除了學識字，還做遊戲、學跳舞、學唱歌，有腳踏風琴伴奏，那時候這些事都是很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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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在母親懷中，前排左起：大哥費振東、二哥費青、姐姐費達生、三哥費霍
母親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她是個思想開放的人，樂於接受新事物，除了在家鄉辦新學，她還帶頭剪短髮，講求男女平等，注重子女教育。記得在出版《愛我家鄉》這本書的時候，我特意在卷前編人父母遺稿各一篇，從母親寫的那篇《（女鍾界）序》裡，可以體會到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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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松岑著《女界鍾》
我的童年正處在軍閥混戰的時期，整個國家動盪不安，老百姓常常因為打仗而四處避難。我家也同樣，一旦有個風吹草動，母親就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從縣城逃回同里老家。這樣的逃難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們不是有錢人家，但是靠父親的工資，每天都能吃飽飯，還可以有肉吃，屬於中等家庭吧。有一段時間裡，大概是媽媽有意鍛鍊我，要我負責記家裡每天支出的賬目，所以至今我還記得，我們家每天可以買七個銅板的肉，花十幾文錢買米，一個銅板十文錢，再加上買蔬菜，一天的伙食費大約十多個銅板。記得有一次的假期裡，在蘇州上學的大哥、姐姐都回來了，媽媽把我們叫到一起，要我把賬本拿出來總結一下，把各項支出畫在座標紙上，其中最高最粗的線是教育費用的支出。媽媽說，在花錢的時候，她首先要把我們幾個孩子上學所需要的費用留足，然後才考慮別的花銷。這件事我一直記著，以至幾十年以後，在一次政協會上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國家在花錢的時候，也應該先留出一筆經費來保證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錢，多就多用點，少就節約點。國家和家庭理財的道理應該是相通的。
在媽媽的安排下，我們這一代五個孩子都受到較好的教育。
大哥費振東畢業於上海南洋大學，在學校參加了共產黨，是學生會的領導人之一，“五卅”運動時南洋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他是領隊，走在隊伍的第一排。畢業後去了印尼的一家華僑報館當主筆，教過書。後來與黨組織失去聯絡，脫黨了。他在南洋20多年，積極從事民主運動，和朋友們一道組織了蘇島民主同盟，1949年回國，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
姐姐費達生從蘇州女子蠶校畢業後到日本留學，學成回國專攻繅絲和蠶絲業技術改革，幫助家鄉農民發展養蠶業。姐姐的工作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影響。
三哥費青在東吳大學學法律，後來考取公費去德國留學。解放前他屢屢在法庭上為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辯護；解放後在中國政法大學當副教務長，是中國法律界的元老。
四哥費霍受舅舅的影響，進蘇州工業專科學校學土木建築專業。哥哥姐姐們做人做事的榜樣，對我起了很好的影響。我自己則是受到了從幼稚園到大學一套比較完整的教育，後來又到英國留學。留學是用清政府庚子賠款的錢，其實這是美國人用中國人的錢來資助中國的年輕人出國學習，有很強的政治性，目的是要培養出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一代人，加深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他們這樣做的結果，確實在中國造就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批人發起了五四運動，從西方引進“科學”和“民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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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費氏三兄弟在北京
左起：費青、費振東、費孝通
我父親曾經考中清王朝最後一屆秀才，科舉制廢止後，吳江縣把他們一批人送到日本留學，學的是教育學。我聽父親說，他們這些留學生並不懂日文，日本學校請懂得中文的老師給他們上課，又由於日文在文字上同中文有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和日本人可以下圍棋．可以進行筆談。父親回國以後在家鄉創辦了吳江中學，還應張謇的邀請到南通當過教員。他在南通教書的這一年我出生了，為作紀念，父親在我的名字裡用了一個“通”字。父親一生沒離開過教育工作，在當江蘇省視學的時候，經常到全省各地的學校巡視，做調查。有時候他會帶回一些地方誌，這些書常常引起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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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父親費璞安（1879-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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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璞安書法作品
我在小學、中學的時候就喜歡寫文章，我是班上辦壁報和校刊的積極分子。我之所以喜歡寫作，是從喜歡看書開始的。還在小學的時候，我的一位姑父，從上海為我訂了一份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少年》雜誌，每一期雜誌我都很用心地從頭看到尾，時間長了就產生了給《少年》投稿的念頭，而且我投的稿真的在那上面發表出來了，當時看到自己的文章用鉛字印在白紙上，非常激動，它成了一股強烈的誘惑力，鼓勵我不斷地寫作。從此寫文章就成了我學生時代最大的愛好，影響了我一生。因為文章寫得不錯，高中畢業時我還獲得了學校獎勵的一個寫著“國文猛進”的銀牌。
我小的時候念過一點古文，曾經用古文體寫過幾篇文章，自以為古文基礎還好，其實只能說是中文底子還說得過去而已。要是說“國學”，那麼我的基礎就差得多了。我認為所謂國學，不僅僅是懂得古文，還要對中國的哲學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這方面沒有下過工夫，基礎不夠紮實，研究得也不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