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9日，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了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在會議上選舉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然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共又選出2名成員，作為中央書記的“候補書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難道是五大書記犯了什麼錯誤？背後的真相又是什麼？
五大書記
中央書記處是中央領導體制內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早在1905年，蘇共中央書記處就已經成立，但是那時候它還是一個規格比較低的純技術性的機關，中共建黨之初，由於黨員和組織都比較少，從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都沒有設立中央書記處，直到1945年七屆一中全會的召開，才確定了我黨未來工作的領導班子，確定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劉少奇、朱德等人作為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五大書記分管不同的領域，在做重大決策的時候有商有量，既民主又公平，正是因為有了“五人團”的存在，中國的革命生涯，才沒有走彎路。
“五人團”上崗不久後，抗日戰爭獲得勝利，正在舉國歡慶之時，蔣介石為了能夠安撫國內群眾的情緒，於是就提出了和中共進行和平談判的念頭，想在“和平建國”上把握主動權，一旦中共爽約，國民黨就順水推舟，將戰爭的過錯推到共產黨身上，這樣共產黨就成為了戰爭的發起者，即使共產黨赴約，自己同樣可以跟中共談條件，“獎勵”他們幾個官職，也是可以解決問題的，這樣的決策在蔣介石看來，對國民黨來說是百利而無一害，就在蔣介石做自己的春秋大夢之時，延安也想到了自己的對策。
雙十協議
中共中央在延安得知蔣介石想要在重慶進行談判的訊息之後，就立刻召開了會議，關於“到底要不要去重慶”這個話題，會議上的同志眾多紛紜，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去，如果不去，就會被蔣介石抓到把柄，也有人說不應該去，畢竟誰也不知道，蔣介石這次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此次前去怕是凶多吉少。這時候毛主席站了起來，在會議上說，這場會議是一定要去的，如果不去，老蔣就會握住我們的把柄，到時候，我們在人民心中就成了一個貪生怕死的形象，就難以獲得群眾的愛戴，所以重慶這場“鴻門宴”我是一定要去的。
說完自己的想法之後，黨內的同志對毛主席的安全表示了擔憂，毛主席聽到這些話之後，說道：同志們，我這次去，心裡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即使在老蔣的監獄裡蹲班房，我也要去， 我要在重慶辦點事，現在蘇聯紅軍不入關，美國軍隊不登陸，這時候就是中國人自己解決國內問題，雖然是三國過問，但是三國都是不願意大戰的，所以說國際壓力對蔣介石來說並沒有什麼用，所以這次重慶是必須要去的，也是一定得去的。
二戰
主席的分析確實如此，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之後，傷亡人數達到了2億，其中死亡人數更是佔到了35%，中國的傷亡人數更是達到了3500萬人，各個國家都處於休整的時刻，美國在二戰中雖然不是戰爭損害最嚴重的國家，但是日本在太平洋戰役中偷襲珍珠港，使城市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這也讓美國感受到了戰爭帶來的威力，更不用說蘇聯在二戰時期所帶來的創傷。在二戰期間，蘇聯的死亡人數大概是2660萬人，再加上受傷的人數，一共大概是2959萬人，戰爭帶來的經濟創傷也需要很長時間來恢復，所以說，這時候，比起發起戰爭，很多國家更願意修生養息。
二戰
經過討論之後，毛主席決定和周恩來等人一起乘坐飛機去重慶，在群眾的歡呼中來到了蔣介石在重慶的臨時政府，看到毛主席如約而至，蔣介石慌了，他沒想到毛主席居然真的來了，這下徹底打破了他想嫁禍中共的念頭，只好熱情地接待了毛澤東，並和毛主席一起洽談“和平談判”的細節。在會議上，由於蔣介石一口斷定毛主席不會來重慶，國民黨就連“和平談判”的相關文書都沒有準備好，用的還是中共自己帶來的，這讓蔣介石很是尷尬，生怕毛澤東能夠看透自己的小心思，然而蔣介石的小心思，毛主席早已是心知肚明，只是不願意戳破罷了。
毛澤東在重慶
在重慶談判順利進行的時候，中央的工作，毛主席也提前做了部署，為了自己在這場談判能夠凱旋歸來，在來重慶之前，毛主席就意識到了一個問題，他和周恩來離開之後，五人團就變成了三人團，這次去重慶不知道蔣介石會讓自己停留多久，如果時間一長，中央後方的決策問題一定會受到影響，誰能接替毛主席和周恩來的工作呢？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召開了會議，商量了“候補書記”的事，在劉少奇等人的推薦下，陳雲和彭真成為“候補書記”的最佳人選。
提到這兩個人我們可能會有一絲絲陌生，但是兩個人都革命先鋒隊中的一員，一直和革命發展同進退。彭真是一個老資格，1902年，彭真出生在山西省曲沃縣的一個農民家庭，童年的生活很艱難，但是從未放棄過讀書，1922年考進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在學校裡學習認真，踏實肯幹，同時還經常參加學校內外的愛國運動，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中學畢業之後，國內恰逢國民大革命，於是在學校校長的引進下，先後擔任了中共太原支部委員、書記等職位，組織了多場工人運動。
彭真
1924年國共合作，一直同國民黨黨內的右傾主義作鬥爭，在國共合作失敗之後一直致力於工人和學生的群眾運動，在石家莊正太鐵路擔任秘書，繼續領導工人運動，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1929年，由於叛徒的出賣，他被國民黨被捕入獄之後，在經歷種種酷刑之後仍然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出自己的身份，彭真用自己的痛苦，減少了黨的損失。在獄中，他秘密組織黨支部，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在國民黨的監獄裡宣傳中共的思想，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出獄之後，彭真領導組織各界開始了抗日民族的救國運動，直到1936年春天，彭真遇到了時任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他的命運開始有了新的改變。
工人罷工
一直以來彭真都是救國運動的先鋒者，是組織人民群眾的一把手，但是自己從來沒有在黨內擔任重要的職位，和劉少奇認識之後，彭真的革命工作路線受到了巨大的變化，彭真開始進入到了中央區，由於劉少奇是白區的領袖，他在蘇區也幹過幾年，有著雙重身份。於是他就派彭真以主席身份率白區代表團參加會議，會議結束後，彭真成為大會主席團的成員，在劉少奇的介紹下，彭真見到了毛主席，作為國內的愛國分子，彭真見到毛主席之後的心情可想而知。
七七事變之後，華北成為抗戰鬥爭的最前線，八路軍進駐華北地區，開闢了很多根據地，但是根據地缺少幹部，於是中央就打算從一些年輕的黨員中提拔一部分人到根據地，於是劉少奇建立的幹部隊伍正好派上了用場，彭真就被劉少奇派到了晉察冀根據地，擔任晉察冀分局書記，當時晉察冀根據地是華北地區最大的根據地，彭真的上級是聶榮臻，劉少奇把彭真派到根據地裡來，是因為彭真大部分都是在城市做工作，很少有機會能到農村裡，這次到晉察冀，可以有效地補短板，更好地為中央工作。
七七事變
在晉察冀根據地的那段時光，是彭真成長最快的日子，他雖然不能和聶榮臻一起帶兵打仗，但是他在後方的工作卻做得很好，比如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以及通脹區方面的工作，制定各項金融政策等等。
1941年，彭真受命到延安參加七大，因為七大的延期就留在了延安，先後擔任了延安黨校的副校長、校長，在延安和晉察冀的學習時光，使得彭真的群眾之間的工作越做越好，也慢慢進入到了中央中局，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為了中共中央的“候補書記”。
而陳雲的經歷更是有趣，陳雲同志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擔任了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歷經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關鍵時期，在遵義會議上，陳雲更是態度鮮明地支援毛澤東的軍事主張，是黨忠實的追隨者。
陳雲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裡，在四歲的時候就成了孤兒，被舅舅養大，從高小畢業之後，就進入社會謀生路。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當時陳雲是在商務印刷館當徒弟，後來印書館爆發了工人起義，陳雲也參與其中，之後又加入了共產黨，在江蘇青浦地區從事共產黨活動，擔任青浦縣委書記。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並不是陳雲第一次成為“候補人員”，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四中全會上，他都被選為中央的候補委員。1933年陳雲也加入到了革命根據地工作中來，做根據地的群眾工作和黨建工作，直到1945年，陳雲被選為中央替補書記。
陳雲晚年
正是兩個人相似的經歷，於是他們就被選舉為中央候補書記臨時接替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工作，在毛主席去往重慶的那段日子，陳雲和彭真加入了“五人團”的工作，由於二人在黨內有著多年的工作經歷，在擔任代班書記的那段日子裡，二人的工作水平得到了黨內的好評。
1949年，時任中央五大書記的任弼時突發重病，在醫院裡一病不起。一年之後，任弼時英年早逝，中央五大書記的位置再一次空缺，於是在黨中央的商討之下，決定從彭真和陳雲二人中選擇一個來填補五大書記的空缺，在多方的討論之下，最終選擇了陳雲當選為中央五大書記之一，完成了由“替補”到“轉正”身份的轉變。彭真在建國之後，長期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對北京的城市建設和管理做出了貢獻。
當下，我們作為後來者，看待“候補書記”這一決策時，仍然對毛主席的智慧感慨不已，那種身先士卒，將國家命運放在之前，將自己的命運棄於身後的精神值得我們去讚賞，同時彭真陳雲二人能夠臨危受命，兢兢業業令人感動。不管是戰場殺敵的將士，還是在後方根據地工作的幹部，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人，為中國革命前仆後繼，我們才擁有了這樣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