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
莊秋水
主題：在民國元年想象民國
時間：2022年2月12日14：30
地點：雍和書庭
嘉賓：楊早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莊秋水 媒體人、紀錄片人
主辦：後浪出版，雍和書庭
判斷一件事在歷史中的影響度，不能只靠後來通約化的史書
楊早：今天（2月12日）是個很特別的日子，110年前的今天，清廷宣佈退位，從那天起真正開始進入民國。
莊秋水：正好我以前寫過一篇長文章，題目是《帝制中國的最後時光》，就是把2月12日這一天作為時間切入點，講在此前後整個帝制是怎麼倒的。所以我先來做一個引子。
大家剛剛過了年，我們過的這個年現在叫春節，而陽曆年元旦是1月1日。其實中國以前是沒有陽曆這個紀年方法的。我印象中應該是在1911年“武昌起義”以後，攝政王載灃引咎辭職。他辭職之後同一天，清廷釋出命令，准許人們剪辮子，還有就是改成陽曆紀年。在此之前，圍繞紀年在當時爭了很久。比如革命黨，就是同盟會這幫人，主張用黃帝紀年；還有人主張用孔子紀年，就是從孔子誕生那天開始紀年。
大家知道，中國講“定正朔”，非常注重曆法，因為這代表著你從上天得來的法統。1912年正式開始推行公曆紀年，很多人不接受。當時有一個對聯特別著名，好像在長沙土地廟，上聯叫“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下聯是“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袁世凱就任總統之後大力推行過陽曆年，1月1日，但到那天也就掛掛國旗，政府宣傳一下，民間仍然要過我們現在的農曆年，也就是春節。
整個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但在1912年2月12日前後，有很多東西馬上要改，激起反響最大的是“剪辮令”—— 1912年3月份大總統令，要求命令到達地方20天內必須執行。我記得梁啟超說他們家的廚子辮子被剪之後痛哭流涕。當年滿清入關，叫“留髮不留頭”，現在又要把這個辮子剪掉，它其實是非常大的事情。有些東西可以用一紙命令強制推行，但有些東西可能一百年都沒有斷絕。這些楊早師兄《元週記》這本書裡都寫到了。
楊早：我現在不管聊書還是聊別的什麼，都不是很願意用那些大的概念去統攝一切。因為我們從自身所處的時代可以推想，即使同屬一國，大家的關注點仍然天差地遠，每個人的點是不一樣的。倒著推想一下，110年前，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在想著同樣的事情。我們判斷一件事情在歷史當中的影響度或者震撼感，不能夠只靠後來通約化的史書，因為任何史書都會遮掉一些東西，突出一些東西。
使用陽曆紀年，中國開始進入現代
楊早：現在史書裡說到民國元年，說到辛亥革命，一定會強調國體的變化、政體的變化。但是站在民國元年來看，某些事對某些群體的影響，可能還大於國體、政體的變化。比如上海縣的城門不關了，這件事對上海影響很大。因為在清末，一到晚上城門一關，你就回不了上海縣城了，只能住在租界。所以四馬路那邊的妓院有一個名詞叫“借幹鋪”，意思是說並非我想在妓院裡留宿，我只是因為城門關了回不去，所以我在這裡借宿一晚。“幹鋪”，就是不發生任何別的事情，就是住一晚上。但是不是真的“幹鋪”，誰也不知道，就是這麼個說法。現在城門不關了，大家就失去了這個藉口。這就對很多人的生活習慣產生衝擊，這種影響就可能超過了皇帝退位。
那從帝國轉換到民國，對所有當時的中國人都會產生巨大沖擊的是哪些事呢？一個是時間，我們的時間觀念被改變了。大家可能現在很難想象，為什麼新曆與舊曆轉換會有那麼大的影響？你想想，不說過端午、過新年這種節慶，就說以前的商戶，是習慣於三節結賬——端午、中秋、新年，這三個時候去上門結賬。平時基本都是賒賬——這是中國傳統的消費方式，就像我們現在用“花唄”。到了過節的時候，商鋪會上門很客氣地說：“您要是有餘錢，再借給我點兒？”他是債主，但他要說“您借給我點兒”，當時就是這樣的商業習慣。
現在時間改了，那商家是新曆的8月15日來要賬，還是舊曆八月十五呢？這是個巨大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民國引進了財年——財政年度的制度。那這個財政年度從什麼時候開始算？用新曆算還是舊曆算？跟世界各國怎麼接軌？這是很大的問題，對整個國家的財政會產生巨大影響。所以時間的改變不僅僅是過不過舊曆年那麼簡單。
莊秋水：從大的方面來說，為什麼當時改用陽曆年？就是我們要跟世界對接。包括晚清使節出使去國外，沒法跟別人的時間對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從上海海關開始，在近代引入了新的時間概念。紀年改變好像有點“時間開始了”的感覺，我們進入現代了。
楊早：我們研究歷史的，看書上寫到的任何一個日期，第一反應就是——這是陰曆還是陽曆？尤其是清末民初，如果沒有特別的說明，就得透過前後文來判斷，相當麻煩。
關於使用陽曆，民元前後大家基本上有共識，連清廷都願意用陽曆，雖然不乏反對者。而從什麼時候開始紀年呢？清朝一定還是叫宣統三年；如果用章太炎的說法，那就是黃帝四千六百九年；如果用康有為的說法，就是“孔子降生2489年”。最後在孫中山的堅持下，各省代表團表決透過使用陽曆，稱1912年為中華民國元年。
這就是時間的改變。時間對當時人影響太大了，出現各種問題。包括我在《元週記》裡也寫到，武昌那些公務員，新曆的5月5日他們偷偷放假，後來被別人查處了。到舊曆的五月初五又放一天假，一年過兩次端午節。
三百年來，我們的身體越來越自由
楊早：第二個跟所有人都有關係的，就是身體，也就是剛才說的剪辮問題。剪辮子說起來好像不是那麼複雜，但事實上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特別講究禮儀和符號化的民族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改變。比如說在座各位，現在還在正月，誰去理髮了嗎？誰家有舅舅敢去理髮的嗎？你可以不在乎，但是舅舅很在乎。
莊秋水：北方特別講究正月不能理髮，一理髮就死舅舅。
楊早：我前兩天去理髮，特別好約，以前約不到的師傅都隨便約。禮儀看上去沒那麼重要，比如過年回家，說起來很多年輕人都不太願意返鄉，但是一旦真要“就地過年”，很多人還是會心中非常歉然，因為回鄉過年是一個強大的民俗習慣。頭髮也是這樣，一開始是“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剪著剪著，到了二百多年之後，就變成讓我剪我都不願意剪了。
莊秋水：當時清朝入關的時候，在江南激起巨大的反抗，一個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多爾袞下的薙髮令。當時很多江南士族沒法接受這個事情——我可以投降，但是你讓我剃頭不行。
楊早：有好幾個縣已經投降大清了，但是一聽說要剃髮又不幹了。因此身體對一個人的選擇影響，那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最近在說另外一個道理，其實我們要這麼看，從二百多年前清軍入關時候“留髮不留頭”，到1912年剪辮令——其實這條命令並沒有真正那麼嚴格。像杭州很典型，杭州下達剃髮令，說舊曆年前必須都剃掉。結果呢，像魯迅小說《風波》裡七斤那樣的農民就不敢進城了，進城就要被剪頭髮，在鄉下還好。他們不進城，後果是什麼？杭州人沒有菜吃、沒有肉吃，杭州所有的垃圾運不出去，糞便也運不出去，就完蛋了。在這種逼迫下，軍政府也不得不改口表示，“那好吧，這個剪髮令推遲到年後吧”——這就說明剪辮令在推行過程中已經沒有那麼的嚴格了。這個過程說明什麼？說明三百年來，我們的髮型還是在往自由的路上走，還是會越來越自由。
但是其實中間會有反覆。比如在上世經70年代，那個時候走在成都的街頭會被剪褲子的——一旦看誰的褲子過寬，直接上去就剪掉，而且剪得很深，搞得那些女孩沒辦法，在街邊哭。
莊秋水：剪的人是誰？
楊早：就是一幫義憤的群眾，覺得你這樣有損市容，所以要剪。很多女孩就只能拿手絹把它綁好，趕快回家換褲子。那時候出現這種笑話。
總的來說，這三百年來，我們的髮型，包括對身體的處置，還是往自由的方向在轉型。我們想染髮就染髮，想挑染就挑染，這一點上我們還是在走向進步。身體的問題跟每個人都是密切相關的，關係到我們有沒有能力，我們有沒有信心處理我們自己的身體。
直到上世紀30年代，中國才徹底消除裹腳陋俗
楊早：但是民國元年有一件事沒能反掉，那就是裹腳。這一點是不是說明，男的身體改變比女的改變要容易？
莊秋水：其實在1904年還是哪一年，慈禧太后已經下令了，要求廢除這個。
楊早：滿清是一直不裹腳的，滿人不裹腳。
莊秋水：他們入關的時候就反對裹腳，後來發覺禁不了。跟後來要求剪髮一下剪不掉一樣，也就承認了——我們滿族人不裹腳，你們漢族人要裹腳隨你們便了。
楊早：當時裹腳還可以作為一個民族氣節的象徵，有一句話叫“男降女不降”，就是男人沒辦法，要穿清朝的衣服，要梳辮子；女性服裝不變，裹腳不變——漢族婦女的自我傷殘，還變成一件好事。很有意思。
莊秋水：後來國民政府曾經也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推行，徹底要在整個社會層面上消除落後的、落伍的、愚昧的象徵，到1930年代，中國社會才徹底消除裹腳的陋俗。由此可見，真正涉及到人的社會生活和身體層面的很多東西，其實它是最頑固的。
纏足這個事，從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就把它視作是非常殘忍的，是整個社會愚昧的象徵。傳教士們走上層路線，找李鴻章這些大員做說服工作，也在社會上辦雜誌、到處宣傳“中國女性裹腳、不接受教育，這都是造成中國愚昧落後的重大原因”。直到後來像康有為他們才意識到，如果我們不改這一點，在國際上沒法翻身，名聲太差了。
康有為和維新人士組織了放足會、天足會等。但是你想多難。當時為什麼女性會選擇這種殘害自己身體的行為呢？因為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說，如果不裹腳你就嫁不出去，或者嫁不到好人家。所以後來“放足會”就有一條會規——我們的子女在這個圈子裡面通婚，我的女兒和你的兒子結婚，這樣就沒有婚姻的後顧之憂了，才可以放心大膽去放足。用了好幾十年、近一百年的時間，纏足這件事才算徹底消除掉。
也是發生在1912年，當時宋教仁和蔡元培他們組織了一個社會改良會，一共提出36條。現在看這36條，涉及有特別重大的社會議題，比如不再納妾，結婚自由，離婚自由，再嫁自由；也有很小的方面，比如不要打罵你家裡的傭人，包括不再磕頭，用作揖或者是鞠躬代替磕頭。大到後來民法裡面《婚姻法》規定的方面（1949年之後頒佈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小到我們人際交往中的一些禮節的變革，在當時是很全套的東西。但這些真正發生變化，也是要幾十年，有些東西到現在也沒有徹底廢除。
現在髮型自由、穿衣自由，但是觀念上，仍有可進步的空間
楊早：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特點，晚清最初主張反對纏足的這些人，全都是男的。女性是後來才加入的。
莊秋水：女性是不願意的，後來推行放足的時候有女性要去自殺呢，因為讓她放腳她不幹，覺得“這樣我還是個女人嗎？”
楊早：而且這些人主張放足的理由，現在看來也很奇怪——並不是說纏足傷害了女性的身體，對女性構成了壓迫，而是說纏足讓中國一半的人失去了勞動能力和行走能力。
莊秋水：還有一個就是“種強則國強”，認為纏腳會影響血液迴圈和分泌好的高質量的乳汁，對培養下一代不利。
楊早：所以，重要的是女性纏足以後，第一她不能當一個勞動者，第二是她不能當一個好的母親。注意到沒有，放足的出發點是這個，是女性不能夠很好地履行國民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上來反對纏足。
這樣一個思路，到了民元的時候體現為什麼呢？在1911年底的時候，上海就成立了女子北伐隊，號召女性參與北伐。但是到南北統一以後，在北京舉行大會，同盟會跟其他幾個小黨聯合成立國民黨，在這個會上他們宣佈一條規章，說我們不接受女黨員，女子沒有投票權。這個事特別大，因為當時沈佩貞、唐群英她們這些老同盟會員就火了，上去就給宋教仁一個耳光。其實這條也不是宋教仁的主張，之前在南京唐群英她們已經找孫中山鬧過了，就是為什麼不給女子選舉權。民國成立以後，一直沒有同意給女性選舉權。
莊秋水：一開始主張的時候是這樣宣傳的，說你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將來就有選舉權，婦女有各種各樣的權利。
楊早：那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嗎？所以在民元時候，女性不是一個熱的話題，但它是一個潛在的，甚至是全球性的話題。如果你仔細看報紙，會發現在英國正好也爆發了強大的女權運動，英國的中產階級女性為了喚起整個社會對女性的重視，她們不惜走上大街去打爛商店櫥窗，暴力毀壞公共建築，用這種方式來引起大家的注意。
莊秋水：對，就是爭取選舉權。
楊早：還沒有談到被選舉的問題，只是選舉權，都要採用這麼激烈的方式在爭取。所以這件事上中西是呼應的，1912年，女性都在爭取權利。
莊秋水：全世界女性是同步的，相當於女性的第二波覺醒年代。英國最終是1918年女性有了選舉權，但是給劃定了一個年齡——30歲以上，可能認為女性30歲就成熟了或者有見識了。
楊早：英國女性獲得選舉權，很大原因是因為1914-1918年的一次世界大戰，大量的男性在戰場上犧牲了，需要女性去工廠做工來填補這個空缺，這種局面加速了女性選舉權的獲得。
1912年，看上去好像很遠，已經110年了。但是你看我們剛才講了那麼多，這些問題到現在解決了嗎？我覺得我們還在路上，還在一步一步地走。我們現在確實可以髮型自由、穿衣自由，但是在觀念上，我們能不能自覺地去呈現自己對社會改良的一種努力？這種努力能不能體現在實踐中？我和秋水都很看重教育，我們怎樣能夠透過教育去讓中國下一代的觀念有所轉變，而不是教育只是教知識，讓下一代觀念依舊。
對於歷史整體關照而言，“常”比“變”更加有用
莊秋水：1912年3月5日，當時的《時報》對於新舊的快速變化有一個總結，它說：“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興，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天足興，纖足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這篇文章名字就叫《新陳代謝》，我覺得是特別有意思的一個史料。
感覺彷彿新舊一夜間，而事實上，很多東西的變革已經持續了很久。比如1912年秋天商務印書館出了一套《共和國教科書》，那套書其實從廢科舉、推行新教育體制之後就一直在編。它編輯理念的第一條，就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培養共和國公民的人格，一切要以兒童的本位來出發”。這跟傳統的教科書就很不一樣了。之前傳統蒙學讀物，大家都知道是“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都是要背誦。雖然也有通識教育比如歷史的成分，也有一些植物學、動物學的知識，但總體來說比較遠離小孩子的天性。
後來到19世紀末期，慢慢有一些新東西進來了，受西方教育體制的影響，才開始編教科書。這是一個過程，包括改編《三字經》為《時務三字經》，把五大洲、東西半球這些傳統讀物沒有納入的地理知識，包括西方歷史，都納到這個體系裡面去。從教育體制和教科書的改變，能看出其實從晚清以來，社會上就在緩慢改變。
楊早：商務印書館《共和國教科書》的特點之一，是它對時事的反應非常快速——四月份發生一件大事情，到八九月份出書的時候，就已經編進課本里去了，而且是足足兩課的內容。什麼事呢？泰坦尼克沉沒。速度之快，我覺得現在都很難想象。對於1912年的啟蒙知識分子來說，不僅僅是要教給小孩子知識，更多的是要把教科書當成一種傳播啟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重塑一種民國的觀念。
莊秋水：後來到三幾年的時候，葉聖陶和豐子愷編寫的那套開明書局國文課本，就是完全的白話文了。當時一流的知識分子都參與到編教材這個事情裡了。
楊早：是這樣的。我覺得教科書是我們研究國民心態和國民知識、國民常識特別需要關注的問題，因為很多人一輩子所有的知識，都從教科書裡來的。像《開明國文講義》那套書，編出來本來也不是給中小學用的，而是給每天上班的“社畜”們自學用的，給那些沒有接受到太多正統教育的店員或工人自學用的。因此也編得特別的實用靈活——切實地教人怎麼寫文章，怎麼用字詞，怎麼寫信函，是真正塑形一個民族心理特別重要的因素。反而比教育部發布的教材更加影響深遠，現在也成為了經典。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用抄《申報》的方式來結構《元週記》原因。作為歷史寫作者，我們都知道，寫“變”比較容易，一個大變革時期，辛亥革命也好，“庚子事變”也好，太多的資料留下來，大家也喜歡看到這種“動”的感覺。比較難寫的是“常”，就是日常的生活。為什麼1980年代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在國內出版引起知識界巨大的震撼？就在於這本書寫了一個什麼都不是的年份——1587年，這個年份什麼大事都沒有發生。但是往前往後，能看出整個社會的運作機制。
所以寫“常”比寫“變”要難，“常”也沒有“變”那麼好看，但對於歷史的整體關照而言，“常”比“變”要更加有用。變的時候，根本不會在乎後面會怎麼樣，光復、革命、改朝換代，一切都是打碎了重來。但到了1912年，問題就都出來了，我們怎麼重新設計這個社會？我們怎麼重新執行日常生活？每個人都因此產生對民國、對共和不同的想法。
整理/雨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