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國建國初期，國民黨反動派勢力依舊十分猖獗。2月5日，一名解放軍師級幹部在經過龍潭寺的時候，慘遭當地匪徒的殺害。中央得知後大怒，立即出動了近150萬餘人的兵力解決此事。這名師級幹部究竟是何方神聖？他的死揭露了一個什麼問題？中央為何不惜出動如此大規模部隊解決此事？點個關注馬上開講！
這名師級幹部名叫朱向離，出生於陝西省平遙縣的一個小山村，他的父親朱存正是一名前清秀才，曾參加過中國同盟會。受到父親和兄弟的影響，朱向離在13歲的時候便有了嚮往革命的念頭。五卅慘案後，年僅14歲的朱向離參加了村裡的宣傳隊，開始下鄉演講，為同胞做貢獻。
父親去世後，朱家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朱向離無奈之下只能輟學打工，但他的母親明白他一心向學，於是便允許他繼續上學了。朱向離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學習成績相當優秀，還有著很深的愛國情懷，成為了一名進步青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朱向離參加了成成中學的拓荒社，開始研究社會科學，投身到學生運動中去。
1933年4月，朱向離幾經波折，終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黨員。同年五月，朱向離前往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軍政訓練班學習，由於身份的原因，閻錫山憲兵對朱向離十分關注，朱向離只得用教師的身份活動，躲過了反動派的抓捕。1936年2月，朱向離不幸入獄，敵軍看著面容清瘦的他，開始對他施以審問。不管敵人如何威逼利誘，甚至施以酷刑，朱向離都緊咬牙關，沒有說出任何情報，直到西安事變之後，他才被營救出來。
1940年的冬天異常寒冷，朱向離的生活也變得異常艱難。在百團大戰中傷亡慘重的日軍開始變本加厲地掃蕩。次年，朱向離接到命令，化名為張文成，以商人的身份來往於抗日根據地和敵佔區之間收集情報，這是抗戰期間最艱難的一段日子。
朱向離的敵人不僅是日寇，還有國民黨的特務，他處變不驚，終日周旋於各個人物之間，蒐集了大量情報。在這段時間，不是沒有人懷疑過朱向離的身份，曾有一個日本人注意到他額頭上的帽印，裝作不經意地問他：
“朱經理額頭上的這道印子，像我們這樣戴軍帽的人才會有的唷。”
朱向離明白他的意思，靈機一動，答道：
“是呀，像我這樣的人，沒有軍帽戴，還有草帽戴啊！”
言罷，朱向離又說起自己的老母親，稱自己是為了給家裡監工，才曬出了帽子的白印，這才騙過了日本人。
在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朱向離憑藉自己的才智，為組織的工作作出了極大貢獻。1949年12月，成都成功解放後，朱向離擔任軍事總指揮，開始對當地的部隊進行整改工作，但由於當地殘存的特務分子的破壞，整改工作進行得非常艱難。
1950年2月，朱向離從石板灘鎮回成都，彼時，他被任命為解放軍第178師政治部主任，為了保護他的安全，組織派了8名警衛員隨行。就在一行人途經龍潭寺的時候，遭到了數百叛匪的包圍。八名警衛員為了保護朱向離，和敵軍展開了激烈戰鬥，無奈寡不敵眾，最終全部犧牲。而朱向離也沒能逃過追兵，不幸被捕。
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朱向前始終緊咬牙關，除了痛罵匪徒的無恥外，一個情報也沒透露。當晚，窮兇極惡的匪徒將他殘忍殺害後，便隨意埋在了水塘巖壁上，等到部隊找過來時，竟發現遺體上有數不清的傷痕，光槍傷就有24處，可見敵人的手段之惡劣。
龍潭寺慘案發生後，西南軍區立即向中央發去急電。中央對朱向離的逝世表示悲痛的同時，更對敵人的殘忍行徑表示憤怒。龍潭寺慘案的始作俑者名為李幹才，他與國民黨特務勾結，在當地招兵買馬，組建了一支“反共保民軍”，在西南地帶活動十分猖獗，在害死朱向前後，他對四川省其他地區的解放軍工作隊展開了攻擊，還切斷了6條與成都相連的公路。
1950年4月16日，李幹才與好友徐銀生走在一起，誰知徐銀生突然掏出槍，將他擊斃了。事實上，徐銀生早已被策反，打算戴罪立功，最終，他成功被從寬處理，判處了無期徒刑。有了他這個例子，當地許多匪徒都開始自首，想要謀一條生路。朱向前的死，不只是李幹才或者幾個匪徒的問題，而是整個西南地區乃至全國叛匪猖獗的問題。
龍潭寺慘案，是四川乃至全國發生大規模暴亂的開始，也讓中央意識到了西南匪患的問題。1950年3月16日，中央軍委釋出了《剿滅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中央下達了《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指示》，全國範圍的剿匪行動就此展開。
西南軍區從政治攻勢、軍事打擊和發動群眾單個方面對當地匪徒展開了反覆清剿。直至1950年6月初，在全體軍民的努力下，全國的武裝匪徒大部分已經被剿滅，共計98萬餘人。到了1953年年底，西南地區的剿匪行動正式結束，共計剿匪116萬餘人，其他地區也取得了剿匪行動的最終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