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主席1973年2月17日晚11點在中南海會見基辛格，當談到中美貿易問題時，幽默而又尖銳地責斥美國直至現在還對中國繼續“門戶封鎖”，制裁禁運。毛主席說：“你們的總統又好像把中國的長城搬你們美國去（指關稅壁壘——編者注），我們兩國的貿易現在可憐得很嘍，要逐步發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69-470頁）
這裡，毛主席尖銳批評美國不應當繼續搞“門戶封鎖”，要點有三：
一是現實：美國總統1972年就訪華了，為什麼“又好像把中國的長城搬你們美國去”，那是加固“門戶封鎖”；
二是結果：致使直至1973年，“我們兩國的貿易現在可憐得很嘍”；
三是希望：我們中國希望，中美兩國貿易“要逐步發展”，這才有利於兩國人民。
這就表明，美國一貫地頑固地對中國實行“門戶封鎖”，毛主席堅決批判和反對美國對華封鎖禁運，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堅持獨立自主為前提，對外開放，不是什麼“閉關鎖國”。然而，近些年以來，中國各路“精英”卻動不動就誣陷毛主席搞什麼“閉關鎖國”。那個自稱毛主席“通訊秘書”（其實根本不存在這一職務）、非毛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胡說什麼：毛澤東一生追求的是“閉關鎖國的‘烏托邦’”，“把自力更生搞成閉關鎖國”，“最後走到一條封閉的道路，閉關鎖國。這當然是一條絕路，再也走不下去時，我們才回過頭來，另闢大道，實行改革開放，同世界經濟接軌。”（《毛澤東秘書手記》第420頁）完全是胡說八道，純粹顛倒邏輯，大搞歷史虛無主義。
明明是美國對華一直奉行“門戶封鎖”，有針對向社會主義國家禁運的巴統協定為證；明明是毛主席一直揭批和反對美國對華“門戶封鎖”，怎能反倒誣陷毛主席“閉關鎖國”呢？
因此，這就有必要梳理一下毛主席是如何一貫地、持續地責斥、揭批和反對美國對我國封鎖禁運，並與這堅決了長期的鬥爭的。
（二）
毛主席一生，都是在為反對帝國主義封鎖禁運，建設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改善民生，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的。自準備建國起，到他去世，他無數次表達過反對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禁運，筆者目力所及，就有以下幾次在文獻裡有所記錄：
毛主席第1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49年5月28日，毛主席在致電第一、二、三、四野戰軍主要負責人電中，要他們“預籌對策”，“力求經濟上的自足自給，準備著海上被封鎖時我們仍然有辦法。”（《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302頁）
毛主席在這裡命令各野戰軍，要嚴防帝國主義國家可能聯合對我國沿海實行軍事封鎖，將經濟上的“門戶封鎖”同軍事上的“海上封鎖”結合起來，必須“預籌對策”，“準備著海上被封鎖時我們仍然有辦法。”
毛主席第2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49年8月3日，毛主席在《“友誼”還是侵略》一文中針對艾奇遜這一言論尖銳地指出：“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毛主席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09年裡，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但美國作夢卻不曾料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居然迅速渡過長江，並很快就解放南京，攻克上海、蘇杭。毛主席說：“現在，只有廣州、臺灣等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開放著，第一條神聖的原則（指‘門戶開放’）在那裡‘依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後，現在卻被人用美國軍艦和軍艦上裝的大炮，實行另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507頁）
這就是說，在新中國誕生前夕，美國惱羞成怒地宣告要把過去對華實行的“門戶開放”的神聖原則，變為“實行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和裁製。
毛主席第3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中莊嚴宣告：“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美國製裁封鎖我們“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96頁）
毛主席在這裡深刻指明，美國對華禁運封鎖的罪惡目的，就是“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就是把中國遏死、困死、滅掉，一句老話：亡我之心不死。
毛主席第4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56年2月10日，毛主席對泰國朋友充斥美國在我國周邊“造了一道牆”，妄圖阻斷中國同牆南各國進行貿易。他是這麼說的：“我們的願望是兩國關係友好。美國提出的口號是反共、反中國，在這裡造了一道牆，但實際上，是為了控制牆南各國，損害這些國家的利益，使這些國家的大米、橡膠賣不出去。”（《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525頁）
毛主席第5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談到中美兩國日內瓦談判談什麼時說：“談判的題目是：平民遺返問題，解除禁運問題，人以往來問題……”“禁運問題也是這樣。我們天天要求解除禁運，但是遲一點解除也可以，實際上最好再遲幾年解除。說老實話，我們沒有好多東西，無非是一些蘋果、花生、豬鬃、大豆。不解除禁運，我也睡得著，吃得飽。我們可以等六年，等十一年。到那是時候，解除了禁運，承認了中國，讓我們趕進入聯合國，然後他們到中國一看，他們會後悔的，也就是說，他們發現已經無能為力了。”“我們天天要他們解除禁運，但是他們不解除。結果，就會使美國處於被動的地位，一切事由都抓在我們手裡，都抓在我們朋友手裡。”（《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39、146頁、147頁）
這裡，毛主席連說兩遍：“我們天天要他們解除禁運，但是他們不解除。”這又是為什麼？只因美國是全球頭號帝國主義，美國是全球頭號霸權主義，它的歷屆政府一脈相承，經濟制裁、軍事圍困則是其實現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利益的工具。
毛主席第6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57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杭州會見捷克朋友說：“美國現在搞禁運，我們願意它搞。到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後它解除禁運時，那我們就會有東西和它搞貿易，到那時我們可以和它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125頁）
為什麼毛主席會這樣說呢？
這是毛主席特有的幽默，既然美國已下定決心對我們封鎖禁運，我們天天反對也沒有用。那麼，就讓它搞吧，對封鎖禁運這個事情要能夠辯證地看待，既要看到“門戶封鎖”會對我國造成困難，也要看到它還有好處的方面。所以毛主席的意思是等到三個五年計劃以後，我們什麼漸漸都能自己生產了，什麼都有了，美國人的“封鎖禁運”自然而然就會無效化。後來的歷史，證明了毛主席是對的。
毛主席第7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58年9月5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也說：“禁運，不跟我們作生意。這個東西對我們利害關係怎樣？我看，對我們利益極大，我不感覺禁運對我們有什麼不利。禁運對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設（鍊鋼鍊鐵）有極大的好處。一禁運，我們應得想辦法。我歷來感謝何應欽……從此就靠我們自己動手。現在的“何應欽”是誰呢？就是杜勒斯，改了個名字。”（《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0頁）
毛主席第8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60年10月25日，毛主席同斯諾談話說：美國“他們對我們進行經濟封鎖，就和國民黨那時對我國的經濟封鎖一樣……我們要感謝他們，是他們使我們自己搞生產，不依賴他們。現在美國也是對我們封鎖，這個封鎖對我們有益處。”（《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12頁）
毛主席第9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62年9月29日，毛主席會見錫蘭駐中國大使佩雷拉，高興地稱讚他們偏不信邪，“第一個突破美國的禁運”，同中國做生意。他在1962年年9月29日，會見錫駐中國大使佩雷拉時，高興地說：“我們是兩個友好的國家，兩國人民友好，政府也友好，兩國在經濟貿易交往上也不少，你們是第一個突破禁運賣橡膠給我們的國家。”（《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1頁）
毛主席第10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63年8月9日，毛主席會見非洲朋友，提出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四項條件”之一，就是“取消美國的經濟封鎖，做起生意來”。他說：現在美國還佔領我國的臺灣，假如：第一條，美國把臺灣給我們；第二條，聯合國讓我們進去，趕走蔣介石；第三條，取消美國的經濟封鎖，做起生意來；第四條，兩國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係，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要反對帝國主義。（《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35頁）
毛主席第11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64年1月12日，毛主席在《支援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中說的：“美帝國主義稱霸全世界的侵略計劃，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到約翰遜，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5頁）毛主席又說：“美國到處橫行霸道”，“我講過多次，中國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的。但現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難”（《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41頁）。這裡講的“要用文的”，主要就是封鎖制裁。
毛主席第12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談話時，尖銳指出，希望法國把什麼禁運戰略物資堅決反掉。他是這麼說的：中法兩國有兩個根本的共同點，“第一，反對大國欺侮我們。就是說，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我講得很粗，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制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第二，使兩國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來往。希望你們把什麼禁運戰略物質也反掉。現賣給我們的只是些民用物質，戰略物質還不賣，美國不讓賣。我說，總有一天會突破這個缺口。如石油，因為是戰略物資，現在還不許你們拿此做生意。糧食，生意我們已經做成了，因為它不是戰略物資。英國賣給我們一些飛機，你們也可以做這生意。有些普通軍火還什麼不做點生意呢？”毛主席還說：“美國嚇唬一些國家，不讓他們跟我們做生意，美國是隻紙老虎，你們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蘇聯也是紙老虎。我們不相信它們那一套，我不迷信。大國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70、371頁）
毛主席第13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已如上述，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基辛格，幽默而又尖銳地責斥美國，時至今日，還繼續“門戶封鎖”。他說：“你們的總統又好像把中國有長城搬你們美國去（指關稅壁壘——編者注）我們兩國的貿易現在可憐得很嘍，要逐步發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69頁）
由此可見，美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主義”，要在全球爭奪霸權，維護霸權，靠什麼呢？無非是一靠軍事打擊；二靠經濟制裁。封鎖、制裁是它揮撫不停的霸權武器，妄圖將其“遏死”、當今美國，制裁上癮，不制裁別國，就不能活命。這是其帝國主義的邏輯必然。毛主席建國後就一直地揭批和反對美國對華“門戶封鎖”，領導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堅決鬥爭。我們“天天要求解除禁運，美國就是不肯”，甚至尼克松訪華還“把中國有長城搬你們美國去”，加固對華“門戶封鎖”。這就致使時至1973年“我們兩國的貿易現在可憐得很嘍，要逐步發展”！
怎麼能無視歷史真實，誣陷毛主席在共和國前三十年搞“閉關鎖國”呢？這豈能顛倒黑白，倒因為果，把美帝國主義20多年頑固推行對華“門戶封鎖”，“對實行叫我們死”的霸權主義罪責甩鍋到中國？這難道不是為美國帝國主義開脫罪責”？
這就真是民間說的“吃人子不吐骨頭，黑了心了”！
（三）
其實，毛主席革命的一生，是在“反、帝、修”的嚴厲封鎖制裁並與之進行頑強的鬥爭中走過來的，吃過封鎖禁運的苦頭，比誰都大，認知“門戶封鎖”要不得，比哪個都深，所以，他在建國之後，一直主張對外開放，並不斷開拓和擴大中國同外國的經濟、科技和文化的交流。這裡不妨再梳理一下毛主席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等的基礎上，主張向外國學習先進知識和經驗並開展貿易及其他交流的思想：
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談到“外交問題”時就曾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友誼的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和投資等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5頁）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提出建國後黨的對外方針是：“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地位。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主民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5頁）
這就表明，早在建國前夕，毛主席就為我黨確立了對外全面開放的方針，既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又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於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67頁）
毛主席鑑於我們剛剛誕生的共和國，面臨美國等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可能的武裝干涉，面對著恢復國民經濟的艱鉅任務，於1949年12月6日出國訪問蘇聯。經過友好而又艱難的談判，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協定，開創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對外開放的嶄新局面。毛主席席此次訪蘇取得圓滿的成功，維護了中國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用條約的形式將中蘇友好的關係固定下來。這對於鞏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為中國迅速恢復國民經濟，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條件。而這一切都是毛主席堅持國家主權上的原則立場和策略上的必要妥協巧妙結合的結果。毛主席後來回顧這段歷史時說的：斯大林這個人，看情形他是可以變的。簽訂中蘇條約，我們在那裡呆了幾個星期。他開頭很不贊成，到後來我們堅持兩次，最後贊成了。可見，“斯大林還是可以跟人妥協的。我們跟就他有不同意見，我們要訂中蘇條約，他不要訂。等他答應訂了，我們要中長鐵路，他就不給。但是，老虎口時的肉不是可以拿出來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1-52頁）
1950年初，毛主席在訪蘇期間從王稼祥那裡得悉德、波、捷等國“都想和我們做生意”後，就高興地連忙電告周總理：“似此，除了蘇聯外，又有三個國家即將和我們發生通商貿易關係。此外，英國、日本、美國、印度等國或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因此，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域性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其範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5頁）
1950年3月10日，毛主席在對外交部首批駐外大使的講話時說：“將軍當大使好！”你們要發揚在部隊的長處，“要重視調查，重視學習。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優點和長處。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也要學。資本主義的政治不能學，但是他們在經營管理、生產建設中的好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學是為了用，要用學到的好東西運用到國內的建設中來。”他還特別囑咐即將赴任駐瑞典大使的耿飈說：“你是到西方國家去，要了解和學習他們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中瑞關係的建立，不但將使兩國人民之間、我國和北歐國家之間的友誼得到加強和發展，而並有助於世界和平。”（《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101頁）
1953年2月7日，毛主席《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四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大力號召：“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他明確提出：“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先進經驗和優秀文化的。”為此，他回顧和總結了中華民族學習外國的歷史。首先是，中國古代的學習外國。“在封建時代，唐朝興盛的時候，我國曾經與印度發生密切的關係。我們的唐三藏法師，萬里長征去取經，比起後來學習外國困難得多。有人證明，我們現在的樂器大部分是從西域來的，就是從新疆以西的地區來的。我們這個民族，從來不拒絕接受別的民族的優良傳統。”其次是，中國近代的學習外國。鴉片戰爭以後，“從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時期，全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學習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學習他們的科學，有一個很大的高潮。”他高度讚揚“那一次學習，對於我們國家的進步是有很大幫助的，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現在還給我們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學工作者，一批寶貴的遺產。”其三是，現在的學習蘇聯。他說：“我講的古代和近代這兩次學習外國，比較現在我們學習蘇聯的規模，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效用，那是差得遠的。”他號召全黨幹部和全國人民，“應當採取真心實意的態度，把他們所有的長處都學來，不但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學習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一切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學習。對於在這個問題上因不瞭解而產生牴觸情緒的人，應該說服他們。就是說，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64頁）
在這裡，毛主席從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須要相結合，闡明要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經驗的高潮，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一切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學習。
1954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講話》，談及國際形勢時說：“這個局勢是很有希望的。現在，門要關死已經不可能了，而且是一種很有利的局勢，需要我們走出去。比如丘吉爾在華盛頓同美國會談，他們發表了聯合宣言，寫了六條，就不能不寫那個第一、第二條，這兩條就是要跟我們拉手。這是艾森毫感威爾答應了要拉手。對什麼國家、在什麼條件下拉手，他們說要有確實的保證，有很好的行動。我們有五項基本原則，那不是很好的保證嗎？我們參加了日內瓦會議，不是很好的行動嗎？所以……對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沒有文章可做。”（《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33頁）
1954年8月24日，毛主席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說，“中國是一個正在開始改變面貌的落後國家，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西方落後，但現在正在開始改變面貌，已經有了改變的可能性。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平和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是會防礙經濟建設的……至於建設近代化國家，需要很多的時間、精力。我們這類國家，如中國和蘇聯，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這並不是說不要國外聯絡，不做生意。不，需要聯絡，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兩個基本條件使我們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要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這總是可以同意的，對不對？”（《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40頁）
1955年3月21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說：我們這樣一個國民經濟原來很落後的國家，要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就必須很好地繼續發展同偉大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各人民主民國家的親密合作，也要發展同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合作。”（《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90頁）
1955年5月26日，毛主席在接見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談話時指出：“中國願意同所有的國家友好合作”，“就是西方國家，只要他們願意，我們也願同它們合作。我們願意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11頁）
1955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同日本議員訪華團的談話時說：“你們比較瞭解中國的情況，我就不瞭解你們的情況，我是落後分子。哪一天有機會我還想學一學，還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國人民的友誼表示表示。地球轉得快，太陽剛出來一會兒就落啦。我也想到別的國家去看一看，甚至還想去美國看一看，把中國人民的友誼表示表示，但現在卻沒有希望實現。”（《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83頁）
1956年4月25曰，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中，就有一大“關係”，即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在此，他令人振聾發聵地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頁）他尖銳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只是，“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行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43頁）這是全面開放的方針。
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深刻地闡明瞭文化上對外開放的方針，既批判了“全盤西化”，又否定了虛無主義。他說：“我們當然提倡民族音樂。作為中國人，不提倡中國的民族音樂是不行的。但軍樂隊總不能用嗩吶、胡琴，這等於我們穿軍裝，還是穿現在這種式樣的，總不能把那個胸前背後寫著‘勇’字的袍子穿起。”剖肚子，割闌尾，吃阿斯匹林，並沒有什麼民族形式。“要把外國好的東西都學到。比如學醫，細菌學、生物化學、解剖學、病理學，這些都要學。也要把中國的好東西都學到。”（《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77、81頁）
1956年國慶節的深夜，毛主席會見杜克洛率領的共產黨代表團，雙方就曾對發展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交流作過長時的而又重要的交談：毛主席說：“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裝置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杜答：“這樣的情況比一般人想像的會早一些。”毛主席又問：“技術和裝備出口的可能性怎樣？”杜答：“法國資本家也很著急。”毛主席說：“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杜說：“現在有一些可能，可以轉彎抹角地搞一些，不過美國還在阻礙。”毛主席又說：“現在瑞典已經答應替我們設計、裝備、安裝造紙廠。”杜說：“我們這方面可能做些推動工作。”毛主席連忙說：“請幫助。”（《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43頁）這就清晰表明，毛主席對擴大對外開放，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裝置的心情，是多麼急切！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從各方面去找，只從一方面去找，就單調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92頁）
到了1958年，毛主席進一步把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學習外國，提升到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高度。這就是他在“一五”計劃的批語中所指出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80頁）因之，當“大躍進”中出現關門主義傾向時，毛主席就斬釘截鐵地指出：“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這個至理名言，鄧小平後來就多次引用。毛主席接著指出：“在與自然作鬥爭方面，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是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美國煉的鋼含硫量是百分之零點零四，我們只有個別地方煉的鋼含硫量達到百分之零點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煉的鋼質量不好。這是新問題，不能調皮，要老老實實學習。如果粗心大意、調皮、充好漢，一定會跌跤子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71、72頁）
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赫魯曉夫背信棄義，突然同中國“脫鉤”之後，果斷地把對外開放的重點轉向西方，明確提出：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這就是他同尼泊爾總理柯伊拉納談話時說的：“我們這些國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對外援要爭取，但哪個為主要考慮”。“我們過去當學生，現在還在當學生，如尖端科學，蘇聯、美國、英國有，我們就要向他們學習……我不反對西方的一切，而只反對帝國主義那些壓迫人、欺侮人的東西。他們的文化科學我們要學習。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58-159頁）
1963年7月22日，他在接見澳大利亞共產黨左派希爾夫婦時說：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學技術，比如我們，現在就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成套裝置，包括日本和英國，向他們學技術。（轉引自《毛澤東鄧小平與對外開放》第118頁）
1963年8月13日，毛主席審閱並多次修改中央書記處《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在加寫了一段精闢的歷史總結中尖銳提出，我國“如果是在今後的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況，捱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強調“要把基礎工業搞上去，其他方面要與之相適應，並要從外國引進先進技術，以加強工業。”（《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359、1361頁）
1970年6月24日，毛主席在同蘇丹貴賓談話時說：“要發展自己的工業和農業。不要依靠外國。可以引進外國技術，利用外國的技術人員幫助你們訓練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06頁）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得悉尼克松可以來訪華在會見老朋友斯諾時說：“我歡迎尼克松上臺。為什麼呢？他的欺騙性也有，但比較地少一些你信不信？他跟你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他如果想來北京，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何必那麼僵著。”又說：“現在我們的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麼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別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66頁）
這就促成了尼克松的訪華，打破了中美關係的堅冰。這一偉大的歷史性突破，再加上在此前後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以及實現日中關係的正常化，從而開創了世界外交的嶄新格局，為“三中全會”以來的新的對外開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四）
簡短小結。
中國之國門，是可以從內部自己關著，也可以從外部被別人封鎖。上面兩個方面的“梳理”清晰地表明：毛主席的對外方針是對外開放，既對社會主義國家開放，又對西方發達國家開放，是全面對外開放；而中美兩國“現在貿易少得可憐”，那是美帝國主義長期對華“門戶封鎖”的結果；不是什麼中國“閉關鎖國”；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是同美帝國主義“門戶封鎖”不屈不撓地鬥爭的三十年，也是中國不斷開拓和擴大對外開放的三十年。
這就是歷史的真實。
還是鄧小平那句天公地道的話說得好：“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鄧小平文選》第122頁）
（作者系湖南省委黨校教師；來源：崑崙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