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是形塑未來世界格局的主導因素嗎？
——“文明衝突”與形塑世界格局的主導因素（3）
當我們認真考察歷史上大變局時代形塑世界格局的因素時，就會發現，文明衝突並不是主導性因素——儘管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持續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推演到歷史的極致。這是形塑歐洲和中東地區格局的重大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典型的文明衝突。
然而，歷史不容細看。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形塑當時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並影響深遠的是十字軍在1204年攻打、佔領並殘忍洗劫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城市——君士坦丁堡。當學者們拋開情感因素，分析“十字軍東征”的原因時，發現對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追逐，是導致“十字軍東征”的主因，而宗教因素僅僅是為了實現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便利的動員工具。
如1095年第一次東征的早期，十字軍沿著萊茵河一路殺害掠奪猶太人。當然，他們也有自圓其說的理由：猶太人的錢可以用來資助十字軍收復耶路撒冷。用現代人的話語來解釋，可以理解為：只要政治正確，採取什麼樣的手段都正確，也都不為過。這是當今國際社會上一直存在著併為少數利益集團利用的一個荒誕的邏輯。
在古代歷史上，形塑歐亞格局的大事件當屬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所率領的蒙古大軍征服歐亞大陸。假若從文明衝突的理論框架解釋此事件，可以說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原始的薩滿教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的衝突。然而，這種牽強附會的解釋顯然是不可能被絕大多數學者和社會主流輿論所認可。
不能否認，文明之間衝突的案例在這個形塑世界的大事件中有可能存在，但從整體上來說，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小機率的偶然案例。
歐洲的文藝復興和科技引領的工業革命，是主導近代以來歐洲和世界格局變遷的關鍵性因素。從衝突的角度來看，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儘管其中也摻雜著文化衝突的因素，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猶太人的迫害，但主基調卻是西方文明所造就的國家之間的大屠殺。主導性的誘因是對世界資源的掠奪，因分配不公導致狗咬狗式的衝突。
冷戰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戰鬥，則與文明的衝突無關：這兩種意識形態，都是由西方主流文化所孵化出來的，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嚴重的對立和衝突。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歷史上，文明內部的衝突，遠遠比文明之間的衝突慘烈，對世界格局的形塑發揮的作用也比較大；文明衝突在形塑世界格局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輔助性因素——作為身份認同的便利工具，起著標籤性的作用。一些政治勢力（國王、宗教首領、政黨、政治集團等）藉此動員和整合社會力量，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能否認，有的文明之間的衝突，曾十分慘烈，在形塑世界格局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文明之間衝突的強度和烈度，是由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因素所決定。特別是占主導地位的文明主體即國家、社會等，是取向於零和博弈還是非零和博弈，是否進行溝通、交流與交融，決定了衝突的強度和烈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