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延安對話》【美】托馬斯·亞瑟·畢森 著 【加】李 彥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1月，《當代》編輯部收到一篇散文投稿，作者是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國作家李彥。這篇題為《校園裡那株美洲蕾》的散文，講述了一位命運與中國息息相關的美國學者的跌宕人生。而文中的這位學者，就是《1937，延安對話》一書的作者托馬斯·亞瑟·畢森。
我們傳閱著“校園”一文，為其中主人公畢森在抗戰前夕的延安之行和後來一生的命運輾轉而感動。文中透露，1937年6月“盧溝橋事變”之前，在《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的幫助下，畢森和其他幾位美國同行一起到訪延安，親眼見證了當年中國社會的動盪現實和革命聖地的烽火歲月，採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紅軍領袖。畢森將這些見聞與採訪用鉛筆記在兩個筆記本上，整整齊齊地記錄了延安時期的革命實踐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雖然畢森後來命運多舛，被迫離開美國踏上漂泊之路，但是他一直珍藏和保護著這兩個薄薄的筆記本，“在過去的幾十年歲月裡，我曾輾轉流離，多次搬遷，但是，這兩本筆記卻一直完好無損地儲存在身邊，跟隨著我，浪跡天涯。僅此一點，便足以證明，它們在我心中所蘊含的意義有多麼重大”。
的確如此，這份珍貴的筆記，這些特殊的經歷，使畢森在思想上發生了徹底的轉變——他從一名信仰上帝的傳教士，轉變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讀完這篇承載著珍貴史實的文章後，我們除了對早期革命者的感佩、對學者命運的感懷之外，更對文章中反覆提及的當年畢森用鉛筆寫的兩冊筆記本產生了巨大的興趣。直覺中，我們相信這是極具史料價值的筆記，因為與延安、與斯諾等有關係。當時想，這也許是有待發現的另一部“紅星照耀中國”。
但是僅僅有想法還遠遠不夠，一些關鍵問題還有待確認：不知道這兩本筆記是否已經在美國出版？如果已經出版，是否曾經引進到中國？如果已在中國出版，因為已經時隔80多年，是否已經超過版權保護期？如果超過版權保護期，是否可以再引進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所有這些疑問歸根到底只有一個願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延安筆記》的中文版。尋找版權的同時，我們開始在網上搜索關於畢森、關於這次訪問之行的各種資訊，但不如人意，收穫非常少。除了一些記錄當年他們到達延安時的資訊之外，沒有更為詳盡的記錄了。如此看來，李彥文中提到的這本《延安筆記》將更加稀缺和珍貴。
旋即，我們與文章作者李彥取得聯絡，一番詢問之後發現了巨大的驚喜：《延安筆記》自寫作以來，除畢森在他的一些專著中引用過以外，只在1972年中美關係緩和後，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出版過一次，至今再未出版，而且更沒有授權中國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過中文版。天遂人願，我們大喜過望。
一部從未發表過的珍貴史料，對一家出版社和一個圖書編輯來說，更是一件巨大的幸事。
我們先是決定將“校園”一文留作《當代》刊用，同時於2019年3月前後向出版社申報了圖書選題。接下來，開始了漫長、輾轉卻充滿驚喜的編輯出版過程。因為這是一本80多年前寫下的筆記，而且版權在國外，又是英文版，從動意出版到付梓成書，僅僅依靠編輯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此後，在多方鼎力相助之下，我們陸續完成了確認版權、購買版權、確認翻譯、史實審定、校對和設計等環節。
與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方面商討購買版權事宜，大體從2019年10月持續到2020年3月。真正談妥是在2020年初，當時正趕上國內外疫情最嚴重之時，所有事情都只能透過電子郵件溝通聯絡。溝通本身很順暢，到了最後簽訂紙質合同的時候，合同卻無法遞送。沒有簽字的紙質合同，我們就根本無法出版。又經過一番商量，雙方採取了一個辦法：各自列印、簽字、拍照、掃描，然後再透過郵件傳給對方，最後確認。
終於，在2020年3月，我們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簽訂了版權合同，同時也收到了李彥教授翻譯的中文書稿和《延安筆記》在1973年出版時原書的掃描件。2021年3月，我們又如期地收到了黨史專家的審定意見和高度評價。於是，80多年前那本鉛筆記錄的《延安筆記》，經過多次討論，最後定名為《1937，延安對話》與中國讀者見面了。而且出版的時間，正是84年前畢森到訪延安、正在與革命領袖們深入交談的日子。
這本書前後歷經三年，是我20多年編輯生涯中歷時最長、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書。用時長，是因為客觀原因，從發現塵封的史料到尋找在中國出版可能性，再到購買版權、尋找翻譯、審定史實，進而到出版過程中對每一個字、每一句話的編校和琢磨，與設計師探討封面方案時每一個元素、每一種色彩的運用、封面前後每一句宣傳語的提煉，都是精心思考和反覆推敲的。我們就是希望用一本好書，完成自己作為編輯的初心。另外，投入情感多，是因為在編輯書稿的過程中，真正被中國革命者的忘我精神和敢打敢拼所感動，被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和眾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畢森記錄的時代正是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夜，身居延安的中國革命隊伍剛剛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長征，這些領袖們雖然衣食簡陋、身居陝北的山區，但是他們眼中的光芒、心中的信念讓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們所堅持的所有的綱領、號召和治國理念，都是站在全民族的立場上，號召全國人民抵禦外侮，堅決抗戰。所有政策都是以人民為中心，解決根據地百姓的實際生活問題，如減租減息等。所有這一切，與我們今天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說，這本書所記錄的一切，切實證明了中國革命必然勝利的正義性，證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我們透過一本西方學者寫於80年前的筆記，看到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成立28年的時候取得勝利，能用70多年的奮鬥把一個一窮二白、積貧積弱的中國帶到今天，能讓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平、富足、安寧，不再有動盪、貧困和戰火。
（作者：孔令燕，系《當代》雜誌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