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鄭成功是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但有趣的是，在我們的鄰國日本，鄭成功同樣享有盛譽，還是很多日本文人熱捧的物件。

電影《英雄鄭成功》裡的鄭成功

那麼問題來了，日本人筆下的鄭成功，身上有著什麼樣的“特質”？他們“尊崇”鄭成功的背後，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鄭成功和“和藤內”

最早為鄭成功打造“個人IP”的日本人，是生活在江戶時代，有著日本“莎士比亞”之譽的戲劇家近松門左衛門（1652—1724）。由他創作的淨琉璃劇《國性爺合戰（1715）》，創造了在大阪竹本座劇場連續上演十七個月的驚人記錄。

《近松門左衛門選集》中文版

實際上，劇中的“和藤內”，就是“日本化”的鄭成功——他的父親是明朝大臣鄭芝龍，母親是日本人田川氏。

“和藤內”的形象設定，兼具日本（“和”）與中國（“藤”與“唐”的發音相同）的寓意。儘管“內”字在日語中讀作“ない，翻譯成中文為“不是”，即“和藤內”有“非和人非唐人”之意。不過，這更像是作者的欲蓋彌彰，同“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性質類似。

在《國性爺合戰》中，和藤內是與武士楠木正成（1294？—1336，和真田信繁、源義經並列為三大“末代”悲劇英雄）齊名的英雄。在甘輝（？—1659，鄭成功部下，抗清將領）、吳三桂等人的配合下，多次與韃靼（清朝）“合戰”，最終成功攻克南京城，驅逐“韃靼王”，保住了“大明江山”，彰顯了自己作為“日本英雄”的風采。

日版《國姓爺合戰》表演現場

就拿第二幕“（和藤內）千里竹林虎退治”的劇情來說：

和藤內在與老虎搏鬥前，母親“鼓勵”他： “和藤內，你出生在神國，身體髮膚都受神明保佑。不要害怕畜類，離開日本前，我已在五十鈴川祛穢，請了伊勢神宮的御祓，天照大神的神威會保佑你的。”

在（日本）神明的保佑下，當和藤內將護身符指向老虎時，老虎立刻俯首帖耳，“如同天之斑駒（日本的神馬）一般順從”。眾所周知，老虎是生活在中國的猛獸，和藤內在日本神明的“保佑”下征服老虎，無疑表達著 “征服中國”之意。

和藤內“伏虎”

在征服老虎後，和藤內又與前來搶奪老虎的韃靼兵發生了衝突。在殺死韃靼軍首領安大人後，他一邊撫摸著老虎的背部，一邊對安大人的手下說：

“你們侮辱日本人，說它是小國；日本人的大能，這回你們見識了吧，連老虎都害怕！我乃傳說中的鄭芝龍老一官之子，日本九州平戶生人和藤內，邂逅了先帝的皇妹栴檀皇女，為報答三世之恩來到父親舊邦，前來治理國家之亂。”

在降兵們表示歸順後，和藤內命令道：“既然成為了我的兵，就剃成月代頭（日本武士的固定髮型），穿上元服（日本成年男子的標準服飾），名字也改了吧。….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出生國的名字。”

和藤內的浮世繪形象

縱觀整部《國性爺合戰》，被和藤內“降服”的部下來自亞洲各地，如漳州（中國福建）忠左衛門、東浦寨（即柬埔寨）右衛門、呂宋（菲律賓）兵衛、東京（越南）兵衛、暹羅（泰國）太郎、莫臥爾（印度）左衛門、咬留吧（爪哇）太郎兵衛、聖多默（印度）八郎等。在和藤內的要求下，他們都剃月代頭並穿上了元服，彰顯了日本徵服全亞洲的野心。

在《國性爺合戰》之後，近松門左衛門又創作了《國性爺後日合戰》和《唐船噺今國性爺》，合稱“國姓爺三部曲”。

浮世繪中的和滕內和家人

截止至明治維新前，日本國內不僅湧現了大量《國性爺合戰》的改編劇，不少日本文人也極力強調鄭成功的“日本血統”。

儒學家朝川善庵（1781—1849）在自己所撰的《鄭將軍成功傳碑（1850）》中，不僅將鄭成功視為“吾大東日本之人”，並熱情洋溢地讚許了他驅逐臺灣荷蘭殖民者的壯舉：“成功使人告知曰，臺灣即先人故地，當歸於我，若珍寶，不急之物，聽汝悉載去，荷蘭乃降。成功既有臺灣，改臺灣為安平鎮，以赤崁城為承天府，總名曰東都，設府一曰承天，縣二曰天興、曰萬年。”

不過，碑文結尾的內容，一下子變得微妙起來：“鄭氏自成功初起……明末之亂，清兵百萬，乘運亂入中國，當此時，世臣名家，屈膝乞降，辮髮自甘，不知愧也。成功獨處孤島，存故國衣冠於海外，奉其正朔。以恢復為任，雖志不遂，而三十八年之久，猶保明統於不絕矣，是不謂義乎？ 又可不謂勇乎？ 吾乾齋公勇乎見義而為之，故以成功有勇有義，不愧其為日本人….謹作鄭將軍成功傳碑。”

可見，相比於對鄭成功的評價，朝川更津津樂道於鄭成功的“日本人身份”。換言之，在朝川看來，鄭成功之所以“有勇有義”，“皆由其日本血緣所致”。

另外，在川口長孺（1772—1835，歷史學家和醫學家）的《臺灣鄭氏紀事》（1828）等人的碑刻作品中，皆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位於日本平戶的“鄭成功故居”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日本人如此主動找鄭成功“攀親戚”？簡單說，就是日本對中國的認知，發生了顛覆性變化。

1644年，崇禎帝自殺，滿洲入主中原，開啟了對中國的統治。一直實行鎖國政策的德川幕府，不僅對中國的政治局勢抱以持續關注，還加緊了對相關情報的蒐集與調查工作（拓展閱讀：一文概述：明朝滅亡，到底冤不冤？）。

1732年，幕府儒官林春勝、林信篤父子將所收集的情報彙總成冊，命名為《華夷變態》。其序言如是寫道：“崇禎登天，弘光陷擄，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反映了日本社會華夷觀念轉變的現實。

《華夷變態》封面

滿洲入關前，日本尚且認同明朝為“中華”；伴隨著明朝的滅亡，日本的知識分子們認為“中華淪為夷狄”，“華夷關係易位”，這也是《華夷變態》書名所蘊含的思想心態。與此同時，日本認為中國已“華夷變態”，只有自己才能代表“中華”，對中國也產生文化層面的“優越感”（拓展閱讀：清軍入關後，朝鮮人是如何評價中國的？）。

於是，以儒學家山崎暗齋（1618－1682）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開啟了對中國儒學的批判；以賀茂真淵（1695—1769）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同步開啟了對“國學（日本文化）”的大力倡導——以上種種，都是江戶時代日本”輕視“中國的具體表現。

拓展閱讀：從“脫亞入歐”到“普通國家”，小議日本“國家形象”的演變

推翻幕府，開啟明治維新

2）日本和臺灣“共享”的英雄

明治維新後，日本實行“脫亞入歐”政策，最終走上了積極尋求對外擴張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拓展閱讀：東瀛志：近代的日本天皇，說話到底“算不算”？）。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開啟了對臺灣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殖民統治。一直為日本搖旗吶喊的文人階層，極力將鄭成功塑造為“日本英雄”，並以此強調對臺灣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日本平戶“鄭成功故居”內的鄭成功母子雕像

1895年10月，丸山正彥所撰《臺灣開創鄭成功》正式出版。他在序言中如是寫道：“鄭成功將軍懷著遺恨而終，我日本仁義之師與清朝抵抗，終於迎來媾和修好的結局，整備善鄰舊交，將軍終焉之地臺灣歸入其生國日本的版圖。平定匪徒指日可待。如今將軍在天之靈定會無比欣慰，定會感激我日本大君的皇恩。”

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書出版之際，日本已獲得了臺灣的殖民統治權。因此，丸山正彥才會說“將軍在天之靈定會無比欣慰”，“定會感激日本大君的皇恩”。

日本開啟侵略中國之路

實際上，在鹿島櫻巷的劇作《國性爺後日物語》中，這種侵略邏輯同樣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該劇開篇寫道：“鄭成功傾注心血的臺灣，已經歸入我日本版圖。對臺灣有巨大功勞的鄭成功，自然是我日本的豪傑。成功在天有靈，得知日本奪取了臺灣，日本的豪傑想必在地下也瞑目了吧。”

該作品出版的1914年，正值愛國婦人會臺灣分會成立五週年之際（拓展閱讀：東瀛志：“大東亞聖戰”陰影下的日本婦女，要不要為戰敗負責？）。這種喪心病狂的觀點，一定程度上是彼時風行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想的具體體現。

愛國婦女會的早期“會員”，以皇族和上流階層女性為主

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後半葉。1893年，政治活動家樽井藤吉（1850—1922）在《大東合邦論》中指出，面對西方列強對亞洲的滲透和侵略，東亞應該實現“以日本為首的一體化”，即日本與中國“聯合”，與朝鮮“和邦”。

這種“一家獨大式”的“聯合”思想，後來衍生出了“東亞同文同種論”，最終成為了“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論源頭。

日本憲法的頒佈（東京都立圖書館），預示著“明治維新”劃上了句號

在“大亞細亞主義”思想指導下的所謂“大東亞戰爭”，第一步是侵佔朝鮮，第二步是發動中日戰爭，進而臺灣的統治權。日本人認為，侵佔臺灣不僅是為了拯救中國，更是為了“不讓帝國主義列強插手亞洲”。

日本作家西川滿（1908—1999）在1940年發表在雜誌《文藝臺灣》上的小說《赤崁記》，就淋漓盡致地表現了日本政治意圖。

該小說的主人公，是鄭成功之孫（鄭經庶出長子）鄭克臧（？—1681）。相傳在鄭氏子孫中，他是一位頗有“鄭成功遺風”的治世之才，也是鄭經指定的“延平王”繼承人。但在鄭經去世後，鄭氏政權內部圍繞繼承人問題發生了政變，鄭克臧被指為“螟蛉之子”而遭奪監國職位，後被殺害。

鄭經（1642—1681），福建省泉州府人，鄭成功長子，臺灣明鄭時期的統治者，襲封其父延平王的爵位

不過在《赤崁記》的中，鄭克臧非但不是“螟蛉之子”，並一直以“身上淌著日本人的血”為榮。書中如是寫到：“幼時曾經常聽祖母講述祖父成功的義烈、勇武。祖父的母親是日本人，據說這也是祖父引以為自豪之事。在我這五尺之軀中，無疑也流淌著日本人的血。擁有日本血統的我，應該勇於向南方開拓。….現在我擁有艦隊，若奪取安南，那裡可作為國防第一線。消滅與西班牙聯合的荷蘭以及清朝之後，以這裡為基地，前後夾擊可將西班牙佔領的呂宋納入我的版圖。那時，地下的祖父定會莞爾一笑吧”。

西川滿將鄭克臧設定為小說主人公，可謂極具小心思。在西川看來，臺灣就是中國的“螟蛉之子”，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不僅契合了“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內涵，更表達了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正統性。

日本侵佔臺灣澎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僅視鄭成功為“民族英雄”，還為其建構了“臺灣英雄”的形象。考慮到當時“臺灣被日本殖民”的現狀，對鄭成功的人設打造，無疑蘊含著“教化臺灣民眾”的目的。其中，對臺灣本土青少年的同化教育，最具影響力和殺傷力（拓展閱讀：讀書筆記：“滿洲國”的教科書，是如何給年輕一代人洗腦的？）。

首先，鄭成功的故事以小說和繪本等形式，在青少年讀者中廣泛傳播。1898年，著名小說家幸田露伴（1867—1947）面向青少年的小說《鄭成功》問世。小說開篇即以鄭成功“慷慨壯烈，真正具有日本武士之風”的論調，強化了具有“（日本）武士精神“的鄭成功形象。

1939年，繪本《國姓爺合戰: 和藤內物語》出版。該繪本在深度參考《國姓爺合戰》內容的基礎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述了“和藤內”的故事。當然，“和藤內”所效忠的“國”，無疑是指日本治下的臺灣乃至日本。

鄭成功到臺灣後所繪畫像，臺灣博物館藏

其次，鄭成功的故事被編入臺灣公學校的教材。在1901年臺灣總督府編纂的《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中，《鄭成功》被寫入了該教材。

為什麼將鄭成功“納入”臺灣教科書？曾擔任臺灣公學校教諭（教師）的高崗武明認為：“考慮到臺灣人讚賞鄭成功的偉業，尊敬鄭成功，那麼大肆鼓吹臺灣人的祖先並非清朝臣民，則臺灣人定會產生服從的意識”，“對臺灣青少年的教育理念，不能僅停留在穿日本的服裝和說日本的語言上，還應該從內部精神進行同化....採用鄭成功故事....也是精神同化的過程，即養成‘愛國心’的一個重要環節”。

由此可見，將鄭成功編入教科書的舉措，是日本為了對臺灣進行文化殖民所進行的“量身定製”，意在從精神層面同化臺灣民眾，“心甘情願地接受日本統治”。

《繪本國姓爺忠義傳》封面

除了將鄭成功的故事編入教科書之外，官方還創作了“鄭成功頌歌”，並要求在各級學校傳唱，其歌詞內容如下：

讚歎勇敢國姓爺，不滅勳業鄭成功，父親之名是芝龍，母乃平戶田川氏。

朱氏命運既傾頹，中原大地為沉淪，開闢南邊荒陬地，保全僅有之義軍。

終究大廈已腐朽，一木如何得撐支（即中國）？ 敵軍巨浪逆捲來，痛擊攻破南明師。

鄭氏獨得以身免，募軍抗敵不忘辱，即便社稷已傾倒，不應僅食首陽粟。

鄭氏奮起率義軍，貯存兵器與糧草，驅逐趕走紅毛人，舟師橫渡臺灣島。

哀哉蒼天對斯人，命如一瞬之日暈，十又七年艱與難，皆成幻泡了無痕。

誰言志業終難逐，明治聖代光輝中，君之偉業得昭顯，開山神社月色清。

這首頌歌讚揚了鄭成功的豐功偉業，慨嘆其面對南明王朝的沒落“一木如何得撐支”的境況。鄭成功字“大木”，以“一木”指稱鄭成功，有著“雖大木亦難獨撐”之意。如今“明治聖代光輝中”，鄭成功的遺志最終在日本人的主導下“實現”了。

在電影《英雄鄭成功》中，鄭成功的母親一出場就是典型的“日式打扮”

總而言之，日本知識分子對鄭成功“日本英雄”和“臺灣英雄”的形象建構，意在強調“臺灣屬於日本”的認知，也是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思想的具體呈現。

3）為什麼是鄭成功？

為什麼日本人會選擇鄭成功？原因無外乎有以下幾點：。

首先，鄭成功“反清復明”和“收復臺灣”的英雄事蹟，與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黑船事件”爆發後，日本面臨著內憂外患的不利局面。於是，志在圖存的武士階層將“尊王”和“攘夷”結合起來，爆發了“尊王攘夷”運動。“尊王攘夷”思想的本質，是“日本至上”的“皇國史觀”。

明治維新開啟後，“皇國史觀”逐漸演變成為蘊含著“大亞細亞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殖民擴張思想（拓展閱讀：東瀛志：為什麼日本武士“愛”切腹？）。

日據臺灣時期，日本對臺灣實行同化政策，不僅向臺灣民眾灌輸所謂“忠君愛國” “義勇奉公”精神的《教育敕語》，還試圖命臺灣民眾尊崇日本天皇。值得一提的是，鄭成功反抗滿清、光復明朝、收復臺灣的事績，正好迎合了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

日據時代留下的石制鳥居

在《國性爺合戰》中，清朝的形象就頗為“不忍直視”：“大明國興三皇五帝禮樂，知孔孟儒教，尚五常五倫之道。天竺講佛教因果崇尚斷惡修善。日本也有正直中常的神明之道。韃靼無道無法，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欺強凌弱。不分善惡愚（昧）智，形同畜類的北夷狄，就是所謂的畜生國。”

近松門左衛門將日本與中國明朝、印度相提並論，將清朝（韃靼）視為“無道無法的畜生國”，不僅體現了日本從文化角度“區分華夷”的觀念，並彰顯了自己在文化上的先進性。

對於明朝而言，滿清是夷狄；對於臺灣而言，荷蘭也是夷狄。鄭成功反清復明和收復臺灣的壯舉，無疑是“尊王攘夷”思想的翻版。也正因如此，日本文人對鄭成功形象的再造，得到了日本國內熱烈的反響和共鳴。

日本長崎平戶市千里濱的鄭成功兒誕石

其次，日本人利用鄭成功的所謂“日本血統”，宣揚日本殖民臺灣的正統性。

在為鄭成功“打造IP”的過程中，日本文人都會著重強調“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為日本人”，“鄭成功出生於日本”，從而讓讀者下意識地認為“鄭成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

如學者齋藤正謙（徳藏）在《海外異傳》如是寫道：“鄭大木之王臺灣，亦我皇國之餘烈”，“鄭大木慷慨唱義，招頹日於虞淵，以孤兵當勃興之敵，百折不撓，有我楠中將之風。及其子孫，奉正統於一隅數十年，亦與楠氏相類矣。蓋孕我東方之精故歟”？

另外，鄭成功拒絕隨父降清之事，也成為了日本文人將之視為“日本英雄”的口實。換言之，驅逐荷蘭殖民者、開拓臺灣的功績，就是“日本人的功績”；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本質就是在“慰藉國姓爺的在天之靈”。

位於廈門鼓浪嶼的鄭成功雕像

第三，日據臺灣時期，臺灣人對鄭成功的宗教信仰已經形成。

清朝時期，臺灣人為表達對鄭成功的敬仰之情，一度私建“開山王廟”祭祀鄭成功，並尊其為“開臺聖王”。1874年，受到“牡丹社事件”的影響，福建船政大臣巡臺使者沈葆楨奏請清廷，公開為鄭成功賜諡並專門建立祠堂供奉祭祀。

1875年，清廷從鄭成功的故鄉福建採購了大批建築材料，在原有的開山王廟的基礎上，興建了具有福州建築風格的延平郡王祠。

位於臺灣的延平郡王祠

日據臺灣時期，為了同化臺灣民眾，臺灣總督府將“鄭成功”納入到了日本的“神道體系”。1897 年1月13日，拓殖省批准臺灣總督府的申請，將祭祀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改為“開山神社”。

不過，時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1849—1912），在上書拓殖省的的表述中，表達了自己的意見：“鄭成功此人為恢復明朝，舉兵作戰失利，遂佔據本島，雖可謂為明朝之一忠臣，然尚且不能以我帝國之忠臣稱謂，且乎其母雖亦為我帝國之臣民田川氏，然此亦不過僅與我國有點淵源，是以倘若祭之以國幣社，則可謂破例之大矣。”

在乃木希典看來，鄭成功是中日混血兒，並非“純正的日本人”，因此不該享有神聖的日祀，這與文章中日本文人們的表述可謂大相徑庭。不過這也從側面看出，日本對鄭成功形象的種種建構，本質只是為了方便殖民臺灣而已。

日本佔據臺灣時期的“開山神社”

4）結語

日本人主動找鄭成功“攀親戚”的行為，本質上是在為其對外擴張做“文化背書”；很多對鄭成功事蹟的描繪，背後都隱藏這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可不謂居心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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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概之，鄭成功的反清復明活動和收復臺灣的功績，與日本走向殖民擴充套件的“尊王攘夷”思想“無縫契合”；透過對鄭成功“日本血統”的刻意強調，以達成對臺灣殖民統治的合法化；利用臺灣人對鄭成功的宗教信仰，又實現了對臺灣民眾的潛意識同化。這無疑再次印證了那句老話：一切歷史，實際上都是當代史。